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舆论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形象塑造

东北义勇军奔赴战场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吞并东北，引发了以东北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浪潮。其中，自发兴起的东北义勇军就是这一抗日浪潮的重要标志之一。①他们在东北各地英勇抗击日军，与东北正规军的不抵抗相比，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使民众对收复东北失地看到了一线希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亦引发了舆论界的跟踪报道。目前学术界对东北义勇军的研究成果中利用当时报刊杂志的相关报道，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舆论界对东北义勇军形象的塑造及其历史意义的文章还相对偏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利用20世纪30年代初报刊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报道，探讨时论塑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之抗日卫国形象，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战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东北不亡和收复失地希望的形象塑造

当时众多报刊把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重要事件予以报道，作为东北不亡的根据来看待，作为收复东北失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来塑造。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反映了普遍的抗日意识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具有广泛的民意和群众基础。《东北义勇军之调查》一文论述道：“暴日强占我东北后，各界民众纷起抗日救国，而尤以东北民众实地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最著战绩。”②明确表达了东北义勇军是支抗日队伍，且由东北民众自动发起组织。

吴耀宗在《东北的义勇军与我们》一文中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构成进行实证性考察和分析。“（一）按地域分——东北各地义勇军，以本地人为多，约占百分之八十；其间来自外乡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二）按身份区分——甲、曾为土匪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乙、因农村经济破产而失业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五十。丙、曾服兵役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丁、激于义愤，矢志救国的智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五。（三）按财产区分——义勇军固以无财产者为多，但据有良田千顷，家资钜万，因不忍见日寇暴虐，毁家纾难，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亦不在少数。前者经占百分之八十，后者约占百分之二十。”③可见，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的构成十分复杂，义勇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性质是民族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是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战斗，并不因东北被占领而停止。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才超越阶级和阶层的界线，形成明确的抗日共识。“义勇军之首领多数为热心血性，且富于情感之青年，慨于国难当头，决意牺牲一切，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愿尽报国义务于万一，为利禄是贪籍此号召以随个人私愿之所图者则甚少。”“充当义勇军之人员，多数为由事变以来，不堪受日人之横暴侮辱，不愿作亡国奴之血性青年，少数为因受事变之影响不堪各种之塗炭，不能维持其生活者。”④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基于民族大义而举起抗日大旗的。“东北的义军，多是绿林兄弟，农村民众，他们揭竿而起，不计胜负成败，不顾身家性命，只凭不甘为亡国奴的民气，不甘受日本的统制！”⑤上述材料反映了东北民众普遍的抗日意识。

（二）东北抗日义勇军凸显中华国魂

东北义勇军是真正的抗日战士，“独我义勇军为国苦战，奋勇杀敌，洗中国民族之耻，世界之观听一变，中华国魂赖义勇军以不坠，国家声誉依无名英雄而长存，茅垂竹帛，忠播万国，此正所谓虽败犹荣者，人生孰无死，要当轰轰烈烈以身报国不负此昂藏七尺躯耳，义勇军可以当此而无愧也。”这与那些“养兵二百万，麇集内地，自相残杀，一遇外患，退避者退避，旁观者旁观，此于国人为罪人，在民族为可耻”的军阀，与口头抗日实则惧日恐日，甘愿当亡国奴“东北虽亡，尚有华北，华北虽亡尚有西北，西北若亡中国全部若亡，吾等仍可作外国之顺民，西洋之犹太”⑥的文人、官僚有本质区别。“东北义勇军，纯为民众之武力，乃国民激于爱国之热忱，毫未加杂他意，故不惜挺身为国牺牲，甘愿肝脑塗地，明知以卵击石，情愿与日肉搏，以尽国民之天职。”⑦非正规武装的抗日义勇军能在这种情景之下毅然奋起抵抗，恰恰代表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精神。

时人也承认，义勇军“但徒有血气之勇，而无精深之训练，扰乱日人，自具可能，若赖以收复失地，则实所难能”⑧。义勇军对日军的抵抗尽管不能改变东北被日军占领的格局，但体现了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义军之活跃，更可代表我们的国民，中国的军人政客虽不抵抗，可是作为中国主体的民众是抵抗的！在中国现存的政治形态，军人政客误国卖国，民众本无法实行制裁，然而民众亦自有其真正的力量！义勇军之兴起，是民众自动的组织，义勇军之供养，是民众自动的捐输！”⑨义勇军是中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它的抗日行动是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坚决否定，亦是对军人政客误国卖国的抗议。

东北抗日义勇军毁家纾难的牺牲精神受到当时舆论的赞誉。“他们抵抗暴日，舍去了父母妻子，破产毁家，无非是为爱国热忱所驱使，为着拯救危亡的中华。他们与帝国主义肉搏拚命，身临剧烈炮火之中，血洒黑山白水之下，无非是愤日贼强蛮，以振起我们民族之魂。”⑩“我义勇军激于义愤，忍无可忍，爱国结民众，力兴抵抗率以械弹无源，未能扫除敌氛，恢复版图，为可憾耳！然转战兼旬，毙敌数千，亦足褫倭奴之魄，为河山增色矣。”（11）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卫国的志士，是民族英雄。（12）他们凸显了中华国魂，“向无义勇军，则日本当业已席卷热河，窥伺华北，向无义勇军，则日军在东北必已可长治久安高枕而卧。向无义勇军，则世界历史上占领邻国土地之易当创一新记录。向无义勇军则国际间必将谓中国人尽为凉血动物毫无国家观念，东北伪国真为民族自决；向无义勇军，则东北将永无收复之望而并将启列强瓜分中国之渐。”（13）“东北沦陷已经十个月了，幸而有那十数万奋勇杀敌的义勇军在那边挣扎着，不然更表示我们民族的精神灭亡了。”（14）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民族精神的象征。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使东北不亡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是东北不亡的重要标志，“斯东北亡而不亡”主要靠的就是东北义勇军的献身抗日精神。郭甄泰在《勗东北义勇军》一文中即高度礼赞东北义勇军的牺牲精神对于东北存亡的价值。他说：“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肝脑塗地，至死无悔，前赴后继，效死弗去。卒也使日军席不安枕，疲于奔命，至今尚未能完全征服东北。为国争光允懋上赏，以视彼为军阀作走狗而牺牲，为个人作工具而内战以死者，其泰山鸿毛可以道里计耶？”（15）义勇军以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武装先进的日军对抗，使日军“席不安枕，疲于奔命，至今尚未能完全征服东北”。还有舆论认为，“如今东北算不得完全沦亡，所依靠的就是那般在寒风苦斗里的英勇义军！”（16）正由于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勇抗战，才使得东北还没有完全被日本占领，东北还“算不得完全沦亡”。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对日本占领并经营东北构成了实现障碍，日军视其为心腹之患。有文章说：“日本对于东北的义勇军，恨之入骨，认义勇军为统治东北莫大的障碍……认义勇军为中国恢复东北唯一的先锋队。义勇军一日不消灭，则统治东北，一日不能完成，而后方威胁，一日不能扫除，亦即不能制中国的死命。故日本朝野上下，近来最大的努力，是用在义勇军方面，几乎每次阁议，都议到义勇军问题。……东北除去几个重要的名城，并沿铁道的市镇而外，四分之三的土地，还是在我们爱国健儿义勇军的手中。”（17）该文作者明确指出：“吾敢断言，有义勇军在，日本绝不能安然统治东北！”（18）日本把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中国恢复东北唯一的先锋队”对待，东北义勇军不除，日本势必不能安然统治东北，故日本朝野上下，都把如何消灭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头等大事，这本身也说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不仅标志“东北不亡”，而且也是将来收复东北失地的重要希望。所以，“揭竿聚义孤军奋斗，不计利害，毅然挣扎，铲除苟延残喘之心，敢为破釜沉舟之计国人之精神不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及国家名誉”（19），“斯东北亡而不亡”最值得称道。

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各地风起云涌，不仅增加了日军对东北占领的困难，也在事实上否定了日军占领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更使日本媒体所宣称的满洲伪国“是民众自动的独立运动”的谬论不攻自破。当时中国舆论界对此即有明确认识：“月余以来，关外各地义勇军，除自动谋与日抗外，对于国联调查团到沈阳时，有所表示，使该团知满洲伪国之成立，纯系日人毒计，我东北民众绝不甘心屈服于暴日之下。”（20）“日人日日宣言，说满洲伪国是民众自动的独立运动；但是东北数十万的义勇军却是天天使日人的宣言，在全世界人的眼目中，成为一个绝大的笑柄。”（21）另有文章强调指出，义勇军的存在“打破三千万人民公意建设满洲国之谬说”。（22）“日人事实上是一手制造的‘满洲国’，却偏向世界宣传是东北民众‘王道’的结合；义勇军的活跃，便给这种宣传以极有力的更正！”（23）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存在的重要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也对李顿调查团的决议产生影响。（24）李顿调查团在对东北进行实地考察之时，决不能无视由几十万人组成的分散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故李顿报告书中“承认中国为东三省的宗主国，并明了此次事变日本人所应负之一切法律政治及道德上责任，自当执行国联历次决议，以条约衡量事实，限令以武力占据中国领土之日本军队尽撤退，以伸张正义”。（25）其中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主要是基于日军占领东北完全是违背了人民意志自愿的原则。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恰是人民自由意志最典型的表现。尽管李顿调查报告书中涉及中国东北的内容不尽对中国有利，但是承认东北为中国领土，视日本吞并东北为非法的武装占领，要求日本军队尽数撤离中国东北的内容，却对中国极为有利。

二、对英雄群体的形象塑造

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群体作为民族英雄和英雄群体来看待，并凸显他们的英雄形象，这可以作为解读报道义勇军时论的重要理念。东北抗日义勇军多达数十万人，当时公认马占山、邓铁梅、王德林、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等为义勇军代表人物。其实，代表人物远不仅限于此。本文主要以当时舆论界介绍较多的邓铁梅、李东海、李杜、李纯华、冯占海、王德林、郑桂林、于百恩、张海涛等部的抗日事迹为线索，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舆论界对他们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

（一）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

东北抗日义勇军诸将士的抗战誓言，充分体现了他们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马占山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名将。他在誓言中说：“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几丁之地，沦于异类，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凡我前方将士，莫不深明大义，”“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26）表达了坚定的抗日意志。

李杜作为著名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在1929年即已就任松花江沿岸军队总指挥，为陆军中将，“九一八”后充任东北自卫军总司令。（27）“李杜旅长率部，联合丁超，共起抗日，数月之间转战吉林，迭挫敌锋，孤军奋斗，为民族争光，闻者莫不兴起！现集健儿七万，在哈绥线，誓死抵抗。”（28）李杜率领的抗日义勇军能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是有着坚强的精神支柱的，这种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他曾明确表达自己的抗战誓言：“杜一介武夫，粗明大义，痛感邦家多难，略尽匹夫微责，为功为誉，均非所计，只凭精神之贯彻，不顾物质之悬殊，率我部众，联合友军，与暴日周旋于东北一隅，先后二十余役，战斗之激烈，为向所罕睹”，“我军则悉赖将士用命，不惜肉搏以为战斗之唯一方法”，描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义勇军将士的献身精神。李杜为此代表所部将士郑重表达精忠报国精神，“郑重宣言于国人曰：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人；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惟望从速起杀敌有人，而得最后之胜利耳！”（29）他在《李杜丁超率部宣言》中更强调，“是我已处于退必死，进可图存之局势中，凡吾黄炎世胄，具有血性，只有奋身而起，作生死之搏斗。杜等率部，血战经年，所有将士，均誓为国牺牲。”（30）这种不畏牺牲的奋斗精神恰恰是“九一八”后全民抗战共识中亟须强化的民族品格。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位著名将领冯占海也表白自己“早具头可断，志不可移之决心”。（31）

李纯华作为辽南抗日义勇军首领，也通过发布誓约公告来晓谕自己的抗日决心和抗日志向，“纯华等愿输至诚，捐贱躯，掷此头颅，洒此热血，为祖国作殊死之奋斗……暴日一日不除，奋斗一日不止。……纯华等为祖国争生存，为公理争胜利，粉身碎骨所不辞也。复望我全体国民，本自信之决心，团结之精神，为长期之援工作。要知中华民族，断不能屈服于暴力下而灭亡也。”（32）

“九一八”后，“中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王德林“率其忠勇将士五百人，北走敦化，成立救国军。……此时日人实行移民政策，中国农村多为暴日所强占，民众知抗日亦亡，不抗亦亡，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挺身救国。于是揭竿起事，赢粮而从王氏者每日不下数百人，五月后救国军集众二万，七月后复增万余，至今时止荷戈之士约三万五千余名，军纪严明，训练精干，铁军之号噪于一时”（33），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抗日队伍。“自事变以来，武装民众之中，抗日最力而成绩最著者，厥惟吉林之王德林部，先后杀敌不下二三千人，夺获枪炮子弹为数亦甚多，而阻止日人延修吉敦路，尤为其极有意义之举动。”（34）王德林自己也曾表白道：“德林一介武夫，满腔热血，赤胆忠诚，惟图报国，明知饥疲之卒，难当精锐之师，绝塞孤军，不敌倾国之众，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盖欲以为国牺牲之大义，唤起民众，振作奋励，而齐赴国难。”（35）这种心迹是他真诚爱国的自然流露。

（二）鼓舞民族士气的抗日战绩

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其劣势兵力与日伪发生大小战斗上千次，从当时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管窥其战绩。《李杜丁超最近战况》报道，“李杜、丁超二将军所部，已越过伊兰，距哈尔滨百余里，将来此路打通，则一切接济尤感便捷，前方将士拚命杀敌，义无反顾，惟盼各方面尽量援助”。（36）李杜于1931年12月24日“亲率本部劲旅，是夜入拒滨江誓师靖难，与日本血战四昼夜”。其后又“指挥各路血战，四阅月，先后二十余役，方正县城一战失而复得者，凡四次”。（37）在1932年1月29日的哈尔滨保卫战中，“李杜旅长率部，联合丁超，共起抗日，数月之间转战吉林，迭挫敌锋，孤军奋斗，为民族争光，闻者莫不兴起！现集健儿七万，在哈绥线，誓死抵抗。”（38）

李纯华部经历多次战役，以攻占辽中县城之役和进攻南台车站之役战绩尤其显著。1932年6月28日，辽南抗日义勇军攻占辽中县城战役打响，“计此战，日军死卅余人伤不详，逆军死伤五十余人，获大小枪三百余，双子弹五百余发，义军死伤二十六名云云。”（39）7月1日，李纯华率辽南抗日义勇军进攻南台站，“与日军血战二小时，敌不支而退，计此战，得大小枪三十余支，毙日军十六人，巡捕七人，伤日军及日侨廿余人，度军仅死二人，伤一人云。”（40）上述报道一方面说明该部义勇军是真正彻底的抗日队伍，另一方面也说明李纯华的抗日业绩，以及他对抗战的贡献。

冯占海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九一八”后与宫长海、姚秉乾合组救国军，自任吉林救国军总司令。“后与丁超李杜等合组自卫救国军，李杜任总司令，冯副之。”（41）自卫军的首领虽为丁超、李杜，但该军的军魂却是冯占海。冯占海誓死不做亡国奴，统率所部组建抗日部队，与日军周旋，抵抗日本侵略军。“于日军开到之日，即率部整装开赴五常界之山河屯。临行之际，密将军械弹药库所存枪械子弹择优尽量运载。”在他的抗日精神感召下，“吉林各县之公安局长率警甲乡团来投者，接踵而至。复以劝导方法，收取民间枪械甚多，故其抗日实力，日益雄厚。”（42）“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到吉垣，他认为军人报国的机会到了，马上秘令部下整理火器弹药，以备杀敌之用。九一九日，熙逆下令不准抵抗，将军于愤恨之下，遂带部下携所有火器弹药出避，以作反攻之计”（43）。《义军抗日近讯》也称：“吉林自卫军冯占海，原为吉林省督办公署卫队团，冯任团长，有官兵七千余人，器械精锐；自熙洽降日后，冯即以此基本队伍，与敌抗战，义声所播，民众武力，咸向其投效，所部陆续增至十余万人之众。”（44）

冯占海部与日军经历大小战役数十次，其中攻占吉林省城、蛟河战役和方正战役最为显著。1932年2月13日攻克吉林省城，敌军除被击毙外，生擒600余人，并击毙掘田大佐。（45）关于蛟河战役，报道称：“是役夺日军枪械三百枝，子弹八万粒，日军死伤甚众，狼狈逃回吉林，是为冯军实行抗日之始。此后大小数十战，冯氏历尽艰苦，出生入死，气不为之稍俀。”（46）

方正战役是冯军与日军战斗最为惨烈的一次。1932年4月28日起，双方交火，“最初冯以游击方法，诱敌至蚂蚁河之线，而潜派宫旅蔡营绕道至敌人后方宾县之高力帽子，劫取其弹药及大部分军需品。赖士卒用命，卒将逆军看守士兵及日本准尉三员悉数击毙，劫获其大枪子弹六十万粒，野炮弹一千四百发，迫击炮八门，炮弹四千发。械弹既足，士气大振。”5月1日，双方展开决战，“敌空陆并进，战斗异常激烈。”伪军三旅悉数投降，冯占海部“擒日兵三百名。”在这场战役中，“前方阵亡军兵共三百七十六员名，敌之死伤，数倍于我。……而冯部抗日实力，至此亦倍加雄厚，寖成吉林自卫军之重心矣。”（47）6月16日，日军与自卫军交战，“日军死伤三十三人”（48），冯占海部获胜。（49）总之，冯占海部“转辗万里，暴日胆寒。”（50）以上报道实证性地描述了冯占海坚定的抗日决心，爱国爱乡坚持抗日的感召力和组织能力，以及该部与日军之间惨烈的战况与骄人的战绩，将冯占海部的抗日英雄形象塑造出来。

王德林部先后与日军交战百余次。（51）在1932年2月21日的黄泥河子战役中，王德林率领救国军重创日军，“击落敌机二架，伤敌七十余人，俘虏者四，我军仅伤二人，亦云幸矣！”（52）3月12日，该部与日军在南湖头开战，“日以特种兵器如飞机、坦克车、机关枪，等同时并进，取包围形势，王军则隐蔽山林中，以步枪还击。该处地近敦化，山林稠密，飞机、坦克车均失其效用。……除毙敌七十余名外，尚夺得山炮一门。”（53）5月22日，东京城之役爆发。东京城是“宁安西南之重镇”，王德林部之吴义成旅驻防于此。当时，“日军百名来袭，为吴旅用大部队包围，炮火猛烈，血肉横飞，大战二十余小时，日军不支，夺路逃蹿。是役计毙敌四十，伤三十，生还者仅二十余名而已。经此番战役，日寇始不敢正视救国军，救国军之名乃轰动于一时。”（54）

郑桂林率领的救国义勇军主要在锦西、绥中、兴城一带活动。郑桂林率部抵达绥中后，打出了“郑天狗”（喻天狗食日之意）的旗号，很多有枪农民和爱国志士纷纷来附。1932年7月20、30两日，郑桂林部在绥中西北荒地与日军交战，“义勇军则奋勇应敌，弹尽后继以肉搏，结果毙敌八十余人，缴枪七十余支，并炮三尊，此炮即为郑部唯一独存之炮，余二十余人，则皆逃去。义军虽子弹不足，但其作战之经验与勇敢之精神，亦足与日军相抗衡。”（55）这次战斗，郑桂林部不仅以弱胜强，而且还取得了击毙敌人80余人的战果。特别是在弹尽后义勇军与日军展开肉搏的勇敢精神，更为时人所赞叹。

于百恩、张海涛等人努力进行抗日宣传，2个月内招集500余人。该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与日军交战数十次，尤以黑山之战和北镇之战最为典型。1932年1月初，于军杨荣久（绰号江北）部在黑山八道豪一带与日军先后激战六七次，“毙敌三四十名，获步枪二十八支，于军死伤共三十余名，一时日寇有到处避免与江北战斗之势。”（56）与此同时，于军田锡九（绰号海交）部“在北镇迤西闾山一带与日寇数百名携山炮两门飞机数架混战五小时之久，后因弹尽援绝遂行退却。计毙二十余名，我官兵伤亡十余名”。（57）6月29日，于百恩部四、八两团各率所部在台安界桑林镇与日军激战七八小时，“计毙敌官兵三十七名，伤者不计其数，获枪三十余支，装甲汽车（附机关枪二架）两辆，因无人会开驶，当时损坏。”尽管于百恩、张海涛部牺牲巨大，但伤日军众多，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部队。

（三）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是在艰苦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的状态下进行的。例如李杜部队在与日军战斗中“多未着冬装，兵士甚披被褥以与敌对抗，日军以重炮环攻，飞机投弹，我军乃大为苦”。由于“日军在城外炮轰不已”，李军已无险可守，当夜率众向虎林退却，途遇日军激战半日，剩余二千余名战士“以弹药已罄，乃未入虎林县城，即渡江退入俄边境伊曼斯埠”。（58）

冯占海部是一支英勇善战、战绩卓著的部队，却由于缺少给养弹药而陷入绝境。冯占海自己曾讲述义勇军抗日艰辛，“自哈埠东退，转徙数千里，大小百余战，忠勇将士，以血肉之躯，当精良武器，日处肉狱骨渊之中，每次冲锋突围，血肉横飞，夜祭宵哭，凶问迟而不审……入秋以来，倭奴伪国迭遣重兵围攻，孤军支撑，弹尽援绝，已入绝境……当此秋去冬来，士卒秃顶露背，赤足奔驰，兼入不毛之地，海目睹心伤，早已血泪皆枯，呜呼惨哉！”（59）这段泣血陈情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义勇军的生存状态。

郑桂林率领的救国义勇军一度攻占兴城，“但因子弹接济缺乏关系，未能久守，此亦为义勇军不能发展之大原因，郑军子弹，更属困难，近所余子弹，每人不过三十粒，遇战事，每人不过使用十粒，且战斗器械不精，无机枪大炮，仍能使日军见而生畏者，厥唯作战之精神，肉体与新式战器相抵抗，其牺牲精神，至堪钦佩。”（60）

于百恩、张海涛部队有限战果的取得非常艰难。当时报道称：“日军受此重创后，刻正调集部队进攻。我军士气颇盛，惟所有弹药经此战役耗费馨尽，弹药缺乏，又兼官兵均着单衣，天气渐寒，无法支持。即司令部一二百人之维持费，给养费，亦告断绝。刻亦陷于进退维谷之际，万分困难。”（61）这样一支劲旅，由于缺少给养弹药，而不能给予日伪军更大打击，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恶劣环境的典型写照。

（四）毁家纾难的抗日义举

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毁家抗日”义举，亦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精神之一。其中，张海涛的“毁家抗日”较为典型。（62）“九一八”之前，张海涛供职于东北讲武堂。“九一八”后，他目睹东北山河破碎，“倭奴之凶残”，“奋于爱国之热诚，遂于十月初旬奔走于辽西北镇黑山盘山各县，组织义勇军，以期协同该地驻防军队共谋抗日。”（63）张海涛本是辽西某县的富家子弟，“目击时难，悲愤填膺，遂反里，纠合于君百恩及慈宁钱黎传等君，在辽西一带组织义勇军，卖粮千余石，以充军费，义旗一举，从者载道，声威所至，倭寇惊心。”（64）他与于百恩等人招集队伍，“编为支队在北黑盘各县境内施行简单训练。惟因弹药补充始终未到，实无与日寇抵抗之能力。”（65）

义勇军将士的家属也因抗日而受到株连。张海涛的抗日义举引起日军极度恐惧愤恨，遂利用汉奸刑逼当地士绅村长，探知张的住址，将张宅包围，查封其家族所有家产，家人因临时得信，仓皇出走，“转徙流离，身无长物，现在全家二十七口逃散十余处，楚囚对活，饥寒交并，惟张君虽遭此家破人散之重大打击，但其抗日救国之大无畏精神，仍不少懈。……即赴前方与敌作殊死战，誓必歼灭倭氛收复失地而后已。该君深望国内外热血同胞，一致奋起，共赴国难。”（66）非常可敬的是，张海涛虽受到家破人散的打击，但抗日决心更加坚定。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五）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在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已事实沦陷的背景下，东北义勇军对日抗战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不屈血性。对于他们来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即使被捕也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这方面事迹以邓铁梅和李东海及所部四十四烈士最为典型。

邓铁梅原为辽东义勇军总司令，“拥众数万，积极抗日，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心腹大患。”（67）然而不幸被捕，在严词拒绝日伪威逼利诱后，被残忍杀害。“辽宁东边三角地带义勇军首领邓铁梅，自被捕后，即押于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内。日人屡次劝降，邓矢志不屈，乃竟于九月二十八日夜间被秘密枪杀。至日方对外宣传，则谓邓系患急性肺炎致死，亡年四十五岁。”（68）《邓铁梅遇害》一文赞誉“倭人屡次劝降，邓矢志不屈”。（69）《民族英雄邓铁梅遇害》也称他为“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70）彦之在《悼抗日英雄邓铁梅》一文中说：“东变以来，我东北同胞激于爱国情绪，奋起而抗日的，曷止数十万人。但其中实力最厚抗日最久，深为日人所畏惧，而引为深忧的，当首推起义于东边，转战于三角地带之李君春润及邓君铁梅。”他“转战于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之间，大小历数十余战，卒使日伪军队大有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之势”。作者强调指出，邓铁梅的英雄业绩不是空嚷几声救国口号就可以做到的，特别是当他被捕之后，“日伪当局，一再诱其附逆，惟邓君心同铁石，不为少动”，“终以不肯附逆，于上月二十八日竟以身殉国。噩耗传来，闻者痛心！”作者高度评价邓铁梅的精神价值，“东变以来，历时三载。在此三年之中，曾有数十万之无名英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抗拒，而卒赖其力，于我政府安内不克同时攘外之情势下，犹能在东北发扬我中华民族的精神。……邓氏既为抗日最力之义军首领，故其对我国家我民族之功绩，历千万世而不可磨灭。今邓氏虽死矣！但其精神固犹足以杀帝国主义者的锐气，用坚国人抗日的决心！”（71）邓铁梅的抗战事迹不仅能够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他不受利诱，不惧敌人淫威的牺牲精神，更能够激励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李东海及该部44人英勇就义的事迹。李东海所部因在四兆、中东、齐昂等各铁路线袭击日伪军用车辆，被日伪军包围，所部40余人全部被捕。经过多次严刑拷问，他仅供自己是热河阜新人，“九一八”后参加救国工作，别的话一概不说。当日军搜捕时，找到新发现的国民决死队符号数枚，问其破坏列车的目的，他回答说：“我等国亡家破，救国为个人责任，颠覆列车，为救国工作之一，倘天假吾年，我等即联络民众，组织民众，并不止于颠覆列车而已。”问其决死队组织，回答说：“集合十员不畏死之同志，即可决死拚命，组织自有，但不肖凭借外援，中华民国全体同胞，就是我们后盾。”（72）问其首领是谁，坚决不吐实情，只说：“现在既被捕，有死而已，我等今日死所，亦即异日汝等死地！”再问其组织，回答其大本营在“天山”，“凡同情我等工作之同志十人集合所在，即我等大本营”。最后，他同该部44名义士被日军枪杀。行刑前，“李氏即慷慨前行，大呼中华民族万岁，并要求南面就刑，俾冥中睹我决死队成功。东北民众，对于李等就义，无不涕泪交流……李东海为国牺牲，从容就义，真不愧为血性男儿！”（73）文章强调，东北沦亡已过三年，东北的抗日义士们为光复国土不懈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关内同胞也应承担起收复失地的责任。“而最近李东海与所部四十余人同时慷慨就义的情形，尤其令人可歌可泣了！”（74）这种舍身救国、赴死就义的精神代表了日据时期三千万东北民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反抗外来压迫的牺牲精神。

文珍撰写纪念文章，把李东海等44人的殉难事件升华到民族精神的高度而加以阐释。他说：“东北失陷已逾三年了。……在事实上，我们让了一步，敌人就进了两步。三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在我国‘长期抵抗’声中如而夺取热河，继而觊觎华北？到现在，整个中国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狼吞虎咽’的对象了！然而，在全国泄泄沓沓坐以待亡的麻木状态中，却有山海关外被‘祖国’遗弃了的小百姓始终不愿做‘王道’统治下的‘顺民’，在义勇军旗帜之下从事反日活动，近来更有所谓义勇军决死队，迭次破坏铁道，袭击日军，使飞扬跋扈的日本帝国主义铁骑有时也疲于奔命。……这种英勇不屈再接再厉的精神，可使闻其风者顽廉懦立。”（75）李东海等44人临刑前，“这种伟大悲壮的呼声，简直与‘九一八’的大炮一样，使全国民众从睡梦中惊醒。”（76）作者强调：“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一致奋起”，“以竟其‘救国抗日’之志，把中华民族从空前未有的危机中挽救出来。‘组织民众恢复失地’这句遗言，即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77）李东海等44名义士大义赴难、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称道。

上述内容虽未能反映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全貌，却极具代表性。这些报道在国人中引发了轰动效应，塑造出抗日英雄形象，对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战史中的历史意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后在东北崛起的极其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各种原因亦未能发展壮大，但它的历史功绩却不容否定。（78）东北抗日义勇军虽未能阻止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并阻碍了日军的侵略计划。东北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振奋国人的抗日士气，以及民族自信心的恢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品格

日军为了消灭东北抗日义勇军，实现对东北全境真正的占领，对义勇军采取了极为严酷的镇压手段，凡是同情或支持义勇军的东北民众也都受到日军灭绝人性的残害。“因义勇军各个富于牺牲，善于不规则战斗，日军官兵损伤于义勇军者甚多，每于冲突，日人多为丧胆。故其范围以内，一闻有义勇军所在，日军即协同中国警甲前往围剿，在远距离即用炮击，其目的在使义勇军分散逃避即可。尔后对于该地村人房屋多被杀伤焚烧，以使人民以后不敢使义勇军入境。”（79）日军这种连带的镇压手段，目的是迫使当地民众阻止义勇军入境，割断义勇军与民众的联系，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最后消灭之。

日军采用多种破坏义勇军形象的反宣传，同时加强义勇军出没之地的日军兵力，凡是没有日军驻防之处，“均派日兵看守，对于附近乡村及车站行人，均严格检查。”（80）目的在于切断义勇军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日本殖民当局奖励告密者。凡是给日军提供义勇军情报的人员，均采取重金奖励。“某处有义勇军存在，有与日军送信者，赏重金。”（81）同时，日军还用重金收买当地无赖，使之侦察、收集义勇军的情报。凡与义勇军通声息的民众，或者参加义勇军的家属，一旦被日军侦知，人员都将被杀害，房屋被焚毁。仅以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为例，“于部官兵家族被害者甚多。第四团长佟锡九之房屋数十间，及所有物品，前被日寇焚烧无余！六台子徐家窝铺，我士兵之家被日寇焚烧者甚多！马厂一带被炸伤及用刀刺死之男女二十余名！”（82）

为了扑灭义勇军的抗日烽火，日军实施七种新刑法处死义勇军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爱国人士，所以它是“同胞亡国之痛”。（83）这七种新刑的最终结果都是执行死刑，但极其酷烈，目的就是通过公告及采用这类极刑形成恐怖气氛，迫使东北民众视抗日为畏途。因此，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义举非常悲壮，其抗战精神与贡献值得进一步弘扬。

（二）东北抗日义勇军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整个东北的沦亡。同时，他们希望借助于国联主持公道，逼迫日本归还东北的愿念也已落空。不久，伪满洲国成立。“一年，悄悄地过去了。在这风雨飘摇水深火热下惨痛地过去了。‘九一八’的发难，黑龙江的蹄声，‘一二八’的炮声，一件一件地都成为过去的事迹。我们的政府是始终噤然地不负责任；只是说一些‘长期抵抗’的漂亮话。国联依靠的幻梦已成为一个泡影！那巧妙的调查团的报告书，已明明把国联所负的责任推卸了干干净净！”（84）“国难瞬已经年，一年来上下高谈阔论着种种救国方略，似乎中日问题是万分复杂的，然而直到今日……除了报纸上的‘抵抗’字样以外，我们又往哪儿找得到事实上的‘抵抗’？”（85）尽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论抗日问题，但这只是政府要员的官样文章，真心抗日、真正做出对日抵抗行动的反倒是“事实上无抵抗能力的义勇军”。舆论表达了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

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不仅东北被日本占领，也没有换来中日间的和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使其步步进逼，企图吞并全中国。国人已普遍意识到，即使不抵抗，也难以阻止日本人对华北的侵略。“今日能援助义勇军，出兵东北，则东北可复，华北可保，若为保存华北，而不援助义勇军，则义勇军固消灭，东北固沦亡，而华北又岂能独存！届时再度亡国奴之惨况，不能言，不忍言了！试问我们还往何处跑？”（86）对日不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忍让并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安全，只有抵抗，中华民族才有出路。因此支持、援助义勇军就是巩固华北、保卫中原。“我们要认清，认清这次所含的意义的严重！如果东北义勇军给敌人一旦扑灭，很快地，山东福建等省跟着沦亡。”他们“拿着‘三八式’马枪，或‘老洋炮’，以至于大刀铲头，和日军血战，他们的枪弹不足，食粮缺乏，忍着饥饿，受着冰冻，辗转各地，溅热血，拼头颅，与日军死斗，所以他们的悲壮牺牲，不仅坚定中国民族抗日的信心，而且证明只有对日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87）

国人通过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战认识到，不能把国家的前途完全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寄托于别国的同情和恩赐上，这也是觉醒的标志。中国人自己不努力，不做出牺牲，就不能指望别人做出牺牲来帮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不能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国联的决议也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中国的出路只有依靠民众自己。“只有我们民众的槌的犁的血的肉，才能够扑灭那无数仇敌的刀枪！只有我们民众的自己，才能够救自己！我们不会坐视着家国的破灭，我们不会坐视民族的沦亡！”（88）“义军之活跃，更可代表我们的国民，中国的军人政客虽不抵抗，可是作为中国主体的民众是抵抗的！……义勇军之兴起，是民众自动的组织，义勇军之供养，是民众自动的捐输！”（89）“出路是自己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出路只有中国人民自动去找。”（90）“然而本非人道所加之对手方乃则为我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国人应之之道，则唯有铁血而已，他非所问也。”（91）这样的言论反映了中国民众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的觉醒意识和成熟程度。

义勇军的抗日义举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其中内地民间自发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捐款活动，亦可以看作民众抗日意识觉醒的标志。“最近日人对于东北义勇军，揆其用意，将在青纱帐未起以前，施以重大压迫欲使东北一切反日势力，完全消灭。自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驻沪日军，纷纷退至东北各地，自是东北义勇军之压迫日益加剧，在此期间，义勇军之前途，实不无危机。若国人为之设法援助，或接济以饷糈，或补充以枪弹，俾能互相奋勉，坚决图存，渡过此难关，待至青纱帐起，各部联合一气，再群起反攻，收复东北，千钧一发，是在国人之急起力援矣。”（92）“义勇军既奋斗于前，全国民众当继起抗日于后”，东北“决不能使日人悠悠经营，据为侵略中国扰乱世界之根据，决不能使叛逆高枕而卧稳过其甘为亡国奴之生活，此义勇军所应采之策略，亦即东北同胞以及国人应有之觉悟也”。（93）以上议论认识到义勇军抗日大业的荣辱成败以及与自身命运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成熟的表现。

还有文章强调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救国，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尤其是要援助着那些为民族生存而扎挣的同胞们，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94）声援义勇军的募捐广告指出，东北义勇军是卫国的志士，是民族英雄，要求全国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支援他们，同时还要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95）《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强调“东北义勇军孤军绝域，苦战经年，我东北之将亡而未亡者，实赖于此。……劝学生方面量力乐助，以抒国难”。（96）在《转令饬经遵照学生援助东北义勇军长期捐款办法》和《令发援助义勇军各界月捐办法》等公告中都规定了募捐的办法和捐助金额，要求军政界、学界、工界、住户、常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商店等各业都要捐款，并按照界别特点以及个人经济收入情况制定出不同的捐款办法。（97）《各地侨胞援助义勇军讯》一文主要介绍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侨对义勇军的汇款。（98）从中可以看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非常关心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业，希望通过捐助钱物支持并延续义勇军这一自发抗日力量的存在，体现了华人华侨的爱国抗日意识。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揭开了局部抗日战争的序幕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有“八年抗战”说和“十四年抗战”说两种观点。所谓“八年抗战”说，指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止；而“十四年抗战”说，则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起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止，为6年局部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战败止，为8年全面抗战。“十四年抗日战争”说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其中作为支撑6年局部抗战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与东北抗联的对日武装斗争。正是东北义勇军打响了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暨东北局部抗战的序幕。此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过。东北义勇军存续达数年之久，最多人数曾达50多万人。仅从1931年9月至1933年2月，义勇军即与日伪军发生大小战斗1499次，击毙日伪军4万余人，义勇军战死10余万人。（99）东北义勇军经历的许多战斗异常惨烈，其抗日精神、抗战意志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唤醒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意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及胜利奠定了基础。

义勇军的抗日义举对恢复中华民族自信心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主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思想意识层面弥漫的恐日、惧日心态。然而与此不同，东北义勇军在逆境中崛起，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身家性命，愿与侵华日军拼命一战，体现出大无畏精神。义勇军在多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还取得骄人战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引发国内舆论的密切关注和密集跟踪报道，他们的相关事迹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释：

①“九一八”后不堪忍受日本统治的东北各界各族人民，留在东北的部分东北军官兵、爱国警察以及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纷纷举起抗日大旗，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傅斯年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1933年1月15日，第35号）一文中说：“东北何尝不抵抗呢？义勇军在那样的环境中之抵抗，真是可歌可泣的。丁、李、马、苏、冯、王诸英杰，真是我们应该焚香颂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编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自卫军亦可称为国军，全系东北正式军队。决心抵抗敌人，隶属于国府统治之下者，若李杜、马占山、冯占海、宫长海、姚海山、才鸿猷等皆是也”。一类为救国军，“亦可称之为民军，全系东北民众队伍，抱定救国。民众团体直隶于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者，若王德林、刘万魁、吴义成、李海清、孔宪荣等皆是也。”（管企仲：《东北义勇军之抗日战》，《政治月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②《东北义勇军之调查》，《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26期。

③吴耀宗：《东北的义勇军与我们》，《年华》1932年第1卷第23期。

④一心：《辽西义勇军之一般状况》，《东方公论》1932年第68期。

⑤《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⑥郭甄泰：《勗东北义勇军》，《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⑦管企仲：《东北义勇军之抗日战》，《政治月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⑧管企仲：《东北义勇军之抗日战》，《政治月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⑨《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⑩《炮火饥寒夹击中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旬刊》1932年第18期。

（11）《义勇军血战记》，《大道》1932年第17～18期。

（12）曹伟民：《援助义勇军抵制日货》，《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3）郭甄泰：《勗东北义勇军》，《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4）曹伟民：《援助义勇军抵制日货》，《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5）郭甄泰：《勗东北义勇军》，《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6）《为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各界募捐宣言》，《道南》1932年第6卷第17期。

（17）霍维周：《东北义勇军肃清后与平津之危机》，《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8）霍维周：《东北义勇军肃清后与平津之危机》，《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19）郭甄泰：《勗东北义勇军》，《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20）《东北义勇军最近抗日作战情况》，《东方公论》1932年第71期。

（21）吴耀宗：《东北的义勇军与我们》，《年华》1932年第1卷第23期。

（22）肖继荣：《义勇军可收回东北乎》，《国际》1932年第1卷第3期。

（23）《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24）尽管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产生影响的因素众多，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对日本非法占领中国东北，却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挑战，它使谎称建立伪满洲国是东北人民集体意志的选择的言论成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谬论。此外，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丁超、李杜、苏炳文等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李顿调查报告书产生正面影响。

（25）孙义慈：《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建议之撤废东三省军备》，《政治评论》1932年第23期。

（26）《马占山誓死抗日电》，《明是日报》（抗日专刊）1931年第54期。

（27）《介绍抗日将领李杜》，《湖南党务周刊》1931年第27～28期。

（28）《李杜将军略历及誓言》，《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29）《李杜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函》，《救国通讯》1932年第19期。

（30）《李杜丁超率部宣言》，《救国通讯》1932年第26期。

（31）《头可断志不可移，爱国将军冯占海泣血陈情，望各方贤明急予援助》，《汽声半月刊》1932年第4期。

（32）马洪德：《辽南义勇军李纯华抗日情报》，《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33）于锡猷：《王德林救国军抗日经过记》，《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34）《王德林之义军》，《中央周刊》1932年第214期。

（35）《王德林呼吁》，《大道》1934年第2卷第4期。

（36）《李杜丁超最近战况》，《中央周刊》1932年第237期。

（37）《李杜将军略历及誓言》，《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38）《李杜将军略历及誓言》，《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39）马洪德：《辽南义勇军李纯华抗日情报》，《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40）马洪德：《辽南义勇军李纯华抗日情报》，《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41）《介绍抗日将领冯占海》，《湖南党务周刊》1933年第27～28期。另见《时人汇志—冯占海》，《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29期。

（42）为公：《介绍民族英雄冯占海抗日史》，《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43）《民族英雄冯占海将军事略》，《黄沙半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

（44）《国内要闻—义军抗日近讯—冯占海攻克吉垣》，《海外月刊》1932年第2期。

（45）《国内要闻—义军抗日近讯—冯占海攻克吉垣》，《海外月刊》1932年第2期。

（46）为公：《介绍民族英雄冯占海抗日史》，《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47）为公：《介绍民族英雄冯占海抗日史》，《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48）《冯占海部克复方正》，《中央周刊》1932年第212期。

（49）《冯占海榆树获胜》，《中央周刊》1932年第213期。

（50）大光：《冯占海血胆慈心》，《黄沙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7期。

（51）《王德林军战史一页》，《中央周刊》1932年第228期。

（52）于锡猷：《王德林救国军抗日经过记》，《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3）于锡猷：《王德林救国军抗日经过记》，《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4）锡猷：《王德林救国军抗日经过记》，《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5）《锦西义军郑桂林苦战记》，《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6）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7）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58）《李杜率部退入俄境》，《中央周刊》1933年第242期。

（59）《头可断志不可移，爱国将军冯占海泣血陈情，望各方贤明急予援助》，《汽声半月刊》1932年第4期。

（60）《辽西义军苦战经过》，《中央周刊》1932年第219期。

（61）《于百恩张海涛部在北镇一带活动近况》，《东方公论》1932年第82期。

（62）续唐：《毁家抗日张海涛》，《东方公论》1932年第85期。

（63）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64）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65）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66）续唐：《毁家抗日张海涛》，《东方公论》1932年第85期。

（67）《邓铁梅部据凤城山险抗敌》，《东北消息汇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68）《抗日英雄邓铁梅死矣》，《黑白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7期。

（69）《邓铁梅遇害》，《大道》1934年第2卷第6期。

（70）《民族英雄邓铁梅遇害》，《东北通讯》1935年第17期。

（71）彦之：《悼抗日英雄邓铁梅》，《黑白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7期。

（72）《李东海部就义供词》，《长城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9期。

（73）《义军领袖李东海在哈慷慨就义》，《民鸣周刊》1934年第1卷第16期。

（74）《义军领袖李东海在哈慷慨就义》，《民鸣周刊》1934年第1卷第16期。

（75）文珍：《不朽的民族战士——悼李东海等四十四人》，《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18期。

（76）文珍：《不朽的民族战士——悼李东海等四十四人》，《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18期。

（77）文珍：《不朽的民族战士——悼李东海等四十四人》，《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18期。

（78）学术界一般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存续时间为九一八后到1933年前后。1933年后义勇军的主体部分失败，一部分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当前学术界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争议问题，如义勇军的领导权问题，中共是否直接参与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义勇军的战绩问题，义勇军的真实人数以及军事生活及牺牲情况，义勇军与东北民间秘密结社以及东北土匪绿林的关系等，皆有待学术界深入讨论。

（79）一心：《日军对于义勇军之应付》，《东方公论》1932年第68期。

（80）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81）一心：《日军对于义勇军之应付》，《东方公论》1932年第68期。

（82）傅永祺：《辽西义勇军第三路于百恩张海涛部抗日救国之经过》，《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83）《日军近来进行新刑法七种》，《国际》1932年第1卷第9期。

（84）《为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各界募捐宣言》，《道南》1932年第6卷17期。

（85）《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86）霍维周：《东北义勇军肃清后与平津之危机》，《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87）雷丁：《东北义勇军运动史话》，天马书店，1932年，第31页。

（88）《为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各界募捐宣言》，《道南》1932年第6卷第17期。

（89）《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90）《义勇军活跃之意义》，《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51期。

（91）《沪变感言》，《白河周刊》1932年第1卷第26期。

（92）《东北义勇军最近抗日作战情况》，《东方公论》1932年第71期。

（93）郭甄泰：《勗东北义勇军》，《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94）《为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各界募捐宣言》，《道南》1932年第6卷17期。

（95）曹伟民：《援助义勇军抵制日货》，《东方公论》1932年第76-78期合刊。

（96）《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光华大学半月刊》1923年第4期。

（97）《附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捐收各界救国月捐办法》，《广东省政府公报》1933年第214期。

（98）《各地侨胞援助义勇军讯》，《华侨周报》1932年第1卷第16期。

（99）参见刘晓音、孔令波：《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斗争结论的商榷》，《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该文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兵力人数、死伤以及与日伪军的战斗次数等均有翔实的考证。但在对义勇军的人数考证上，孔令波在不同文章中的数字差异也非常大，他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抗日斗争》（《世纪桥》2010年第8期）一文中认为义勇军总人数为30万人以上，而在《东北义勇军人数考》（《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中认定为55万人以上，两者相差25万之多。但东北义勇军拥有数十万之众是确定的。有关义勇军毙敌人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不统一。胡玉海认为，仅在第一阶段东北义勇军击毙的日军人数就应在2.5万人以上（《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