“铁姑娘”真的过时了么?

　【摘要】“铁姑娘”黯然失色过程，和资本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以及知识阶层对劳动工农的抛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铁姑娘” 历史实践的否定，大部分来自文革后的男性和年轻女性知识分子，而甚少有人从“铁姑娘”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个体经验。农村的很多妇女，鼓励她们走出 家门去生产、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难忘、快乐的体验。

　　(图片来源：网络)

能吃苦不怕累的“铁姑娘”曾是中国社会女性形象代表

　　说起“铁姑娘”，如今的90后、00后们可能觉得格外陌生。但对于已经花甲之年的50后长辈，“铁姑娘”却是最鲜明的时代标记，刻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性别观念和审美。

　　“铁姑娘”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国家动员农村和城市的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时间，涌现 出大量妇女积极分子，人们把这些干活不怕苦、不怕累的农村未婚女青年，称为“铁姑娘”，这个词和“铁老太 ” ,“ 铁大嫂”，“ 穆桂英”，“花木兰”等一起，登上《人民日报》的报道，逐渐流行开来。

　　当然，人民对“铁姑娘”形象最典型的记忆，恐怕要属郭凤莲代表的大寨“铁姑娘”们。1964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和其他 同龄的二十多个女孩组成“铁姑娘”队投入农忙劳动高潮。她们不但能够和男青年一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还曾单独超额完成割蒿十万斤的光荣任务，帮助大 寨夺取了大丰收。1965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文章《大寨精神 大寨妇女》对她们高度赞誉，使郭凤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革中，大寨的“铁姑娘”和大庆油田的女钻井队，人民公社的女拖拉机手、“飒爽英姿的女民兵”等一起，被树立为革命妇女楷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

文革结束，“铁姑娘”开始被厌弃，成为男人不敢喜欢的女性

　　然而，风光一时的“铁姑娘”，在今天却已经被人遗忘。即便是那些还记得这个词的人，想起她，那感觉恐怕也是尴尬多于喜爱。对“铁姑娘”的集体性遗忘，要从文革结束时说起。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流行的伤痕文学，不乏从第一人称视角，描述那个年代对女性特征、爱情与性的压抑。在很多当年的知青看来，“铁姑娘” 代表“男女都一样”的激进议程，罔顾妇女的生理局限和个人意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牺牲很多妇女的健康，是毛时代高压政治的产物，必须被扔进历史垃圾 堆。

　　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化，也表达了人们从情感上对“铁姑娘”的厌倦甚至恐惧。

　　1979年，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里，就曾传神地描述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铁姑娘”的印象：

　　姜昆：“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李文华：这是大姑娘?

　　姜昆：这是二郎神。这样的姑娘你敢喜欢吗?

　　可见，从那时起，“铁姑娘”就已经被认定是男人不敢喜欢、不受欢迎的女性。这样的大众流行文化，凸显了男性主导的审美价值观：女人没有“女人”味儿，不像女人，不温柔，她们变得粗糙，这是违背“人性”的。

　　对“铁姑娘”的摒弃，不仅仅是一种对革命厌倦的副产品，也不见的是老百姓完全“自发”的情感。“铁姑娘”黯然失色过程，和资本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以及知识阶层对劳动工农的抛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女生、作家张蔓玲提出，停止把女性身体当做劳动力来看待，要重塑“东方女性美”。她反对文革中那种男性化的女性形 象，认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牺牲了人们的个人幸福，现在需要重提女性美，把人性、情感，和幸福感，带入新的政治议程。女大学生应该作为全国女性的模范，把自己 培养成美丽、聪明、温柔的女性。女性一方面要进步，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美德。

　　张蔓玲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对于女性的审美，在文革之后，从国家生产动员的视角，切换到精英男性对女性的消费视角，否定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存 在，强调性化的女性身体，以及作为男人审美客体的功能。这样的观点，从张蔓玲这样有知识的年轻女性口里说出来，说明这种观念早在80年代初，已经成为社会 主流，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中国女人以城市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为首，在市场经济、商品化大潮的配合下，用化妆、美容、整容、流行服饰消费的手段，成功地把 自己的身体锻造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新女性的理想形象，是白天妆容精致的办公室白领丽人，晚上回家系上围裙、温婉贤淑的家庭主妇。而那些农村妇女和城市 边缘的打工女性、老年女性，因为没有金钱和时间去按新的审美打造自己，而渐渐成为新时代里“土气”的“大妈”，成为各种相声、小品里，被奚落、嘲讽的对 象。

　　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之下，那种“擦去性别标记”，要求跟男人一样去劳动、去斗争的“铁姑娘”精神，越发显得可笑、荒唐、格格不入。最近，作家韩少功在新作《暗示》中就表达了他对“铁姑娘”的怜悯：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掏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

　　“比农民还农民”的铁姑娘，又脏又累的铁姑娘，代表了知青与工农结合的铁姑娘——注定要被改革开放、全球资本的滚滚大潮抛开，直至完全遗忘。

对许多“铁姑娘”们来说，走出家门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体验

　　然而，我们对“铁姑娘”及其背后性别政治的认识，并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和怜悯这一层。

　　金一虹教授的《“铁姑娘”再思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和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的研究都认为，“铁姑娘”女性形象的树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有着积极意义。它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对促进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就业有一定积极作用。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对“铁姑娘”历史实践的否定，大部分来自文革后的男性和年轻女性知识分子，而甚少有人从“铁姑娘”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个体经验。金一虹老师通过对“铁姑娘”们的访谈发现，虽然那个年代，体力上受累吃苦，但精神上有一种荣誉感和满足感。因为，在鼓励“铁姑娘”的年代，一个平凡、普通的年轻女孩，可以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政治上追求进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奖励。农村的很多妇女，也认为“大跃进”时，鼓励她们走出家门去生产、跟男人比成绩，是一生中最难忘、快乐的体验。

　　这种通过劳动来争取更多空间、资源的女性体验，在今天这个越发“拼爹、看脸”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客观地来看“铁姑娘”问题，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它无视性别差异，让人过度劳动的一面，也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历史情境中去 考虑。铁姑娘们不是傻子，不是疯子，她们在时代能给予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和空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传统性别桎梏，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铁姑娘”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她虽然指出一条“不靠脸、不靠爹”的路，但却几乎是唯一一条路。这一模式拒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心理差异。不过，看待所谓“生来的体质差异”，我们也要小心，不可跌入性别二元对立的陷阱。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有没有Y染色体（通常是生理上是否为男性的标志），只是解释体能、体力、耐力差异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女性整体上显得体力不如男性，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里，对女性的束缚和规训也有关系。而在个体层面，我们生活中，也经常见到见体力差、不爱运动的男性，和反过来体力非常好的女性，因此皆不可一概而论。

　　这一点，在“铁姑娘”时代，也得到很好的印证。很多“铁姑娘”回忆，当她们成立女子队，分开来跟男人比干活时，她们发现，同等时间、同等人数，姑娘队干的农活，比男性还多、还好。另一方面，别说是女人受不了重体力活，就是男人，又有几个能成为“铁人”王进喜? 在任何情况下，拼命的、做粗活重活的，都只能是少数。

今有“女汉子”过去有“铁姑娘”，女人是可以千姿百态的

　　为“铁姑娘”鸣冤，是想问：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女人可以不必“像女人”，可以有在今天看来，都非常解放的性别认同?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孩被化妆品包围，拼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软妹”，去追求和男友之间的“最萌身高差”，生怕自己的女性柔美气质不够突出。

　　有人会说，但是今天也有“女汉子”啊?

　　诚然，“女汉子”本身的存在，说明今天有些女孩也不屑于服从男权主流性别的规训，在生活里展现出更多独立、自强、中性的气质。

　　但其实“女汉子”的说法，还是把人们观念里的所谓“男性特质”，作为一个潜在标准。女孩子一旦做出与这个标准吻合的行为，比如穿衣简洁休闲、运 动细胞发达、做事果断强悍等等，就立即被归类为“汉子”，而不再是一个“女人”。所以，虽然“女汉子”貌似在挑战单一的性別角色审美，但这个挑战还是在男 权设定好的框架內，是将女子与标准男性比照。

　　这样一种对男、女的本质化认识，极为不妥。 有肌肉、敢大胆发言、自己修灯泡、修电脑……这些优点跟是不是“汉子”没半毛钱关系。 女人之间千差万别，男人之间也千差万别。勇敢、独立、自信，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铁姑娘”到底过时了么?如果我们把“铁姑娘”理解成一种社会规范，要求每个女生都要拼体能、忽视自身特点，那这种千篇一 律、无视个体差异的议程，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铁姑娘”所承载的历史经验，当做对当下批判的一种思路、对未来想象的一种资源——认为“女人”不一定就要柔弱、妩媚，“姑娘”是可以千姿百态的，那么，“铁姑娘”的文化意涵，就没有过时。也就是说，对不同性别秩序和审美的想象，不应该过时。在新的时代， 我们应该继续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和想象场域。符合男权审美，绝不是女人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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