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初建时期不同寻常的三个建军节

1935年秋萧锋在六盘山下留影

1986年冬，萧锋在西山家里整理回忆材料

编者按：第89个建军节刚刚过去。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萧锋的女儿萧南溪，从父亲的日记中整理出有关上世纪20-30年代三个建军节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初建时期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

1928年的“八一”

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

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过了不到八个月，党中央确定了土地革命时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以后，在湘、鄂、赣、粤、闽等地方，相继爆发了很多工农暴动和起义。尤其是广东北部、湖南东部、福建西部、湖北东部，工农武装暴动成功打下了革命根据地地盘。在井冈山、东固山有一大片地区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

我的家乡泰和县在江西南部的赣江流域，赣江西部有井冈山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赣江东部有东固山李文林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积极活动。正因为有东、西两地红军撑腰，我县也闹起了暴动，在康纯县委书记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搅扰得那些土豪劣绅们吃不好、睡不着，整天发疯似地喊：“反了！反了！全反了！”是的，我们是在造反，是在造压迫工农大众的剥削阶级的反，我们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成立不到8个月，就同地主豪绅的反革命武装打过125次仗。1928年的“八一”这一天，就是在固陂圩同白军靖卫团的战斗中度过的。

固陂圩是泰和县东的一个大镇，一条赣江支流和无数小溪环绕着镇的东、西、南三面。东、西圩口各有一座木桥，南面有座石桥与外面联系，圩的四周是绿荫荫的樟树，风景秀美，圩上有一所县立高小，在任善书院旧址上，学校有在校生五六百人，镇上还有四十家商店、一家当铺、一个供农民赶圩摆摊的广场。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热闹。

但是这么好的地方，硬是让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僚们和靖卫团的团匪们糟践了。他们以盘查为名，狠狠地敲诈赶圩的农民；靖卫团丁在圩上巡查，看着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一顶“土匪”、“通匪”的帽子，关押在区公所里，那个区公所里的刘所长，可是了不得，谷壳壳大个官，说抓谁就抓谁，说没收谁的东西就没收谁的东西，还经常调戏妇女，作恶多端，是个恶霸土皇上。老表们心里恨透了他们，可势单力薄，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地把仇恨埋在心里。

自从1927年9月，游击队成立打泰和城后，广大工农群众都变了，有了游击队撑腰，穷人们不再忍气吞声，强烈要求游击队收拾这帮子害人精，有的老表独自跑到紫瑶山游击队的驻地，报告了靖卫团的人数、枪支、活动范围，甚至连刘所长在哪儿嫖婊子，在哪间房子抽大烟都“侦察”得一清二楚，还画出了地图。

紫瑶山游击队队长袁邦福、党代表王曰群、士兵委员会耿主席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提交士兵委员会游击队讨论。讨论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攻打固陂圩。一位岁数略大点的战士说：“要打，就要打胜，去年‘八一’这一天，我们在南昌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今年‘八一’该我们戳国民党几个窟窿了。我们今天戳，明天戳，这儿戳，那儿戳，要不了多少年，国民党就要让工农大众给戳垮了。”

他讲得很风趣，又很在理，得到大家共同赞许，游击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对！打掉固陂圩的靖卫团，给泰和县的国民党戳上几个大窟窿！”

要想打掉120人的靖卫团，如果是在现在，用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个排就足够了，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敌人有70支快枪，我们125人的游击队只有40支土枪，五花八门，长短不齐，子弹也很少，每人平均10发，最神气、最勇敢的班长、副班长才15发，全队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用马刀梭镖。

这个仗怎么打？在游击队初创时期，我们采用的是“三子战法”，即：第一发子弹接近敌人，第二发子弹向敌人冲锋，第三发子弹就要解决战斗。

8月1日凌晨，固陂圩的战斗打响了，我们由圩上地下党刘洪桥等同志带路，趁黑悄悄地摸进了敌人的驻地，三小队的战士卡死了敌人哨兵，游击队的各小队从四面跳进了作为靖卫团驻地的任善书院，趁着敌人没有发觉，我带领第一小队的两个班，迅速冲进敌人住的平房，对着床板猛戳猛砍，三小队长大喊着：“冲呀！”“杀呀！”猛扑两排平房，敌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作了刀下鬼。

战斗进行了20分钟，两间平房内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我命令三班长黄福春等人，把敌人尸体上和平房内的子弹、步枪、手榴弹全部拿走。这时，还有一间平房内的敌人有了准备，正在负隅顽抗，我了解到全班战士手中的枪内只有两三发子弹，不能恋战，袁队长命令：“就让他们多活几天吧，撤退！”我们安全而快速地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我们共缴获快枪20支，子弹10000发，军服450套，银元450块，还抓了25个俘虏。我们用战利品装备了一个小队，班长孙炳芳、贺英等同志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可不是15发子弹了，今后的日子可好过了！”我们将缴获的衣服和银元，除留一部分作队里的伙食经费外，其余全部救济了桃花洞被敌人烧光抢光的贫苦农民。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那时战士们穷得无钱抽烟，也不敢将银元私入腰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八一”固陂圩的战斗，以及之后的百十次战斗，紫瑶山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升级为泰和县独立营，我由小队长成长为独立营营长。我们独立营经常配合东固山红二、四团打仗，往井冈山送粮。我们打下了一片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在固陂圩被戳了一个洞。伪区公所刘所长吓得逃到了外地，不敢回来；那些靖卫团丁，多数都被我们抓过，经教育放了回来，也没了过去的耀武扬威。土豪劣绅被杀的杀，跑的跑，没有跑的也收起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变成了温顺的“绵羊”，老百姓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腰杆也直了起来，愁容变成了笑容。集市上买卖兴隆，熙熙攘攘。

1930年的“八一”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

打起仗来真是“日月穿梭”，不知不觉到了1930年的“八一”。1929年秋，蒋介石忙着和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混战，无暇“缴灭共匪”，中央苏区趁此大好时期迅猛发展，朱、毛红军率领红四军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到赣南、闽西大力开辟根据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军每到一处，就出现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泰和县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在这种形势下得到深入发展，劳苦大众在分得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取得了三年粮食丰收。为了保卫泰和县东、西两地的红色政权，苏维埃自觉地将翻身工农输入到红四军、红三军、红二十军，同时地方武装也迅速壮大，陆续成立了县独立团、独立营和几个区游击队，我已由紫瑶山游击队一小队队长升任为县独立团团长。这年的8月1日，我接到通知，参加县委召开的区游击队队长以上人员会议，到会的主要人员还有陈洪峙、曾龙福、陈少生等。

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虽说在我的老师、战友萧曼玉的帮助和督促下，文化提高很快，但毕竟不系统，那时我才15岁，你要让我打仗，几天几夜不合眼都不困，可是一开会就犯困，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变成的瞌睡虫钻进了鼻孔里，眼皮直打架。可这天召开的会议，是陈书记传达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的精神，即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又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听陈洪峙书记的传达，我的瞌睡虫顿消，感觉这个决议就像针对我们独立团中出现的问题写的——

要打仗了，有的营、连干部就问我，是打吉安还是泰和？如果是打大仗就情绪高涨，要是打小仗，就不高兴，嘟囔着说，还是交给区游击队去干吧！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躺了三天三夜。小王也受到了打屁股的处分。

六小队邱秋洪同志放哨丢了三发子弹，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决定要打十五大板，处罚时专找那些平时对他有意见的战士执行，打得屁股痛得站不起来……

我们团长、政委为了这些事伤透了脑筋，道理说不明白，也讲不透。现在可好了，“决议”讲得清清楚楚，批评了这些“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军队管理中“坚决的废止肉刑”，批评了一些干部中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

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个小鬼兴奋地围住陈书记问：“这个决议是谁写的？”陈说：“是毛委员重回红四军后，和朱德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一起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后起草的。”一听说是毛委员写的，我高兴地说：“我们游击队两次送粮上井冈山时，我见过毛委员呀！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脸上总带着笑。有一次，他刚从湖南打仗回到茅坪，还给我们送粮的游击队讲了许多建军的道理呢！”

1935年的“八一”

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仓促进行长征，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惨重的代价突破了四道国民党设防的封锁线，经过10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已经走过了9个省，18000里路，6月中旬，在川西北的懋功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后继续北上，准备到川陕甘边界创建新的抗日反蒋革命根据地。

我当时由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政委调到军团直属队任总支书记。7月30日，我们已经走进了渺无人烟的草地，这条路好难走呀，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忽然变成风雪交加。泥泞的草地是个吃人的恶魔，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说完便闭上了眼睛。我痛哭失声，就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直属队就有好几个同志被无情的泥潭吞噬了。

这天，我们突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停止过草地，返回毛儿盖。我们带着满肚子的狐疑，改变了行进方向。不走草地这条路，炊事班长黄皆富最高兴，在草地上寻找可供食用的野菜、蘑菇以供大家充饥，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差事。

在返回的路上，直属队的干部、战士议论纷纷。神炮手赵章成营长说：依我看草地不好过，还不如经松潘、黄胜关、武平、毛牛山到甘南武都天水方向去开辟根据地，这一带地形我熟，我是甘肃人嘛。其警卫员反驳说：这个主意不好，还在川西北时，为了等张国涛的四方面军，使得蒋介石有了时间，令刘湘、鲁班昌军阀在这一带部署了几十万军队，构筑了层层沟壕、碉堡堵截我们，咱们千万别自投罗网呀！警卫连长尹国赤说：我们选择草地这条路，是经过详细侦察了解的，那里国民党兵力部署薄弱，草地虽然难走，但不是绝路，只要我们粮食准备充足一点，还是可以闯过去的。身经百战的侦察连连长刘云彪说：草地难走，但敌人兵力部署单薄，总比我们硬往敌人子弹上碰强得多，趁着我们肚子里还有点儿油水，五六天不就闯过去了吗？！为什么又要把我们拉回毛儿盖，耽误这宝贵的时间。军团司令部曾明指导员听后解释说：要过草地就得两个方面军上下一致，不能上下不一致闹不团结，不团结就没有力量，就会让敌人钻了空子。

卫生部野战医院的王奇才政委补充说：停止北进只是暂时的，我们还得过草地北上，目前南方没有日本鬼子，东北、华北才有日本鬼子。

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小休时，我走到军团政治部队伍中，听到政治部佐政指说：长征以来，我们闯过了9个省，渡过了石达开渡不过的大渡河，爬过了神仙都上不去的大雪山，如果走过草地后，就会到达川陕甘边抗日前线，现在停止过草地，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说不定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点子呢！

8月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们返回了毛儿盖，记得昨天离开时，我们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却成了脏兮兮的，牛粪满街都是。部队回到驻地，就赶紧忙着打扫卫生，派出小分队四处找粮。我和管理科长陈士榘一起收集各连党支部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反映。正好军团朱瑞主任来到，我们向他反映了几天来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特别是存在的一些疑问。朱主任说：自从毛主席宣布8月1日为红军诞生纪念日，到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停顿了会儿，他面向我，似自言自语计算着：我们军团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45人，其中聂荣臻政委还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一致同意，在这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召开军团直属全体军人大会，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晚饭大家喝了顿青稞麦稀饭，外加野菜炖野蘑菇。19时整，五六百指战员列队来到毛儿盖南面的一块较平坦的草地上，主席台上放了几块石头，权当座椅，林彪军团长、聂政委、左权参谋长、朱瑞主任、罗荣桓副主任都提前到了会场。

朱主任操着洪亮的苏北普通话解释了返回毛儿盖的原因，而后又针对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不愿走草地的思想顾虑，认真解释道：国民党胡宗南、刘湘、鲁大昌军阀部署了几十万围堵大军，在松潘、黄胜关、毛牛岭，以及甘南的武都、天水一带，重兵把守，层层封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要北上，只有走草地，这里敌人兵力部署薄弱。接着他指示部队，在毛儿盖的黑水地域等地修整、筹粮，准备等待红四方面军一起过草地。最后，朱主任号召一方面军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统一思想、整顿纪律的教育，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建军节。

是啊，的确该“突击”一下军容和纪律了，我们穿的灰布军装，还是在中央苏区的兵站发的。这十个月里，衣服被汗水浸、战火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有的破得衣不遮体了，草鞋也磨透了两个洞。赵通讯员风趣地说：我的草鞋可以当“眼镜”用！大家的头发长得可以梳小辫子了。再有，这里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喇嘛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藏民把它看得非常神圣，我们有的战士是不是未经允许，硬闯寺庙找粮？有没有人拿了藏民的青稞没给钱？凡此种种，都需要作一番清理、整顿和检查。

黑水流域的婆罗子小溪流，变成了洗脸盆、洗衣盆，战士们在那里洗呀，涮呀，光着身子泡在水里戏耍，好不热闹！经过这么一“突击”，大家焕然一新。特别是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显得那么红、那么艳，那么闪烁。我们红一军团，绝不是“叫化子”军队，不！我们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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