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与红军长征

古田会议与红军长征

汪一朝

古田会议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对红军长征途中取得同党内错误的路线、思想和行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按古田会议精神搞好部队建设”，并要求人手一本加以熟读。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为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文件和全军的教材，并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难看出，通过红军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党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实际上，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与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古田会议精神指引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首次入闽，初步勾画创建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然而，在此前后，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革命力量难以壮大，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难以有效贯彻。为此，红四军派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8月，红四军收到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等主导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导信》。12月29日，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在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成为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自此以后，红军队伍得到不断壮大，成长为一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英勇善战、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武能文的坚强军队。

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3年底至1934年初，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力支援方面，苏区开展“扩红”运动为红军长征提供大量兵源。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经过两次突击“扩红”，新增兵源达8万余人，仅红一、三、五、八、九五个主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就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及5300余名挑夫。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有力支援，对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从思想政治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这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红军长征途中取得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左”倾错误不仅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受损失，而且影响到各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和实践经验受到排挤、指责、打击，党内正确思想没有成为指导思想。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开始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局面，最终导致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红军的军事失利在湘江战役达到了顶峰。严酷的事实迫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党和红军深感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是不行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回归。中央红军由此走出困境，转危为安，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各路红军最终会师陕北地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思想的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古田会议确立、经受长征实践检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指引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从军事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就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使命，党中央在《红星报》发表《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树立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入凉山彝民聚居区后，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和支援红军。

古田会议指出，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要防范“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并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及中央军队、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经历了数次变更。不论是红一方面还是红二方面军中，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是党的领导路线错误造成的。张国焘因此（红四方面军约十万人）拥兵自重，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发展到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古田会议所提出的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思想，从组织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设根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党和军队极端民主化的严重危害，提出要使党内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口号，并形成了一套保护党员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会议制度。会议所总结的关于党内批评的目的、意义、任务、途径和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这些都为红军长征途中解决党内各种问题提供了示范和指导。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了正确的组织路线。遵义会议之前，以李德、博古为核心的领导层独断专行，搞宗派主义，导致革命事业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一方面与错误路线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绝大多数人，和许多同志交换过意见促使他们觉醒。遵义会议以后，党内坚持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矛盾，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即便博古犯了严重错误，党中央也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与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是绝不相容的。然而，党中央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的回心转意，最终促使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使全党全军团结在新的领导集体周围。二是会风民主。就遵义会议看，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红军高级将领。会议围绕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军事报告，开展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至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下至列席会议同志都作充分发言，虽然会上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但会议最终解决了红军行动方向的战略性问题，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三是会议议题明确，思想统一。从通道会议起，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等，其讨论的议题针对性强，攸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和行动方向，也解决了实际问题。四是各方面执行会议精神异常迅速坚决。往往是会议刚结束，会议精神就传达，行动就开始。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强大执行力，反映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的巨大威力，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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