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

回顾历史，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了信仰，在上海的石库门内围桌而议，但在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一生革命，矢志不渝，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有的血洒疆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却背弃信仰，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南湖到遵义，从瑞金到北京，从陕北窑洞的“兴国之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9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始终高举信仰的旗帜，引领着中国不断前进。回头看那奋进的路，有旭日初升的希冀，更有血雨腥风的坎坷，这不仅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也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和信念。

历史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回顾历史，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了信仰，在上海的石库门内围桌而议，但在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一生革命，矢志不渝，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有的血洒疆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却背弃信仰，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1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

坚守信仰，投身革命，靠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长时间的坚守，是即使奉献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念。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中最年长者，参会时已经45岁。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并且是前清的秀才，但他没有选择追名逐利的官场，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的信仰。他积极与有志青年交往，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评价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出席一大后，他协助毛泽东开展湖南的建党工作。

1931年，他辗转进入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因不赞成肃反政策，被撤销全部职务。虽然受到错误批判，但是他仍然坚持对党的信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为党工作。红军长征时，年近六旬的何叔衡留在苏区，这意味着极大的艰苦和危险，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怨艾。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护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往闽西突围，到达上杭县时被保安团包围，为了不拖累战友，何叔衡纵身跳下悬崖，负伤未死，后被反动团丁发现，在搏斗中壮烈牺牲。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

邓恩铭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靠着信仰的力量，他以青春的激情参加了党的一大，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在当时，革命是危险的代名词，他的家人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极力阻挠，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邓恩铭拒绝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崇高精神。

1928年秋，因叛徒告密，他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两次组织越狱，使部分同志冲出监狱脱险，而他却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未能越狱脱险。在狱中，他写下《诀别》一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之后他慷慨走上刑场，以满腔赤诚实践了为党献身的誓言。

一大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却有一人曾经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他就是来自武汉的代表陈潭秋。陈潭秋才华横溢，本可成为杰出的记者，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加入革命队伍。他发动与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并因此受到通缉。

1939年9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并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他被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而在两年后召开中共七大时，由于消息阻塞，代表们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名列第11位。

还有王尽美，为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他忘我工作。1925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他掌握着党的经费，却公私分明，没有用一毫一厘为自己治病。

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便回到贫寒的家中，一面工作，一面养病，最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们是信仰的坚守者。为了信仰，在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时，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是选择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2背弃信仰，脱党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背叛。最先叛党的是陈公博。陈公博参会时还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把参会当作度蜜月。后因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最后一天在南湖召开的会议他竟然没有参加，自行脱会。回到广州后，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并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脱党后，陈公博在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下了一段颇有预见的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陈公博做出了正确的预见，但是却为了高官厚禄而逆着他自己预见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导致了其最后可耻的下场。脱党之后，陈公博投靠了汪精卫，加入国民党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但是其本性难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抗战爆发后，他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

同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还有周佛海，他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会的一大代表。1924年9月，周佛海写信给中共要求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叫嚷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抗战期间，他又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并随汪精卫叛变投敌。

同样沦为叛徒的还有张国焘。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创立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不可谓没有功劳，但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功绩与党的利益的关系。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伸手向党要权，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直至最后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叛党投敌，投到戴笠门下，成立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特种问题研究室，成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帮凶。

历史不会宽容叛徒。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1946年4月，陈公博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周佛海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

1948年，他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张国焘在被军统榨干利用价值后，遭到抛弃。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召他回国，但他拒不认错，之后辗转台北、香港、美国，生活难以为继，最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免费养老院了其残生。

3一度叛党，迷途知返——刘仁静、包惠僧

背叛党的还有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9岁。他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号称“小马克思”。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限于书本。之后他遇到托洛茨基，很快为托洛茨基所谓的理论修养和人格魅力折服，进而成为中国最坚定的托派分子。1929年，他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又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向共产党开炮。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做《论持久战》报告。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他年轻时是一名记者，对社会的腐朽丑恶深恶痛绝，后由于认识了陈独秀，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但在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考验时放弃了信仰，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接受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一度升任国民政府人口局局长。

刘仁静和包惠僧虽然叛党，但他们最后都迷途知返。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任国务院参事，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则于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和国务院参事。

4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达、李汉俊

李达是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为联络各地党组织、组织全国性政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在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宣传委员。1923年，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虽然脱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李汉俊还是一大的筹备者之一，上海一大会址便是他兄长的住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称赞“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者”。但是由于与陈独秀和张国焘发生矛盾，李汉俊渐渐脱离了党。

1925年，李汉俊彻底脱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李汉俊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5矢志不渝，一生坚守——毛泽东、董必武

在一大代表中，除了四位先烈外，还有两个人为信仰坚守，奋斗终生。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志存高远，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在党的一大时，他担任书记员。一大后，他致力于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尤其是直接领导了安源和长沙的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41年，129师领导在太行山区涉县，右起：蔡树藩、刘伯承、邓小平、李达。

毛泽东还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飞跃，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代表，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董必武是中共“五老”之一，中学读书时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此，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

1934年，年近半百的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始终信仰坚定，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党性。

正确的道路从来不怕遥远。95年的历史已经作出证明，铁一般的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始终是共产党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信仰永恒，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时空如何变迁，只要始终高擎信仰的火炬，未来的路就一定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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