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

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

——从陈映真先生病逝谈起

吴  斌

一、陈映真及其背后的台湾左统派

据媒体报道，台湾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台湾左翼进步文学重要旗手陈映真于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陈映真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其后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故乡》等小说，在文坛脱颖而出并独树一帜，成为台湾文学界的新锐代表人物。1968年陈映真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被捕并移送绿岛，1975年获特赦。1977年参与乡土文学论战。曾获“吴浊流文学奖”及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以其社会责任感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左翼立场影响了一代年轻人。陈映真始终坚持中国统一，1988年参与成立中国统一联盟，担任创盟主席，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而不懈地工作。2010年获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为首位加入此协会的台湾人。

陈映真

陈映真是台湾左翼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统一派(可称统左派，本文简称左统派)代表人物，其相关组织包括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湾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海峡评论》杂志、中国统一联盟、《人间》杂志出版社等等。其中曾任台湾劳动党副主席和荣誉主席的林书扬亦于2012年10月11日晚间23时50分因病赴北京治疗期间逝世。

林书扬

林书扬，台湾省台南麻豆人，1926年生。台湾光复后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1950年因“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麻豆支部案”被捕并判无期徒刑，1984年出狱，长达34年7个月，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在白色恐怖下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林书扬先生出狱后又以三十年的时间领导台湾的工人运动与民族再统一运动，是当代台湾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林书扬先后参与发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工党、劳动党。林书扬历任劳动党副主席、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长，劳动人权协会会长，以及中国统一联盟主席。

林书扬与陈映真于一九九一年五一节并肩战斗

二、台湾左统派曾一度压倒台独，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风气之先

放眼今日之台湾，国民党已成土崩瓦解之势，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滋生蔓延。然而，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前半期，即便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一直在台湾左统派手中。左统派的衰落及台湾党外民主运动被台独势力逐步把持，恰恰发生在蒋经国宣布“解严”之后的80年代末及90年代，准确地说1987至1999年之间。而在之前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上半期，台湾的左统派始终领导着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民进党于1986年台湾解严前夕成立，它刚刚成立时其实是一个派系复杂即包括独派，也包括统派，同时也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政党。民进党中"新潮流"派系的创党骨干当年熟读社会主义经典，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曾组织学习马列小组，这些人至今还被称为“民进党内的红卫兵”。包括民进党在内这股新一代政治势力都曾经受到前述左统派团体如夏潮联合会及《夏潮》杂志的深入影响。

《夏潮》杂志于1976年创刊，宣扬民主和爱国主义，结合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反帝前辈和196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组成“夏潮联合会”，以促进中国统一、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正义、乡土关怀、文化提升为宗旨，主张反帝反独，宣传“保钓”反帝的思潮，宣扬社会主义。左统派的《夏潮》是当时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政治类刊物，是海外学术论文引述最多的文献，清华大学资政史专业曾用一个学期来研究这本杂志。《夏潮》杂志首任总编苏庆黎是台湾共产党的重要领袖苏新之女。苏新早年曾参加日本共产党属下的台湾民族支部，后脱离日共自行创立台湾共产党。台湾光复后，苏新主编《政经报》、《台湾文化》等报刊，并与谢雪红及中共中央派出的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苏新先到上海，后赴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定居大陆，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常务理事、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理事，1981年逝世。

苏庆黎

苏庆黎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是台大党外活动女明星之一，当时她结识了杨逵、王晓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她以杂志为触媒，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又参与各种社运，广交党外和社运人士。在陈鼓应介绍下她与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和康宁祥等党外人士，同时在《台湾政论》、《夏潮》杂志从事写作工作，苏庆黎当时出任《夏潮》杂志首任总编辑，《海峡》杂志总编辑，又协助成立了1988年的工党及1989年的劳动党，且均任首任党秘书长。而陈映真于《夏潮》第四期时参与《夏潮》工作，与苏庆黎一起奠定了夏潮的左翼社会主义风格，出版三年后于1979年1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2004年苏庆黎病逝于北京。1998年，苏庆黎患胸腺癌要在北京做外科手术，苏庆黎打电话给陈菊托付后事：“我妈妈在高雄，如果我万一不治的话，希望你能够照顾她。”陈菊则“克服所有困难”当即飞赴北京为好友打气加油。2009年5月21日台湾高雄市长、民进党元老陈菊率团前往北京展开破冰之旅，陈菊此行的官方发布行程，只有一个属私人性质的活动，那就是去祭拜故友苏庆黎。在苏庆黎墓地，陈菊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对着庆黎的骨灰坛，感触很深。与苏庆黎在台湾最威权困难的年代，共同度过很多艰难痛苦的岁月。庆黎在2004年离开人世，她有很多未竞的事业，它对台湾的关心，她对台湾农民、劳工长期的投入，她当时在台湾办《夏潮》杂志，那个年代对台湾非常有影响力。那个时候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是对抗整个独裁者对我们的统治，没有那么清楚分谁是什么派，大家都是受压迫的人。庆黎因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悲剧，承受很多的压力和痛苦。这次我能够到北京，我非常牵挂我的姐姐，我一定来看她。抚摸她的骨灰坛，看着她漂亮的照片，苏庆黎在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有魅力，永远让当时参与党外民主运动的人难忘，她是永远的苏庆黎!那时候我跟庆黎在党外，被国民党视为四大女寇。人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人性。我们是在一个威权的时代共同一路走来。互相扶持，共同抗拒当时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很多压迫。所以，今天我来看庆黎，不是要陈述各自的政治立场。现在庆黎已经离开了。我们都要记得她在那个年代曾经为台湾的农民、劳工奔走，为他们发言，为他们说出很多公平的话。”

从陈菊在苏庆黎墓地的发言中，可以看到那个年代苏庆黎、陈映真等左统派创办的《夏潮》在台湾的影响力。可以说，《夏潮》当年影响了台湾一大批民主进步青年，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解严后台湾环保运动、工人运动、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等运动的骨干中，都曾受到《夏潮》的影响，而当时台独势力及其理念的影响力，则远不能与之相比。

然而，历史的吊诡却不禁令人唏嘘，进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自蒋经国宣布解严后，台独势力迅速兴起，左统派则日益衰落，而民进党自1987年至1991年前，亦不断清洗其与左统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渊源，逐步发展成一个善于欺骗和操纵底层民众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政治倾向的铁杆台独政党。

今天，民进党在台湾之所以有大量的支持者，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台湾的老百姓支持台独，主要原因是民进党以反抗国民党权贵的关心底层人民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姿态出现，使一些台湾老百姓误以为其代表自身的利益。台独意识形态并不是台湾人民内生的，而是由外在的日本和美国强行植入的结果。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台湾党外民主运动有非常鲜明的依靠底层和动员民众的左翼色彩，美国自始至终对这股力量进行利用和引导，并使之与台独意识形态进行绑定和混血，制造了民进党这个左不左右不右、男不男女不女、中不中外不外的阴阳人怪胎，并将一大批台湾老百姓绑架上台独战车。

三、左统派在80年代后半期衰落，蒋家王朝变相包庇台独是一个重要原因

客观上说，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党外运动中台湾左统派力量远远大于台独，为什么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走向衰落呢?

当然，国民党蒋家王朝对左统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以及对台独势力的变相包庇是首当其冲的一大原因。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我们与国民党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与美日扶持的意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来说，则是民族矛盾，因此我们宁可支持世仇和死敌国民党来反对台独和民进党。

然而，国民党蒋家王朝做的恰恰相反，在1987年解严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台湾亲共的左统派之屠杀和镇压力度，远远大于台独。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在其文章、著作和电视节目中指出，蒋氏父子表面上严打“台独”分子时，但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另有学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因台独问题被枪毙的还有宋景松、陈智雄二人。也就是说，蒋家王朝在台独裁期间总共杀过1至3个台独分子。

而蒋家王朝又是如何对待在台湾的共产党及亲共的台湾本土左统派的呢?仅在50年代初，蒋家王朝就杀死了1100余名大陆秘密派入岛内的干部。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蒋家王朝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按照当事人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其中约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在台湾总人数不到百分之十五。

也就说说，蒋家王朝白色恐怖期间杀了五千多人的共产党及左统派，而仅仅杀了1至3个台独。蒋家王朝对共产党的屠杀镇压力度远远大于台独，这就使台湾民众心理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白色恐怖阴影，比“台独”问题更为深广，这就使解严后左统派的发展障碍比台独更大。

因此，尽管台湾左统派的力量远远大于台独，但是亦遭受被蒋家王朝全面残酷屠杀和镇压，而台独分子则被蒋家王朝和美国变相保护下来，这就是台湾党外运动的领导权后来被台独势力掌控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待台独分子手下留情，而对待共产党及亲共左统派则十分残忍血腥，一个重要背景是蒋家王朝是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而台独势力亦由美国和日本一手扶持。蒋家王朝和台独势力都是美国在台湾扶持的干儿子，后者是美国计划未来取代蒋家王朝的未来政治接班人。陈明忠指出：“美国痛恨共产党，只要牵涉到共产党，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权了，杀‘台独’分子不可以，杀共产党他就不管”。

我们来看蒋家王朝是如何对待台独分子的。1964年9月20日，台湾“警务司令部”以鼓吹“台湾独立”、“涉嫌叛乱”将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逮捕。由于美国对台湾当局施压，台湾当局企图让彭明敏3人“回心转意”，然彭3人既不认罪，也不接受引诱，故台湾军法处判处彭明敏8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因美国施压，国民党当局于1965年11月3日特赦彭明敏，彭明敏仅做了一年的牢。彭被特赦后，受到24小时监控，国民党再度企图拉拢他，蒋经国还亲自召见他，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彭明敏的“台独”理念。1970年1月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当时分离主义民主运动学者彭明敏出台湾抵瑞典，9月27日彭到美国，被聘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美国进行分离主义运动。同时期，美国使馆大力介入台湾地下台独运动案件。在美期间，彭明敏变本加厉地宣传“台独”主张，很快成为美国“独派领袖”，本来趋于沉寂的“台独”活动因彭明敏的加盟再度猖獗起来。1992年11月自美返台，先后任民进党顾问，创办台湾国际论坛基金会和“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任会长。1995年2月加入民进党，3月被民进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如果蒋介石、蒋经国当年像屠杀、镇压共产党和左统派那样屠杀台独分子，或者按照同一标准和力度对待台独分子和左统派，那么1987年台湾解严后，台独分子肯定不可能获得党外民主运动的主导权。

四、大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是台独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上所述，即便是在残酷屠杀和镇压下(四千人被杀，近万人被判刑，十四五万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统派仍然是台湾党外运动中的主导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据陈映真回忆：

“从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岛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在台湾解严之后，以夏潮为代表的台湾左统派却迅速被台独所边缘化呢?90年代台独势力在台湾迅猛增长，跟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兼掘墓人李登辉的刻意扶持有密切关系，而李登辉是蒋经国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然而，台湾左统派在80年代后半期这个本来应该取得黄金发展态势的阶段却依然呈现衰退之势，并在90年代彻底迅速被边缘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对台湾左统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和党政高官群体，培养了大批亲西方或者说亲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就连赵太爷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那个时间段竟然成了党的总书记，而《夏潮》一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被这些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和知识分子视作“极左”并对之进行打压和嘲讽。如果说台湾左统派在蒋介石、蒋经国血腥屠杀下仍然可以顽强坚持和成长的话，来自祖国大陆内部的釜底抽薪，对台湾左统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击。

陈映真在1991年时曾十分悲愤和无奈地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10年”：

“80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在大陆成功的思想文化渗透，抽掉了台湾左统派们得以发展壮大的政治根基。对于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大陆官员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更乐于和港台富豪及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台湾多年经营所培养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台湾枪毙那1100多派到台湾的精锐干部，都被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背叛和抛弃了。他们抛弃了中共群众路线，并且目光短浅，看不到在台不得民心的国民党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和大资本家身上，不注重在台湾普通人民中间发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台湾曾经强大的植根于台湾人民中的左统派力量。据与陈映真有交往的著名左翼学者汪晖回忆：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汪晖的回忆还明确指出：

“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夏潮》杂志1979年1月被国民党查封后，陈映真于1985年创办了《人间》杂志，同样取得巨大的影响，但最后竟然因为财务问题在1989年停刊了：

“这个杂志办了四年──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杂志的影响会非常大──出了四十七期。停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财务不行。因为这种杂志跟其它不一样，只有少数广告，而资本主义下的杂志是靠广告的。”

当然，无论是《夏潮》，还是《人间》，包括中共那1100多在台被国民党屠杀的派遣干部，都已经被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视作要打击和消灭的极左，而日本和美国对台湾台独势力的政治和资金支持却在解严后更加光明正大史无前例地成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左统派不走入衰退期，反而是奇怪的事了。

苏庆黎晚年在北京对大陆对台政策失误之痛心跟陈映真是一致的，对此纪欣在2004年撰写的悼念文章中曾有一些披露：

“2000年国民党下台、陈水扁上台，回想大陆长期以来对台政策及忧心其未来方向，苏姊不免有些牢骚、感慨，但这正反映出她一向率直、敢言、永远不放弃自己信念，及勇往直前的个性特质。”

1987年台湾解严，当时正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左统派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也是在这一年，大陆政坛跟陈映真立场、观点相似的左翼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邓力群被时任中共总书记、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赵太爷清除出权力核心枢纽，从而彻底沦为边缘化的半民间人物。这是台湾左统派地基被瓦解掉的一个重要政治标志。

从1987年至1989年，以赵太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在1989年差一点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亡党亡国的历史深渊。这股势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潜伏下来，并在1998年后顺利地在中国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国有资产流失程度，医疗、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已经远远高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左统派即社会主义统一派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叙事，已经被彻底瓦解。既然在大陆思想舆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都如陈映真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进行统治，台湾左统派如果要坚持亲大陆和统一，就必须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就必须批判大陆占主导地位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必然使自己进一步遭受大陆的政治冷遇。因此，台湾左统派在1987年之后一直处于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状态，而本来影响原本比左统派小的台独势力1987年后就顺势把控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进而把控了台湾政局的领导权。

换句话说，假如1987年后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大陆左翼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权力核心枢纽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抑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发展壮大及抵制后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激进推进的话，那么今天台湾左统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台独势力形成强有力抗衡的局面，那么在高雄担任市长的，可能不会是台独分子陈菊，而是类似苏庆黎这类即便是台独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统派骨干。在台湾左统派成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陆不犯幼稚性错误的话，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曾任中共总书记的赵太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内容：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根本的出路，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学潮，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在那个年代，中共总书记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台湾中研院院士们招来视作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高级智囊，要将他们提供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药方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而类似陈映真、苏庆黎这样的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台湾左统派，却被他们视作“极左”，进行冷遇乃至嘲讽和打压。

因此，台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并主导台湾政坛，美国只是外因，在中国最根本的内因，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官员们的内政外交政策及对台政策。如果台湾有一天分裂出去，这些人所发挥的釜底抽薪和内部攻破堡垒的作用，是美国、日本远远不能实现的。

对中国共产党统一台湾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破坏性作用的，一个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一个就是当年和苏庆黎之父苏新一起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台湾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共中央派出的台籍干部蔡孝乾，而蔡孝乾和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又恰恰是同一类人。

1950年，中共在台湾省的地下党被国民党全盘破坏，一千多干部党员全部遇害，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湾省的最高领导人、老台共的骨干、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因贪图物质享受被捕，随后叛变投敌。而蔡孝乾其实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入台北，但很快被花花世界所腐蚀，他为追求物质享受，竟然向台湾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如此腐败作风，自然落得被捕投敌下场。与之相反的是，绝大部分基层党员反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假如当年蔡孝乾没有进入台湾，那么全国解放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他很可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这样的革命意志薄弱者，在一度放弃了从严治党的改革开放年代，肯定会蜕变成腐败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

在八十年代，另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则是著名的阮铭，他于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 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的工作。1948年考进北京燕京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一直到1958年为止，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青年团委书记、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至1961年之间，阮铭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1977年阮铭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撤销为止。在此期间，阮铭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的指示下再大陆培养了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并以改革为名为大陆制定了资本主义转型方案。1982年12月8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给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常委写信，反映该校教员阮铭等的问题。信中说：1977年阮铭到中央党校工作后，写过不少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而且还是一个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然而，至今他对自己的问题毫无认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信中提出，党校对阮铭的处理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开除党籍;一种认为留党察看两年;还有极少数同志为其说好话。”王震请示中央该如何处理阮铭。12月16日，陈云在王震信上批示：“耀邦同志：应该开除阮铭党籍，调出党校，并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报，不让阮铭再在报上发表文章。”1987年1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行动是违背党章总纲、违反政治纪律的，要求所有党员和党员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通知指出，不管是谁，其地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如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随后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一时，但是却最终只开除了四个，然而，更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被赵太爷等人保护下来。

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并成为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阮铭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在民运内部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政治活动，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同时，阮铭还是总部位于纽约市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会成员，经常抨击“中国人权”。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阮铭于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获聘陈水扁“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激进的台独分子。美国情报机构及李登辉之所以当年信誓旦旦要将中国肢解成满、蒙、藏、疆、台、华北、华南七个国家，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掌握对付大陆的战略核武器——大陆的那一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和知识分子，这股势力中的人物一旦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获得名义上的最高法定权力，中国会马上重蹈苏联亡党亡国及被肢解的悲剧。

阮铭是大陆资产阶级高官在80年代的文胆和智囊，按照其亲美反共的《河殇》之类的文化理念，他们与台独势力暗中勾结乃至合流，是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对照，苏庆黎、林书扬、陈映真等左统派人物则完全是另一类知识分子。陈映真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在台湾的继承者，台湾一度生机勃勃的左统派也是中共革命历史在台湾留给改革开放的一份珍贵遗产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今天在台湾民间，存在类似诸如《夏潮》、《人间》这样曾经一度有广泛影响且真正支持两岸统一的媒体和政治团体(更不要说是坚持左翼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会给予其不亚于国民党高官和富商同等地位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这份宝贵的资产，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已经被那些彻底丢掉了中共革命传统和群众路线、只重视台湾权贵和富商、轻视台湾左翼和底层人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们败坏干净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认真总结80年代初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及对台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一个紧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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