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反对“山头主义”的历史考察

“山头主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它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古田会议以来，高度重视党内的“山头”现象，并积累了丰富的抵制和消除党内“山头主义”的成功经验。党的七大实现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从中共创立到红四军入闽期间党内“山头”现象开始暴露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一条重要建党原则是党组织实行铁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从而保证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承认加入第三国际的二十一条条件，其中包括共产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①。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由于党员人数少，山头主义问题还没有出现或还不突出，所以在党的早期文献当中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仅仅是从严明党的组织纪律这个角度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其一个支部，在二大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体现了共产国际的这一建党原则。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设一章“纪律”，不仅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具体化了对党员的纪律约束和严厉处理，比如规定党员“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等均必须开除。中共三大后党组织开始逐渐有了较大发展，与此同时党内个人主义、小组织问题开始出现。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大会报告对中央工作进行自我批评时，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其中点名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②但是，当时这种倾向还没有发展到使党的生命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失败的严重程度，经过党内的批评教育很快得到纠正。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央局的报告明确表示党内小组织问题已经“完全消灭了”③。

尽管中共早期党内已经出现了山头主义的苗头并很快得以扼制，但是随着党组织的扩大以及红军的创建，中共所处的农村环境为“山头主义”的滋长提供了社会土壤。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活动区域开始逐渐转向农村，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继续坚持下来的革命力量逐渐重新组合汇聚起来，“山头”现象以及“山头主义”问题在党内日趋暴露出来，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甚至造成一些党组织和红军发生分裂的危险。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党内存在“山头”现象。事实上，朱毛红军即红四军本身就是由多个“山头”组成的，主要包括四个来源：一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武装，二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三是湘南起义农军，此外还包括经过改造的井冈山地区的绿林武装即袁文才、王佐部队。④就士兵成份的来源看，根据毛泽东向党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介绍，朱毛红军一部分是工人、农民，还有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由于战斗频繁，红军伤亡严重，能够找到游民补充兵源已属不易，当时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⑤。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山头”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是团结了袁文才、王佐的“山头”，实现了对这支带有绿林作风和游民习气的武装力量的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在1928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井冈山军民空前团结，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还妥善处理了红四军内部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两个不同“山头”的关系。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不久，随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陈毅发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个来源不同的部队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南昌起义部队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仗，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而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的作风重，纪律差，是“油子兵”。⑥鉴于这种状况，陈毅向毛泽东建议对部队进行改编，两个部队的干部相互交流。毛泽东高度赞扬陈毅的建议，认为这有助于增强两军的团结。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条件十分艰难，小团体主义在红四军内部的物质调剂分配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当时担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兼士兵委员会主任何长工回忆，龙源口大捷、红军攻入永新县城后，红四军二十八团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可是三十一团在茶陵高陇战斗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当时陈毅建议二十八团支援一部分弹药给三十一团，但是很多同志想不通，特别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极力反对，说现在要比赛，各缴的武器各带，捉俘虏也是一样，哪个俘虏的多，哪个部队就多补充一点，不要分大户。⑦陈毅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二十八团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消除了他们的“山头”意识。朱德也强调要清除两军的你我之分，什么你是南昌起义的，我是秋收起义的，我们这两支军队还分什么你我。秋收起义的是红军，南昌起义的也是红军，两支红军加在一起就是大红军，大团结。以后不要各说各的成绩，不要犯本位主义，我们是亲兄弟。⑧

由于根据地面积狭小、国民党重兵包围封锁，客观上使井冈山上来自不同山头的红军更加凝聚在一起共同打退国民党的多次围剿。1929年1月，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带领下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转战期间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缺乏根据地和当地群众的支持，斗争环境恶劣，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的争论反映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集中到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即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同时又与朱毛红军内部红军不同来源等因素掺杂在一起。在红四军创立初期，个人领导之所以能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并且在红四军内部不少同志能够接受并习惯这种个人领导，与朱毛红军内部存在的个人主义直接相关。红四军内部个人主义的滋长，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首先，红四军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自然也带进革命队伍中来。其次，红四军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环境下诞生的，一些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领导力量比较薄弱，重新拉起革命队伍更多依靠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⑨毛泽东认为这是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里难以绝对建立起来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红四军的成立到1928年的9月重回湘赣边界，“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⑩。其中“八月失败”则是小团体主义恶性发展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此外，红四军七大召开之前，党中央派来留苏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来并担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刘安恭主观上把红四军分为两个派别，说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标新立异、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11)刘安恭在红四军内部制造“山头”和派别，不仅无助于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红四军内部的各种分歧。红四军入闽期间的内部争论，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消灭“山头”、肃清“山头主义”的迫切性。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直接使用“山头主义”这个提法，他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以及古田会议决议中都提出要注意“小团体主义”。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他认为，红军中小团体主义的存在是影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障碍，小团体主义不消灭，“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12)从实质内容说，毛泽东所说的“小团体主义”实际上就是“山头主义”的另一种提法。

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深刻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尤其是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的各种争论及其经验教训。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放在首要位置，确立了思想建党这个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重点指出了红四军存在的八种错误思想，其中“小团体主义”则是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比如，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四军本位主义”，“这是一种放大些的小团体主义”(13)；又比如，红四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小团体主义”(14)。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明确指出了“小团体主义”的存在及其危害，而且深刻剖析了其思想根源，并提出了符合党内思想斗争实际的各种纠正错误思想的具体措施。首先，古田会议决议摆正了党和军队的关系，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为中国共产党防止“山头主义”确立了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其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的根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和纠正“山头主义”的思想基础。再次，古田会议明确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5)，这包括“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等等。这些为从思想上、组织上防止和克服党内“山头主义”倾向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古田会议的召开使红四军入闽以来领导人内部的争论得到妥善解决，朱德和毛泽东在思想上实现了真正统一，红四军成为一个思想统一、政治集中、组织团结的战斗集体，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山头主义”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毛泽东对“山头主义”的抵制

尽管古田会议对如何正确处理党内“山头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在30年代初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由于在上海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对根据地的“山头主义”并没有引起重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开始占据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但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出发，正确对待党内的“山头”以及“山头主义”倾向，反而全面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左”倾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往中央苏区之后，又在中央苏区直接推行宗派主义，一方面打击和排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另一方面在一些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所谓“路线斗争”的旗号下又滋长了党内“山头主义”，“山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改变了“左”倾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与毛泽东正确处理党内“山头”是分不开的。在王明路线占据中央统治地位后，重用博古、洛甫、王稼祥等留苏派，王明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又指定留苏的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中央红军长征后，毛泽东对洛甫、王稼祥开展争取说服工作，使他们从“左”倾军事路线中脱离出来。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层改组中，当时大多数人主张毛泽东出来接替博古负总责，但毛泽东考虑到留苏派这个“山头”的因素，建议由洛甫任负总责更合适。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暂时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相反还肯定了它的正确。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处理方式是恰当的，不仅保证了当时党中央领导层的团结，减少了不必要分歧的产生，而且把洛甫、博古、王稼祥等留苏派“山头”牢固地团结起来，在后来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笔记中所指出：“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他认为“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6)

张国焘搞“山头主义”进而分裂党的行径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张国焘自立中央、公开从事分裂党的活动，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极端膨胀的恶果。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而且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向党中央伸手要官想当军委主席，并且向中央提出安排有关重要人事，充分暴露出其严重的“山头主义”思想。

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现出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意识和抵制“山头主义”的政治智慧。一方面，毛泽东从团结大局出发，尽可能地照顾红四方面军这个重要“山头”，争取张国焘和其他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对张国焘表现出来的“山头主义”倾向给予恰当的抵制。毛泽东当时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考虑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提出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当张国焘不满足，公开与党中央闹分裂后，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这不是张国焘个人问题，应该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还有人提出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17)客观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还是有一定影响力，把张国焘留在党内，在当时特定的斗争环境下是有利于团结红四方面军。在从大局出发争取张国焘和红四军高级干部的同时，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又采取了鲜明而坚决的斗争。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重要思想根源在于“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18)张闻天在会议上做《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于“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19)。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山头主义”采取了正确的斗争原则，使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同时使广大红四方面军同志认清了张国焘从“山头主义”走向分裂中央的错误。后来张国焘孤身一人脱党并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走上众叛亲离的道路，也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同张国焘“山头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对待“山头”的原则和实践是完全正确的。

三、中共延安整风至七大期间明确提出“山头主义”及其解决途径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在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和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山头”及“山头主义”现象又有所滋长。

在延安整风全面发动前夕，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把“宗派主义”作为整顿的主要对象之一，在1941年9月10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尖锐指出“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20)，他们实行排外主义，排挤非党干部，而且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不过，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公开点王明的名字，只是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提法。1941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毛泽东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先后拉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延安整风主要是从思想上弄清党的路线是非问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清算，张闻天、博古等曾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的一批党的重要干部纷纷进行检讨和反省，与王明路线划清界限，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土崩瓦解。经过延安整风，原本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受到共产国际扶持的王明及其追随者经过几次重要分化，在党内已经不再形成宗派主义的“山头”。对此，毛泽东在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的宗派现在是否还有”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21)

尽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王明宗派经过延安整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抗战以来形成的新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瓦解王明宗派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开始关注和思考如何处理党内新出现的“山头主义”。毛泽东多次在演讲、报告中鲜明地向全党指出“山头主义”现象。中共七大召开前夕，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专门系统地阐述了“山头主义问题”。至此，毛泽东有关“山头主义”的论述，随着延安整风的结束和中共七大的召开，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对“山头主义”的根源及其纠正途径做了深刻的剖析。

首先，深刻分析了党内“山头”及“山头主义”现象存在的主客观原因。毛泽东从国情、党情着手，具体剖析了产生“山头”和“山头主义”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二是“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三是“思想教育的缺乏”。(22)毛泽东认为，“山头”现象的形成，是中国革命特殊环境的产物，“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23)。

其次，深刻阐述了对待“山头主义”的正确方针和态度。毛泽东认为，既然党内存在着滋生“山头主义”的主客观环境，那么“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24)。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25)由于“山头”、“山头主义”是中共党内客观存在的现象，消除其在党内的影响除了需要中共自身的努力之外，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山头主义”的消亡提供了物质基础，“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26)

再次，深刻指出了消灭“山头”及其“山头主义”的科学途径。

第一，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从全党的根本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认识和对待“山头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立场。毛泽东指出：“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27)如果没有这个大局意识和根本前提，就谈不上消灭“山头主义”。同时，还必须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山头”的斗争历史应当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看到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给予正确的总结。

第二，严肃党的纪律和规矩。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固有本性，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中共党内的“山头主义”，以及不利于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各种行为，从思想根源上说是由于党性的缺失。党中央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明确提出加强党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41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党性问题，王稼祥提出了党内“独立主义”这个概念，并且分析了其表现和错误根源。党内“独立主义”在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在军事上，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在组织上，对于投合自己口味的干部就是好干部，不合的就不是好干部，表现本位主义；在纪律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28)此外，王稼祥还剖析了党内“独立主义”存在的根源以及从严肃纪律方面加以纠正。从王稼祥的阐述看，党内“独立主义”实际上就是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批评的“山头主义”。会后，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决定列举了党内存在的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典型表现；同时，决定还提出了纠正“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系列措施：加强全党的统一、集中，“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更加严格地检查党的一切决议的执行情况，“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无论普通党员还是干部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29)

第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领导体制上防止“山头主义”。古田会议从思想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如何从领导体制上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则没有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内部却又滋长了军阀主义倾向。军阀主义与“山头主义”存在着共同之处，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中指出：在某些干部那里，“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想要造成一种力量，培植一个系统，拉拢一些干部。要调他的人员或者是调他的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离开这个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在这个部队里任职，要是他那个系统中的人才是亲信，对于新来的人，总是觉得不大顺眼，不表欢迎”(30)。延安整风期间，为了进一步解决个别部门向党闹独立性、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等“山头主义”倾向，以及个别负责同志对于带全国性的问题未经中央同意而随便发言等现象，党中央在领导体制上落实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做了专题讲演。1943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以及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都明确把“统一领导”作为党必须切实执行的十大政策之一，指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30)。一元化领导体制，就一个区域、一个部门来说，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相互关系上，强调政令集中统一，决策迅速执行有力；如果从整个党来说、就上下级来说，就是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加强党中央对全国各根据地集中统一领导。为了使党中央机构更加简便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集中和统一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及根据地、大后方、敌后党的各种政策的管理；对华北、华中、陕甘宁晋西北、大后方、敌占区等各地区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当中进行了分工负责；明确了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统一集中指导各地民众运动，等等。中央机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各地的集中统一领导，建构起防止“山头主义”倾向的领导体制。

第四，在组织上坚持“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尊重各个“山头”的历史贡献，在中央人事安排上适当兼顾各个“山头”。中共七大之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党的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如何从中共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照顾各个“山头”、兼顾四面八方，是七大能否开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七大召开之前和召开期间发表多次讲话阐述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32)为此，他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讲话中，专门就选举中应注意的两类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第一，他提出党的历史上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这种情况应该选举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批评过去把犯错误的同志如陈独秀、李立三等完全排除出党的领导机关，“‘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种作风是不好的”(33)。第二，搞好“山头”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搞好“山内外”的关系实质上是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处理好各种干部关系。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干部队伍中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长征过的老干部与陕北本地干部的关系。同时，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南北干部、新老干部、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本地与外来干部交流频繁。为了进一步加强不同干部之间的融合和工作上的配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等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出，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干部，都要采取相互尊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比如，南方来的干部与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等本地干部之间，外来干部应当充分认识到本地干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34)；本地干部也应当看到南方来的外来干部在历史上功劳。总之，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安排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公平，要尽可能地照顾各方面的干部，“老的里头，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和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照顾；新的里头，要照顾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谓山头”(35)。

四、准备全国执政前中共通过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防止“山头主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以及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中国革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准确研判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36)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健全了报告制度，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和加强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防止“山头主义”。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了过去的有关报告之外，还必须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中央制定严格的报告制度之后，大多数中央分局、野战军负责同志遵守、执行报告制度，向中央及时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以及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但是也有个别负责同志还没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报告制度的重大意义。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和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均须给中央一份。下级所作的政策和策略性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转告中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和义务和权利。他们的此类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37)建立和健全严格的报告制度，其核心在于为党中央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制度保障，对防止党内滋长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倾向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报告制度使党中央能够准确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各中央分局、各野战军贯彻落实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且及时给予指导，防止个别以特殊环境为由拒绝执行中央有关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统一指挥；另一方面，通过报告制度党中央可以及时总结、提升地方工作的特色、经验，并推广和指导实践。

在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等一系列文件出台后，1948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对各地建立和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大多数地方执行得比较好，比如邓小平从1948年1月起就严格按照制度向中共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5月成立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之后，根据工作分工，由邓小平负责向中共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由刘伯承、陈毅分别向中央军委作野战军和军区工作报告，由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向中央作地方群众和财政工作报告。对于邓小平等负责同志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毛主席十分满意”(38)。但是，也发现个别地方比如东北军区和野战军主要负责同志在中央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规定之后半年，仍没有向中央作综合报告。8月14日，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严肃指出了在中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以来，个别负责同志无动于衷，“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39)。指示措辞严厉，要求各兵团及军区负责同志务必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不允许违反的命令”(40)。经过毛泽东的严肃批评，东北局于8月19日作出了《关于执行报告制度的检讨报告》，深刻检讨了未及时向中央报告的错误并对执行报告制度作了具体规定。8月22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肯定了“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并且再次强调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41)。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综合性的报告的指示》，要求各地“依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42)。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近九个月来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做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进一步对总的方面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各个领域工作，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这些规定把党中央关于报告制度进一步具体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既保证了地方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又确保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防止党内滋生山头主义现象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制度保障。

在加强报告制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以规矩和纪律为中心的教育，强化全党的纪律意识。全面内战爆发后，特别是进入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有了巨大的发展，原先各个独立的解放区也逐渐连成片。但是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发展工商业等方针政策时却出现了各自为政、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精神的现象，“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43)，个别负责同志“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44)。针对这个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规范报告制度的同时，还深入开展纪律教育。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规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纪。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批评了个别地方负责同志以“山头”或“特殊”等理由为自己辩解，明确提出“不能拿什么山头、过去的熟人或私人关系来原谅，搞那些封建的东西”(45)。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时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他指出华野一兵团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也存在缺点，他提出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要闹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现在人多队伍大，特别要强调集中统一领导”，(46)认真追究违反纪律的现象，使遵守纪律成为自觉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1948年9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专门强调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作为必须解决的八个重要问题之一提醒全党注意，同时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47)。经过9、10两个月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了，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预计的五年左右时间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和任务，实际上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在全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喜人形势面前，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和全军敲响纪律的警钟，完整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48)的号召。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山头主义”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头主义”是影响中共发挥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有害倾向。尽管“山头主义”在不同时期中共党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全面回顾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反对和抵制“山头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借鉴价值。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④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⑥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⑦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⑧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11)转引自韩荣璋、陈朝响：《红四军“七大”至古田会议评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02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08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07页。

(1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86页。

(1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1页。

(2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3页。

(2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2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7页。

(28)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4～445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3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5页。

(3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3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4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3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5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4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4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2页。

(44)《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4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4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4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4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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