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弗·弗: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延续

作者:格雷弗·弗 来源:红色中国网 2015-12-15 2391

本文作者格雷弗·弗(Grover Furr)是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长 期研究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俄苏问题专家。他从1960年代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2007年赫鲁晓夫二十 大"秘密报告"发表50周年之际,格雷弗·弗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彻底颠覆了西方“主流”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 高度评价,不仅推翻了他们关于“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而且还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 由谎言拼凑而成”,而其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该书迅速成为俄罗斯畅销书,在此研究领域内引起巨大震动。格雷弗·弗 还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不容申诉!》等。

  格雷弗·弗教授近年曾多次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清华、北大等高校演讲。用详实的证据和自己长期研究的结论,揭露国际反共势力对斯大林的造谣污蔑,期待这段被反共人士扭曲的历史能够重写。

  格雷弗·弗教授也是《红色中国周刊》的读者,通过自 学中文直接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篇文章就是他概括总结了自己十部专著的研究成果,特意发给《红色中国周刊》的专稿。我们感谢格雷弗·弗教授的关 注和支持!同时也相信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红色中国周刊》广大读者、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定能从苏联和斯大林留下的革命遗产 中学到更多东西,通过汲取革命前辈的斗争经验来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延续

  格雷弗·弗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Stalin-era Soviet History.Grover Furr]

格雷弗·弗: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延续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起,约瑟夫·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就遭到了篡改。在尼基塔·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篡改内容传播得更为广泛且变得更具可信性。托派作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作家沿用了这些谬论。苏联解体后,大批苏联文献向学者公开,使得学者们可以明确且有效地反驳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谎言与谬论。本文即揭露了诸多受到众人甚至左派人士广泛认同的谎言。

自20世纪20年代起,约瑟夫·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就遭到了歪曲、捏造与篡改。1991年苏联解体后,众多曾经封存的重要档案得以公开。从这些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我们对"斯大林时期"的既有认知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是反共人士撒下的弥天大谎。

今天,我将要对我自己写就的十部书籍或者论文进行简要报告。这十部专著均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阐明了现如今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主流历史论断错得多么离谱。
一、斯大林与民主政治

2005年,我出版了由两部分构成的长篇著述《斯大林及其民主改革斗争》。书中谈到了斯大林为了将掌管国家的权力由苏联共产党交还给苏联人民而做出的努力。斯大林的意图在《苏联1936年宪法》中得到了最终体现,宪法呼吁实施平等、普遍、无记名和竞争性(这是中心问题)的选举。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遭到了苏共领导和中央委员会的诸多公开反对。竞争选举本被安排在1937年12月。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声音太过强烈,1937年10月11日(竞选开始前夕)竞选活动被迫取消。

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再一次试图复兴民主运动,但是同样以失败告终。有证据显示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想要在斯大林死后继续进行民主运动,这是他在1953年遭到苏共中央处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赫鲁晓夫的谎言

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实际影响而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算是20世纪甚或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描述成推行恐怖统治超过20年之久的残忍嗜杀暴君。该报告造成的直接影响是非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里约半数党员在两年内退党。

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对斯大林进行了更为恶毒的攻击,后来又有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的谎言添油加醋。在冷战时期,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等反共人士沿用了这些说法。此外,这些谎言还通过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理所当然相信赫鲁晓夫的"亲莫斯科派"(pro-Moscow)共产主义者而进入左翼话语。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执政期间,赫鲁晓夫的谎言被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历史学专家们进一步夸大。戈尔巴乔夫将更仆难数的反共虚假信息汇总在一起,为苏联重塑剥削行为并且最终放弃社会主义改革、重返掠夺性资本主义释放了意识形态上的烟幕弹。

2005-2006年,我通过研究写下了《赫鲁晓夫的谎言》一书。在书中,我首先理出了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的61条指控[其中有几条针对的是贝利亚(Beria)],然后通过已公开的苏联档案逐一分析每条指控,最后发现61条指控中有多达60条都可论证为不实,这让我吃惊不已。

赫鲁晓夫竟能随意捏造事实并且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被拆穿。这一真相说明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犯下的全部所谓"罪行"都应该得到仔细论证。
三、谢尔盖·基格夫(Sergei Kirov)谋杀案

1934年12月1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失业党员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Leonid Vasilevich Nikolaev)开枪射中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Sergei Mironovich Kirov)的后脑勺。尼古拉耶夫随后企图开枪自杀,但没有成功射中自己,反而昏了过去。

尼古拉耶夫起初似乎声称谋杀基洛夫一事是其自主自发行为。但一个星期未满,他就承认自己阴谋参与了反约瑟夫·斯大林、亲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igorii Zinoviev)(基洛夫前任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秘密小组。

通过对尼古拉耶夫招供的同谋者们进行审问,进一步指认出更多牵连者,从而获取了许多全面或者不全面的供述。谋杀案发生三个星期后,14个人被指控阴谋杀害基洛夫。他们于12月28-29日受审、判刑并且很快受到处决。

在此后的三年中,基洛夫谋杀案的重大意义逐渐显露出现。因为有线索将基洛夫事件的主谋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因此1936年、1937年和1938年发生了三次莫斯科"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1937年发生了针对军队领袖的"图晗切夫斯基事件"(Tukhachevsky Affair)。

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对基洛夫遇刺的官方版本提出质疑。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竭尽所能地搜寻斯大林是基洛夫谋杀案主谋的证据。苦于证据不足,他们最终定下了尼古拉耶夫单独行动的故事版本。但是,斯大林谋害基洛夫的消息仍在苏联内外广泛流传开来。

1990年以来,俄罗斯官方接受了尼古拉耶夫单独行动的观点,并且认为斯大林"利用"基洛夫谋杀案来陷害原有对手或者假想对手,逼迫成千上万的人坦白子虚乌有的罪行并且受到处决。

我所著的《谢尔盖·基洛夫谋杀案:历史、学术与反斯大林范式》一书已于2013年付梓。在书中,我尽可能客观地检查了所有的证据,在研究过程中带着适当的怀疑但是并未持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我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尼古拉耶夫绝非"孤独的刺客",1934年12月苏联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后续起诉也并无错误。尼古拉耶夫正是以季诺维也夫阴谋组织成员的身份刺杀了基洛夫。
内涵

赫鲁晓夫想要推翻当时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历史的权威论述,然后凭空捏造出全新的历史,将斯大林描述为陷害处决大批无辜党员的罪人。赫鲁晓夫很清楚,如果要对苏联历史进行彻底改写,就必须对基洛夫事件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读。

反过来也一样。对1934年12月基洛夫案被告的原始判决进行复原,可以发现几个阴谋反苏案(1935年1月,莫斯科中心审判;1935年,克里姆林事件;1936年、1937年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的被告很可能确实犯有罪行。因为三场"摆样子"审判和图晗切夫斯基案中的供词均牵连到列夫·托洛茨基,所以托洛茨基很可能确实有罪。同理,在未公开审判中被判刑或者处死的其他领导人也可能并未蒙冤。
四、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

《血腥大陆:希特勒与斯大林挟持下的欧洲》(纽约:Basic Books,2010)

2010年,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出版了《血腥大陆》一书。迄今为止,只有该书最成功地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等量齐观。该书在众多报纸和杂志上好评如潮,斩获诸多史学方面奖项并且被翻译成逾20种语言。

斯奈德少有关于纳粹的观点,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斯大林、苏联政策以及整个共产主义。他公开宣称纳粹杀害约1400万民众,而苏联也谋害了600万-900万无辜民众。苏联和纳粹的罪行具有诸多相似性。

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查阅了斯奈德书中与斯大林、苏联或者亲苏维埃共产主义者罪行相关的每一条脚注和参考文献。斯奈德的资料主要来自波兰和乌克兰,所涉书籍或者文章很难查阅。

我发现斯奈德所谓的"罪行"全都是不实的捏造。斯奈德常常故意曲解参考文献的原意。他还频繁引述波兰和乌克兰反共人士的二手资料为其谎言增砖添瓦。他所做的指控中没有一件是真实可信的。

斯奈德通篇的胡编乱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首先是他的书籍现在被视为权威著作,受到广泛引用。他在《血腥大陆》中"讲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事实真相。即更进一步讲,有一批极端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研究者在为斯奈德提供援助。斯奈德基本上是将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兜售"给英文读者。斯奈德本人倒是花费了多年时间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历史。

但是斯奈德无法找到任何关于苏联、斯大林甚至亲共产主义团体所犯"罪行"的真实证据!波兰和乌克兰这两个从苏联解体出来的国家对国内极端反共人士非常支持。反共人士既有档案可供查阅,又通晓东欧各国语言,照理说应该能够挖掘出斯大林或者苏联犯下的真实罪行一一只要罪行确实存在过。这恰恰证明了所谓"罪行"是凭空捏造的。

针对斯奈德的《血腥大陆》,我已于2014年9月出版了一本书,姑且命名为《血腥谎言》。
五、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

1980年1月,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公开了关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档案。不久之后,托派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就发现了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和父亲托洛茨基之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证明苏联内部存在着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对集团组成的反苏联盟。

与此同时,美国历史学家阿奇·盖提(Arch Getty)发现托洛茨基至少与拉狄克(Radek)、索科尔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柯伦泰(Kollontai)、李维诺夫(Litvinov)等人通过信。前三者曾是托派分子,后来公开改变了立场。盖提并未找到这些挂号信的原文,只发现了其收据。盖提认为托洛茨基档案已受到"清理",信件内容己被移走。其他材料也无疑遭到过清理。

"清理"此类档案的唯一原因只能是想要把可能会证明托洛茨基有罪、可能对其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材料移除出去。仅就托洛茨基向拉狄克写信这一件事而言,就能说明这些移除的信件至少可以证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撒谎。他声明自己从未与苏联内部反对派保持联系,但他自食其言;他还声称从未同意其支持者与其他反对派团体组成秘密联盟,但事实上秘密联盟确实存在。
六、托洛茨基与德日勾结的证据

我从五年前开始搜集原始资料,用以证明列夫·托洛茨基是否如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所示与日本和德国军阀进行勾结。2010年,我在网络杂志《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2009年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我用了很多篇幅对各种证据进行分析。现在,已有的全部证据应该经由某种解释整合起来。每个证据自然都能够根据不同的假设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但是只有下述两种假设能够对所有证据做出合理解释。

(1)托洛茨基确实与日本、德国勾结。

(2)所有相关证据都是斯大林,或者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领袖雅戈达(Iagoda)和叶若夫(Ezhov),或者三者合力伪造出来的。

第二个假设同样需要证据作为支撑证明在不同时期或者地点苏联内部存在对托洛茨基相关证据的伪造,并且这些证据的文献记录无法或者不得公开。

我专门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写了一本书,很快就会出版。在书中,我用了两章篇幅讲述杜威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众所周知,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研究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和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指控。杜威委员会最终完成了两份长篇报告,一篇是委员会听证会记录,题为《列夫·托洛茨基案》;另一篇是委员会对证据的研究及其结论,题为《无罪》!

我发现没有人根据后来公开的哈佛托洛茨基档案和苏联档案对杜威委员会的这两项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检验。尽管1991年苏联解体后,有多达十本托洛茨基综合传记面世。但是,没有一部传记对杜威委员会报告做过重新分析。此外,我还发现杜威委员会存在着诸多其他问题一一只要读者有心,这些问题早该在多年前就被察觉。

我将会在2015年出版一本关于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的著述,并将在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七、三次莫斯科审判

最新公开的证据可证明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告确实至少犯下了其所供认的罪行。"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确实存在,该联盟计划通过政变(他们称之为"宫廷政变")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七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该联盟确实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托派分子以及军队阴谋反苏者均与德国和日本勾结。万一"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就会在日本或者德国入侵苏联时通过效忠德日来夺取权力。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若干支持者直接参与了勾结德日的行为。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Ezhov)[1936-1938年底任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头目]同样参与了勾结德国人的行为。
审判供词是伪造的吗?

所有反共学者都空口无凭地默认这一问题。他们假设审判的供词受到篡改,却没有说明此假设从何而来。许多研究苏联历史的史学家都做了这个假设,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假设为真,甚至连一条相关证据都提供不出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莫斯科审判遭到伪造,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口述了他人事先编排好的供词。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供词经过捏造,反而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供词真实可靠。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了供词,编造了所谓的阴谋反苏联盟,那么证明供词真实的材料就可能经过了伪造。但事实是,审判造假的证据并不存在,供词未经事先编排的证据倒是垂手可得。

根据上述事实,任何秉持客观态度的称职研究者都不能对审判记录中的证据置之不理。
八、1937年夏至1938年秋的"叶若夫时期"或者"大清洗时期"(the Great Terror)

2004-2005年,我写了由两部分组成的《斯大林及其民主改革斗争》。此后,涉及反对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三次莫斯科审判,军队肃反(即"图晗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随后"叶若夫时期"的大量证据陆续公之于世。因为罗伯特·康奎斯特在1968年出版了谎话连篇的《大清洗>(TheGreat Terror,直译为大恐怖)一书,后人多将"叶若夫时期"称为"大清洗(大恐怖)"时期。

相比于2005年,目前关于尼古拉·叶若夫的资料更为丰富。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袖,叶若夫本人也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领导。同时,他还曾受雇于德国情报机构。

与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一样,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腹也将希望寄托于德国、日本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入侵。他们折磨大批无辜人员,迫使其承认犯下死罪。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许多无辜人士,有些处决甚至根本连罪名都未提供。

叶若夫希望通过大规模屠杀无辜人民激起人民对政府的反抗,从而为日本或者德国的入侵行为埋下内部动乱的基础。

早在1937年10月,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就开始怀疑某些镇压活动并非合法。当拉夫连季·贝利亚受命担任叶若夫副手时,叶若夫及其党羽认识到其已失去斯大林和苏共领导的信任。他们最后孤注一掷,决定在1938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十月革命)21周年纪念庆典时刺杀斯大林。不过计划还未执行,叶若夫的党羽就已被捕。

此后,叶若夫被迫辞职。在随后开展的深入调查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大量滥权行为被揭露出来。叶若夫掌权时期的许多判决得到重新审核,超过10万人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出来。内务人民委员部诸多成员遭到逮捕,在坦白折磨无辜人员的罪行后,受到了判决并被处死。其他更多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被革除职位或判决入狱。

与1937-1938年叶若夫执政的一年相比,贝利亚上台后的1939-1940年这一年间,案件数量骤降至不足前者的1%。而且,许多判决是针对犯有大规模非法镇压及残害无辜人士罪的叶若夫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
反共学者隐瞒真相

所有"主流"(即反共产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者均错误地认为所谓阴谋反苏联盟并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莫斯科审判中的全体被告、所有军人被告以及所有因为间谍行为、阴谋破坏或者其他行为受到审判的人,全部都是无辜受害者。某些研究者认为斯大林怀疑苏联遭到进攻时上述人员或者将成为"第五纵队",因此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还有反共人士倾向于将"大清洗"运动解释为斯大林意图通过恐吓行为使广大群众对其顺服。

这本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共立场,却被伪装成历史定论。此类论调没有历史证据为其佐证,甚至与历史证据背道而驰。反共历史学家对原始资料置之不理,甚至无视自己文章中引述的文献资料。

俄罗斯或者西方反共"学者"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无视所有证据?他们为什么继续宣传阴谋反苏联盟并不存在、斯大林(而非叶若夫)下令处决成千上万无辜受害者等错误观念?唯一的解释是这些所作所为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原始资料揭露出的真相会让多数民众认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像坏人"。
布哈林(而非斯大林)才应该为大规模镇压受到谴责

右派代表以及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狱中听闻当时正在进行"大清洗"运动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对"大清洗"赞扬有加的信。

布哈林知道叶若夫跟自己同为右派阴谋反苏联盟成员。正是如此,他才支持叶若夫当选内务人民委员首脑一一此观点被记录在其遗孀的回忆录中。

在其第二次招供中,在其于1937年12月10日为斯大林所写的著名信件中,在1938年3月对其进行的审判中,布哈林都谈到自己已经彻底"缴械"并且交代了所知的一切。现如今,我们可以证明布哈林说了谎话,他知道叶若夫是右派阴谋集团的领导成员却并未将其供认出来。根据叶若夫的副手米晗伊尔·弗里诺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的供词,叶若夫很可能向布哈林许诺,如果后者不将叶若夫本人招供出来,就可以免其一死。

如果布哈林当时讲出实情,如果布哈林将叶若夫招供出来,那么叶若夫就无法犯下大规模屠杀的丑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就能得到拯救。

但是布哈林对其阴谋集团的同伙保持了忠诚。即便最终被处以死刑一一他说自己"枪毙十次"不足惜一一他也没有讲出叶诺夫参与阴谋集团的真相。

此观点应该被着重强调:布哈林手上同样沾有1937-1938年惨遭叶若夫及其党羽屠杀的无辜受害者们的鲜血。
客观性与证据

我认同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的下述观点:

在过去约15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公开了大批关于斯大林……的档案。应该在此指明,作为历史学家,我肩负着还原历史真相的重大责任,不论真相是否让人难以承受……我不认为有什么难以抉择的:你只需将所见真相讲述出来即可。

我对"大清洗"做出的结论让以意识形态为动因的人们无法接受。得出这种结论,并非因为我怀揣着替斯大林或者苏联政府"辩解"的愿望,而是因为我认为基于现有资料,这是唯一客观的结论。
九、1939年8月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几年前,某自由派反共人士在某会议上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反共人士常称其为《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摔在我面前。"谁能为这个条约辩护!"他几乎是在对我咆哮。

我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还远远不够,就花费了2009年一整个夏天来做研究。我的研究结果汇总在《1939年9月苏联是否入侵波兰?》(答案是:没有入侵)一文中。该论文贴在我的网站主页上,仅证据和文献资料就占了17个页面。

我得到了许多发现!其一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非"同盟条约"。苏联并未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当时所有同盟国都认同这一事实。

我发现苏联是战前唯一不存在不当举动的国家。这是我依靠诚实研究得出的唯一结论。

我会在新书《血腥谎言》中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十、卡廷惨案

1943年,纳粹德国当局宣称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位于苏联西部)卡廷森林附近发现了1940年惨遭苏联官方屠杀的成千上万名波兰军人的遗体。

纳粹宣传机器对此所谓发现进行了大规模宣传。1943年2月,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除非同盟国内部出现分裂,否则德国显然必败无疑,这一点人尽皆知。纳粹无疑想要在西方同盟国和苏联之间制造裂隙。

约瑟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坚决否认了德国的指控。当激烈反共反苏的波兰流亡政府认同纳粹关于卡廷惨案的宣传之后,苏联政府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

冷战期间,在反共波兰人士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认可了纳粹对卡廷惨案的观点。苏联阵营一直将卡廷惨案归咎于德国。但在1990-1992年,米晗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声明,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确实犯下屠杀波兰人的罪行。

2013年初,我得知考古学家在乌克兰发现了德国大屠杀遗址。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卡廷大屠杀之争,因此迅速理解了此次发现的深意。此次发现取得的物证可以证明苏联并未在1940年屠杀所谓14800名或22000名的波兰战俘。

这个位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ymyr-Volynskiy)的集体墓地是对卡廷大屠杀"官方"版本的致命打击。此事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卡廷大屠杀是扣在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身上最臭名昭彰的罪行,也是迄今最有确凿文献证明的罪行。例如所谓的乌克兰大饥荒就没有证据进行佐证,仅仅是依靠推测断定斯大林造成了数百万乌克兰民众饿死于1932-1933年的饥荒。

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罪行"的最强证据。只可惜它是个谎言。
结  语

现如今出版的所有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书籍或者文章,几乎都被我称为"反斯大林范式"的框架所禁锢和控制。在西方学术讨论中,以反共的立场将斯大林描述为残暴邪恶的独裁者和刽子手,将苏联描述成大屠杀和残酷之地,这些简直成了义不容辞的必然之举。如果不将研究限制在这个失之偏颇的框架内,学术生涯就会举步维艰。

有两位坚守客观立场但并非左派的优秀学者,他们也在研究苏联历史。他们曾对我说,学术出版机构根本不会出版对斯大林不带批判性的书籍。这件事在西方国家千真万确,我相信就算俄罗斯也并不例外。

换个角度说:如果你将研究方向定为苏联历史,或者在西方某历史学院教授苏联历史,那么完成像我这样的研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一不过我猜在中国应该有所例外。如果你以我的方式研究苏联历史,你的研究成果将无法在正规期刊上发表,也无法通过主流学术机构进行出版。你很快就会离开苏联历史研究领域,因为你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这就是为何我的职位如此特殊。我供职于英语学院,我的学术生涯不依赖于苏联历史方面的研究。

但我不得不将此研究继续下去。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十分重要。不仅仅对左派来说如此,对反共人士亦然,即使他们不喜欢我的研究成果。

许多右派人士不希望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真相公之于众。他们继续妖魔化的行径,不断讲述着谎言,将斯大林和苏联与希特勒和法西斯相提并论。他们不是通过所谓的自身观点或者偏见来被动地达成这些行径,而是主动蓄意地篡改证据、资料,歪曲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我认为二位的意思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事情都应接受批判性审视。无产阶级应该抛弃所有的假象与谬论。如果"我们"反对一切人与人的剥削,如果"我们"是国际劳动阶级,那么只有"真理能为我们带来自由"。

马克思最爱的格言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怀疑你对他人他物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是取得真理的必经之路。

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对斯大林和苏联进行妖魔化的人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反共专家们,他们从未保持客观的立场。因此,他们永远无法取得真理,他们不愿取得真理。他们不过是写下"带着参考文献的政治宣传物"。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实质。

在我看来,所有新公开的证据以及新取得的研究成果,其最主要的重要性都在于揭示出苏联历史的"主流"论断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一这些谎言不仅被冷战反共人士和托派分子视为"真理",还被"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视为"真相"。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感到如释重负!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所谓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传闻全都是败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誉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恐怖的传闻全都是不实的谎言。

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走向共产主义,反而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显然犯下了许多错误。但是其错误并非在于谋杀和犯罪,而是在于先行者必然会犯错。布尔什维克党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走别人不曾走过的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错误根本谈不上犯错,而是学习如何构建共产主义的必经部分。

我们,我们这些追随在布尔什维克党之后的人,应该认真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只有掌握了真实发生的历史真相,我们才能发现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何在,发现他们正确无误、值得崇敬和模仿的所作所为。崭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能通过坚实的历史基础得以重建,不需要仰仗反共人士一盘散沙的谎言。能够为揭露历史真相尽上绵薄之力,这让我感到万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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