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虚无，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道路

作者：邹诗鹏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9-07 841

学术主持：

王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

对谈嘉宾：

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贵祥(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虚无主义：从“欧洲病症”扩展为“时代病症”

1、虚无主义起初是一种“欧洲特产”，它从一诞生起就和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勾连在一起。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虚无主义也从一种独特的“欧洲病症”扩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病症”。

王广：近些年来，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断渗入历史、文学以及价值观等不同领域，在治学方法、研究路径和文化心理等方面均产生了更加明显的影响。同时，这一思潮也得到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越来越深入的反思和剖判。从历史上看，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产生、嬗变的复杂的“路线图”。厘清这一思想脉络，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地抵制虚无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邹诗鹏：从历史上看，虚无主义乃基督教有关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的必然的衍生形式，但虚无主义本身又根植于西方的超验根源及其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当巴门尼德将非存在即无与存在严格区分开来时，即已经给出了虚无主义的理据。但古希腊时代不可能形成虚无主义思潮——传统时代因其匮乏性质，总体上缺乏虚无主义产生的土壤。人们批判的虚无主义，更加深层的是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是在现代世界泛滥开来的，它是物化时代以及过渡性时代的精神症候，是“现代性”的伴发症。诸多“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问题，如资本、技术、文化工业、异化、物化、剩余、拜物教、世俗化、后启蒙、后宗教、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时间、空间、身体、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都与虚无主义有着内在的关联。

胡大平：今天，人们将虚无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潮。这一做法，正确地阐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虚无”具有像病毒一样的“传染”性质，弥散成一种涌动着的情绪——但也错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主义，“虚无主义”并非像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那样，是一种具有确定代表人物、核心纲领甚至具有运动支持的社会思潮，而是存在之根基的消失或存在本身丧失了意义的那种动态。按照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乃最高价值的贬黜，它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如果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虚无主义与这个信条——“既然上帝不存在，则什么都可以做”——联系在一起，那么，无论虚无主义有多少种表现，它总是“上帝之死”的产物。这也正是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基本结论。但是，“上帝之死”本身正是欧洲“现代性”漫长历史之中产生的文化后果。

因此，要真正把握虚无主义之本质，并非像尼采和海德格尔主张的那样成为虚无主义者，而是必须深入欧洲“现代性”的历史。随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人们发现自己生存的形而上学根基瓦解了，自己处在一种不确定之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其摧枯拉朽的力量刷新了欧洲的面貌，开始让多数人直接体验到废墟感。敏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艺术家最早捕捉到被“现代性”之繁荣所掩盖的空洞的基础，开启了虚无主义性质的、反思的历史。

刘贵祥：虚无主义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18世纪以来启蒙理性和浪漫主义“相互争执”的思想氛围。二者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应”，差别只是“反应的方式”不同。到了19世纪，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存在的二元分裂达到了空前尖锐的阶段，人生命活动的自身分裂作为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引起了当时各个领域的思想家的共同关注。如何克服近代以来造成的人自身活动的分裂，成了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共同主题。

虚无主义起初是一种“欧洲特产”，它从一诞生起就和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勾连在一起。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虚无主义也从一种独特的“欧洲病症”扩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病症”。反思“现代性”，连带地就要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根源、运作机制、现实后果、发展趋向等问题。这样一来，虚无主义成为哲学中的核心话语，而且讨论虚无主义和讨论启蒙传统、形而上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指证“虚无主义乃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主义首先指向现代的一项基本事实，这就是欧洲历史即将扩张为世界历史，而且这种扩张甚至还是灾难性的。他认为正是尼采第一次用“上帝死了”这句话表达出了“二千年来西方历史的基本命运”。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研究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其实就是在研究当代人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西方“现代性”在根子上包含着巨大空洞

2、虚无主义运动便是这个空洞逐步在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弥漫，它最终威胁着要吞没“现代性”本身。

王广：现在人们一般把尼采指认为虚无主义的集中表达。的确，尼采曾在《强力意志》中宣称，欧洲自19世纪中叶进入了虚无主义时代。海德格尔还认为，“虚无主义乃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判断?

邹诗鹏：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区分是值得注意的，他区分了积极的虚无主义与消极的虚无主义、古典的虚无主义与现代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尼采是把古典的虚无主义看成是积极的和肯定的虚无主义，而现代的虚无主义即消极的和否定的虚无主义，尼采批判的是现代的虚无主义，即价值虚无主义。然而，“现代性”的精神文化并没有走向尼采所谓“积极的虚无主义”，而是陷入“否定性的、消极的虚无主义”，陷入消极颓废的精神处境。实际情况正如尼采所言，虚无主义已成了“颓废的逻辑学”。虚无主义这一在传统时代最终被否弃的负面的价值，已成为当今时代很多人的价值观立场，成为较其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前辈”更为“名正言顺”的理由。当下时代，价值虚无主义呈加剧之势，它已不只是对上帝以及神圣意识的否定，也是对人的各种规定性及其存在方式如人类性、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性、公共性的否定，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价值虚无主义，其中显然包含历史观上的虚无主义。

刘贵祥：理解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些论断，首先要理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因为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虚无主义的“发生”和形而上学的“解体”完全是内在相关、不可分割的。对此他有明确的论断：“形而上学是存在的历史的一个时代。但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演变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一开始就遗忘了“存在”而只思“存在者”本身，因而他认为，由柏拉图主义奠基的“感性世界—超感性世界”的二分模式，在西方历史的发展中，本身就包含着虚无主义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因而，他才有“虚无主义乃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而不是任何人主张的观点和学说”这样的判断。

王广：胡老师怎样看这一问题?

胡大平：大家谈的都有道理，我再拓展一点来谈。在反思虚无主义文化史的过程中，人们总是过于轻易地将尼采视为它的最显著代表，但这是一种懒人思维的产物。

迟至19世纪中叶，欧洲思想界已经普遍地看到了时代的错乱和生存的焦虑。众多面对虚无主义的思想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尔凯郭尔，一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他们共同的地方是都看到了上帝在基督教欧洲的死亡，从而对存在、不朽、道德、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怀疑，以尼采的话来说，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他们都不是虚无主义者，而只是以虚无主义的方式来诊断时代，从而试图找出克服它们的道路。我们看到，在其中，似乎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走上了上帝信仰，而其他人则以神秘的信仰给我们反思欧洲留下了复杂的思想遗产。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追溯虚无主义之历史起源时，他们都倾向于追到欧洲文明的起点，例如尼采认为文化之颓废源自根子上的颓废，它在苏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从而将虚无主义宿命化了。这一点，在斯宾格勒那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看来，西方浮士德文明，最终形成了金钱和机器的霸权，在其制高点上，“金钱也到了它的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的最后的形式”。

从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到尼采再到斯宾格勒，虚无主义都被视为正在欧洲蔓延的颓势，为阻止其破坏性后果，弗里德里希那样的艺术家重新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考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主张再度回到上帝的怀抱；卡莱尔诉诸英雄崇拜；克尔凯郭尔求助神秘的信仰；尼采高举“永恒的轮回”之锤进行思考，呼唤超人。每一个人都认为改造世界是必要的，也都可以说是向前看的，但没有一个人思考彻底的社会革命之道，敢于提出从根子上解决虚无主义生长的环境问题。

从思想史角度说，当存在本身成为孤零零的事实，哲学必须为这个事实提供根基和确定性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古典哲学将理性发挥至极的原因，也是它为什么必然瓦解的原因。理念论(唯心主义)掩盖了矛盾，但后来的马克思正是通过正视矛盾开始新的思想起点的。无论如何，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正如熊彼特“股票交易是圣杯的可怜替代品”这个名言所表明的，货币经济最终贬黜了基督教所代表的欧洲最高价值，这使得建立在其上的整个西方“现代性”在根子上包含着巨大的空洞，虚无主义运动便是这个空洞逐步在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弥漫，它最终威胁着要吞没“现代性”本身。

唯物史观对认识和克服虚无主义最为有力

3、历史本身可能是一个需要读解的包含有多重意义内涵的文本，但它显然又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更不是一个虚无的文本。

王广：从三位所谈内容可以感到，虚无主义对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的侵蚀是巨大的，而且这种侵蚀往往是隐性的。

邹诗鹏：是的，因此克服价值虚无主义一直是现当代哲学与文化精神面临的难题。在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乃至于后现代主义，在表现虚无主义的同时，也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批判与抵制。其中，雅斯贝尔斯认为要通过挺立个体生存以克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通过建构一种“天地神人”四根同一的“四方域”理论以克服虚无主义；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虚无主义只存在“德国”形式因而反对虚无主义的普遍化；被看成是张扬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则认为其工作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批判并克服虚无主义。乔治·里茨尔指出全球化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类化；约纳斯尝试用哲学生物学与创造神学“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虚无主义”；过程神学及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明确提出以多元化对抗虚无主义；鲍德里亚则认为，根除千禧年主义同时就意味着阻止虚无主义对人类历史的侵蚀。上述思想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虚无主义提供了有益的资源与视角，值得清理与消化。

王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克服虚无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邹诗鹏：在多种批判性资源中，唯物史观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仍然是最为有力的。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揭示了支撑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观念论及其意识形态，把虚无主义看成是启蒙逻辑本身无力回应“现代性”的精神表征，并把无神论推进到历史领域，在超越实证主义单一社会进步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实践、社会形态及其文化互动模式的社会进步论。依照马克思的诊断，虚无主义并非外在于“现代性”与人的历史，而是人自身面向世界历史生成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病理症候，也是人的解放必然经历的环节。资本化过程所凸显的拜物教成为技术时代未经反思的新宗教。资本逻辑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境况中展开的虚无主义批判，当与包含人类解放的现代世界历史及其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相统一。显然，虚无主义的病理基础并不在存在论，而在社会历史领域。

因而，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有效克服，特别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形成健全的历史观。价值虚无主义的本质，即历史意识的危机与焦虑。从批判的角度看，当下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迷恋于当下而缺乏历史感。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时代是没有厚度的，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缺乏责任的。因此，健全的历史观十分重要。今天，恐怕我们依然要回到那一个老问题：什么是历史?在我们看来，历史不是一套或多套现成的或待定的话语系统或叙事结构，历史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历史本身可能是一个需要读解的包含有多重意义内涵的文本，但它显然又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更不是一个虚无的文本。历史当然不是文物陈列，也不是简单地指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是一个超越当下实存状态、指向于一个可憧憬的未来因而深刻地蕴含着人性观念的意义之源。历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根源于传统，其根据却在未来，它不仅从时间性上统一人的活动，而且就是社会性的人的活动的存在论基础。

二是致力于社会精神的培植。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虚无主义价值观常常只是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消极反应，多属于社会心态，面对生态危机、健康困扰、灾难频仍、群体恐慌事件不断、日益增长的精神心理压力以及官场腐败盛行、社会风气的持续恶化等现象，民众有一些虚无主义情绪，并不奇怪。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标称为虚无主义的主张，不过是换了装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因此，不必把价值虚无主义拔得过高，那样反倒赋予其一种抽象合理性。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应特别注重社会事实、制度建设、精神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建构。而社会精神的建设、面向未来之历史感的建构、精神生活之人民主体性的确立、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及其实践批判，也是合理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并遏制虚无主义思想的关键环节。

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道路

4、真正的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走出不同于欧洲“现代性”的新文明道路。

刘贵祥：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新课题”。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在抵制虚无主义方面，其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揭示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感性活动异化机制”而不仅仅是“超感性世界的坍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根本不同。海德格尔将虚无主义的根源看成是“超感性世界的坍塌”必然引起的历史运动。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属于一个人类的感性活动本身发生自我异化的问题，探究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只是感性活动异化的一个方面。对马克思来说，真正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人本身的感性活动的力量如何经过若干社会发展阶段而成为奴役人的力量。所以，对待虚无主义，首先应该认清虚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

第二，探求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只是“技术追问”。虚无主义和“现代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共谋则构成“现代性”的两根支柱。克服虚无主义首先需要彻底透视和批判资本和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运作机制”。海德格尔虽然从技术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技术作为座架(Gestell)”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且，他的追问只是澄清技术发生的思想根源而已。至于技术运作的经济、社会、政治根源和积极作用，他完全不涉及。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局限。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仅仅“追问”和“沉思”还远远不够。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比海德格尔更为恢弘的视野。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如果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人类感性活动的自否定机制，而且虚无主义主要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不只是单纯的“思想事件”。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在揭露了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寻求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途径。

因此，第三，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法是“实践变革”，而不只是“存在之思”。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人类感性活动本身之中，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法就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那么，最后的办法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践变革。用马克思的哲学名言来说就是：“哲学家只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胡大平：只要既有的欧洲“现代性”道路不发生“大转型”，西方任何一种思潮、一种理论或科学体系都不可能克服虚无主义。历史地看，卡莱尔的英雄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信仰、尼采的超人等，都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流产方案。

当“现代性”在全球遭到反思，新文明成为一种渴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种替代的可能，在我们回应虚无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将发挥核心的作用。不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提供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答案，而是为我们创造克服虚无主义的生存提供了方法论。真正的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走出不同于“现代性”的新文明道路。

那种以为“答案是现成的”懒人思维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更不符合当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潮流。7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就指出：在积极的意义上，我们能认真地创建出一种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则我们可能贡献世界的，就不是固有的“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不只是适用于那种合理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型伦理精神文化，同时必然伴有在那种合理社会经济关系下，在新的道德教化中可能创造出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文明。虽然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被欧洲列强逼出来的，不过，不是什么西方人的“恩赐”而是那种“认真的创造”才使我们走出民族存亡的危险境地、创造出今天的奇迹。费希特说过，我们的时代据以建立和存在的一切伟大、美好的东西，都只是靠我们的先辈为理念作出的牺牲而实现的。在今天，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征途中，正是历史给我们这种自信，不断创新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鼓天下之气、定天下之本、强天下之势、成天下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