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次向党中央建言，本可挽救几万红军生命

毛泽东六次向党中央建言，本可挽救几万红军生命

刘秉光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的排挤，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被剥夺，其正确的军事路线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此，失权后的毛泽东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积极地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安危存亡，六次向中央建言献策，表现出了一位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坦荡胸襟。

赣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赣州打不得，打不得呀!这是一座弃甲丢兵都可固守一时的坚固城市。我们决不能盲目攻打，否则红军一定要吃大亏!”毛泽东说这话并非消极怠战，而是他对赣州地理位置、军事防备的一次理性评估。但由于“左倾”中央已经决定攻城，周恩来也无法阻止，结果红三军团苦战半个月，攻城无效，牺牲颇多。毛泽东见状，又对其他军委领导说：“我们家底太薄，这么一折腾，红军损失太大，我的意见立即停止攻城，不然的话，红军拼光了，这不是什么右倾、左倾的问题，那时恐怕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秋收起义了!”然而，中央代表团重要成员顾作霖却未加理睬，执意攻城。赣州战役前后共打了一个多月，损失数千人，不少红军干部身负重伤，三军团上下怨声载道。

赣州战役失利后，红军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后向中央代表团建议：“红军主力应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向赣东北发展，与那里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连成一片。”顾作霖却坚持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城市命令，沿赣江向北，一直打到南昌。周恩来在决断时沉思良久，最后决定尊重中央的意见。无奈之下，毛泽东说服了林彪、聂荣臻，明确提出：“向赣江以北走，弊大于利，红军经不起再次折腾，时下福建敌人较弱，可否进军闽西南，伺机破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于是红一军团入闽作战，一路告捷，接连攻克龙岩、漳州，并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可是“左倾”中央却说毛泽东没有北上是“右倾”，并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他刚刚恢复不久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往后方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鉴于红军内线作战已无法取胜，郑重地建议中央派出一部分兵力走出闽浙，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毛泽东对博古说：“我们应该运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内部去解决。具体说，可乘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机，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博古和李德听后，坚决反对此计，顽固地坚持修建堡垒、分兵把守、短促出击的错误军事政策，致使红军战绩每况愈下。事后，周恩来一脸惋惜地说：“可惜我们没有听毛泽东的战略转移建议，一味固守苏区，现在被动了啊!”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毛泽东建议：“红军虽已不能出浙江，但可从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当然还不是经湖南去贵州，而是利用何键与蒋介石的某些矛盾，在湖南中部待机破敌，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来消灭之。”然而，躲在瑞金“独立房子”内的李德深感无力回天，自己既想不出良谋，更不愿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最后只得召集“三人团”碰头会，并向共产国际电告失利战局，以求助良策。共产国际的回电与毛泽东的建议基本一致：“苏区并未枯竭，要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主力红军应退出苏区。”而此时，时间已经拖了两个月。

如何退出苏区？为此，毛泽东以请病假为名，悄悄到会昌前线，与原井冈山的老部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共同研究，剖析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性格特点与军事动向。通过谍报得知，陈济棠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为保存粤军实力，不愿与红军发生磨擦。于是，毛泽东故意避开博古、李德，直接向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陈济棠与蒋介石有派系矛盾，我们不妨建立统一战线，与陈济棠交友。实行和平突围。我的意见派何长工与潘汉年去跟粤军谈判。须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中还可以试探虚实。”周、朱决定采纳此计。事后，经过多次联络，何、潘二人化装成富商，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经过协商，陈济棠同意红军主力在通过他们的防区内，秘密突围过去。这样，红军才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计划渡过湘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料，这一秘密情报被敌人截获。于是，蒋介石在湘江设置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派大批飞机每天在湘江上空盘旋。然而，李德却执意强渡湘江，实现会合。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叶剑英说：“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是鬼门关，是恶战、血战，飞机大炮左右夹击，我们去了是自投罗网，蒋介石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去呢!现在江西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们调出来了，根据这种新变化，我以普通党员的名义，建议红军停止西行，退回赣江去，收复中央苏区失地。”叶剑英深表赞同，并急忙向李德、博古转告毛泽东建议。不料，李德态度非常强硬，拒不听劝，反而说毛泽东眼光短浅，胆小怕事。博古甚至警告叶剑英要站稳立场。李德、博古的一意孤行，最终导致湘江战役惨败，五万多红军将士成为长征路上的冤魂。

湘江战役后，大家纷纷责骂李德、博古瞎指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因此更加敬佩和怀念毛泽东。不久，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一度中断的情况下，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军队中的毒害，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战略主张。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有能力总会被承认的。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固然是促成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先决条件，而他在失权后继续为对党和红军呕心沥血、建言献策的积极心态，更值得世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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