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

张卫波

摘要：抗战初期，当毛泽东初步阐明持久战理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也陆续提出了持久抗战的主张，这为《论持久战》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为了使更多的人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不仅论证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抗战胜利的必然性，而且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应该采取的具体战略方针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帮助国人看清了抗日战争形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论持久战》一文发表后，传播迅速，国内外舆论对此赞誉不绝，而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宣传，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

《论持久战》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形势的总体判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学术界对《论持久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的异同给予了较多关注。但是，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论持久战》的思想基础及受众群体进行梳理和发掘。为了厘清中共持久战战略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而凸显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前瞻性和广泛代表性，本文侧重从出版传播学的角度，探讨《论持久战》的地位与影响。

一、持久战理论的思想基础

《论持久战》一文正式发表于1938年7月1日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原题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在“亡国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论持久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批评了唯心论和机械论，在深刻分析中日两国国情和战争发展变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之后必定会最终取得胜利的结论，对抗战军民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进行提供了宏观指导。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一文之前，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已经出现了“持久战”思想的萌芽。就中国共产党党内而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本人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再次提及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他说：“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

之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等人也都从不同方面对“持久战”主张进行了阐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梳理，有以下文献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持久战”或“长期抗战”：

1937年4月24日，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解放》周刊创刊号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认为：“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个持久的战争。”

1937年7月26日，《解放》第12期发表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许有着超过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

1937年9月6日，《解放》第15期刊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为（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困（艰）苦的持久战。”该决定是8月1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会议上通过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形势的总体判断。

1937年9月25日，《解放》第17期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认为：“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国，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

1937年11月27日，《解放》第25期发表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一文，认为：“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在彭德怀看来，“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最高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而变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12月25日，《群众》周刊第3期刊登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认为：“这种部分领土的丧失与军事上的失利，绝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胜负，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负。”

1938年2月8日，《解放》第30期发表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认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并指出：“必须坚决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渡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的。”同一期还刊登了博古的《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一文，该文坚信：“敌不足畏，国际的形势不必忧，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惧，只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固团结，长期艰苦的抗战，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周恩来为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同年7月，又为《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面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这些题词中，他反复表达了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2月14日至15日，《新华日报》刊登任弼时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认为持久战有利于中国抗战，指出：“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之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还初步提出了抗日战争三阶段论，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被动防御”“对峙的局势”和“战略上的反攻”三个阶段。同年5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后，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的补充说明中，他再次强调持久战是中共中央的抗战总方针，说：“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的抗战只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与挫折，而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失败。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去解决。”并指出：“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

1938年4月5日，《解放》第34期公布《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告民众书》，指出：“我们的战略，在坚持长期的抗战中，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与物质力量，直到最后完全歼灭敌人。”“我们并坚信，在巩固全国团结，持久抗战中，一定能将日寇侵略势力逐出中国，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认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

1938年5月21日、28日，《群众》第23、24期连载彭德怀的《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该文写于3月24日，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文章指出：“虽然敌人在军事上取得了些胜利，占领了我国许多重要的城市与大块领土，然而这只是军事上暂时的部分的失利，绝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失败。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解决最后胜负问题。”

就中共党外而言，蒋百里、蒋介石、陈诚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过长期抗战的思想。如蒋百里就曾主张：“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长期抵抗，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他看来，“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陈诚曾回忆说：“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及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

由此可见，抗战初期，特别是南京失守后，持久战理论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撰写并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既是对当时各种持久战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军事理论的大胆创新。与同时代人相比，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最大特点是更加系统全面，具有更加准确的预见性。特别是他将抗战进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无疑有利于时人更加清晰地看清抗战形势，从而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论持久战》的发表及传播

《论持久战》的初稿完成于1938年5月上旬，是毛泽东用7天7夜时间完成的。同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详细阐明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7月1日，《解放》周刊第43、44期“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正式发表《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取得胜利》，共41页。题目由毛泽东题写，附有21个问题的目录，正文共120个自然段，约5万字，同期封面还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持久战”主张相比，《论持久战》一文不仅字数多，篇幅大，而且所涉及的问题也十分系统全面。有人曾经对文中一些关键词的使用次数进行过统计，发现“战争”一词频次最高，共有498次，接下来是：“中国”303次，“日本”189次，“战略”132次，“阶段”104次，“抗战”93次，“抗日”91次，“胜利”89次，“游击”82次，“人民”76次，“持久”75次，“游击战”62次，“运动战”58次，“持久战”54次，“统一战线”36次，“共产党”17次，“国民党”8次。从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以看出《论持久战》一文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主要战术为游击战、运动战，主要力量是人民，领导力量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其组织形式是统一战线，其前途是中国必将胜利。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首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了批驳，认为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特点决定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观点，认为“中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为了推动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他对各个阶段的具体战略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认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个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此外，他还强调了游击战的威力和作用，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

《论持久战》一文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必经的三个阶段，并为各个阶段提供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针，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完整性。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解放社于1938年7月较早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一文的单行本，并在《解放》杂志上刊文指出：“《论持久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中国胜利的必然性，作深刻的阐发，并正确的指出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论持久战》单行本的出版，开创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出版发行的先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

为了进一步扩大持久战思想的传播范围，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经致电长江局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

尽管《新华日报》《群众》没有刊载《论持久战》，但是，该文还是通过其它渠道传播到了沦陷区和大后方。如由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于1938年8月23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同时，《论持久战》的单行本也在大后方得到及时出版、发行。先是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接着，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也先后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一文。1939年1月初，华社出版了该文的校正本，在文后附录有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一文和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并在文后按语中解释：“此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著者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随后，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另外，1938年《抗战大学》第2卷第1、2期还刊登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1939年，抗战编译社出版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单行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论持久战〉浅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抗战后期还印制发行了《论持久战》的伪装本，伪装本封面题名“文史通义”，伪托“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快了《论持久战》的传播速度。

为了使持久战成为指导抗战胜利的总体方针，在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明确提出将持久战作为指导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方针”，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我在长期抗战中将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在敌方为进攻——相持——退却，在我方为防御——相持——反攻。”这标志着持久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指导方针被正式确定下来。

为了回答外界对中共持久战战略的质疑，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又撰写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一文，用以纪念抗战两周年，“名之曰《再论持久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文章认为，在“投降是主要危险”的形势下，“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为了完成“团结抗战以求解放”的历史任务，他大声疾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该文强调了反对投降和分裂的重要性，可谓是对《论持久战》一文的重要补充。

为了使得《论持久战》的思想为各国共产党所了解，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署名陈林，于1939年9月5日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指出：“依靠持久战，这是中国武装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战略。”这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也是了解和赞同的。

此外，为了扩大《论持久战》的影响，该书还被译成了英文。《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最早完成于1938年10月，由《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完成。翻译完成后不久，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英文版）从1938年11月1日第3期开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进行了连载。英文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士敏）。正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近10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书中，没有别的书比这本书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同一时期，由邵询美编的中文杂志《自由谭》，也对《论持久战》一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按：实为五万字），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在报刊连载英文《论持久战》的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宋庆龄寻找其它渠道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后经爱波斯坦等人翻译，《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也很快出版发行。目前发现比较早的《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是1938年上海图书公司发行的版本。

为此，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还专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了序言，向外国读者介绍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指出：“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英、美诸民主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该文发表于1939年2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持久抗战以争取外援的重视。

三、《论持久战》的影响

《论持久战》一文作为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战略方针的集中体现，在其发表后，在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据王震回忆：“《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希望所在。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根据地一些党组织积极学习传达该文精神。如1938年6月下旬，中共岢岚县委遵照地委指示，组织县、区党员干部30余人学习《论持久战》一文，并向全县党员干部提出《关于认真学习（论持久战）的实施意见》，县、区、村党员干部掀起学习《论持久战》一文的热潮。很多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过传阅《论持久战》，了解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方向。

《论持久战》一文的发表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在思想理论界的地位。如著名理论家张如心就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一天才战略战术的创造是他生平最有历史意义的杰作，是我大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的最有力与生动的表现。这一战略战术的论点，不仅被全中国人民所热烈的欢迎拥护，而且还得到中外著名军事家的同情与赞扬。同时，三年以上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辉煌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深刻性。……它大大的兴奋了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提高了他们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与胜利的坚强信心。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就它对于全中国人民的影响的广大与深刻而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实甫也认为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发展。”

同时，《论持久战》一文所阐述的持久战战略，也得到了文艺界的认同。如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持久战的文艺工作》中就指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性的。”卞之琳在《〈论持久战〉著者》的诗中，表达他对毛泽东的由衷钦佩之意，他说：“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著名诗人萧三在《慰劳三五九旅将士》一诗中，更是明确地认为持久战是指导抗战胜利的正确路线，他写道：“抗战本是持久战，革命胜利不能在一年二年。大家好好受训练，大家多多来屯田，我们要作个长久之计——这才是正确的路线。”

《论持久战》一文的发表，也推动了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和威望的提高。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吴玉章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十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论持久战》一文不仅在敌后根据地产生了共鸣，而且还在大后方产生了很大反响，对于推动持久战战略成为中国政府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十分赞赏《论持久战》，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同意以此“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卫立煌等人对《论持久战》也很感兴趣，不仅自己读，而且还让其部下阅读。

同时，《论持久战》一文在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国际社会普遍给予《论持久战》很高评价。如一位外国记者读后心悦诚服地说：“不管对于共产党的看法如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57年6月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也高度评价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而进行的迅速决战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得出，《论持久战》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界，引起了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广泛关注。

总之，通过回顾《论持久战》一文的传播和影响，可以看得出，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之所以能够得以迅速传播，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论持久战》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同时，中共领导层内部较早在持久战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宣传，也是《论持久战》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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