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五根拐杖”

红军长征的“五根拐杖”

周云波

古人讲：“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许世友将军也在《我在红军十年》中说，“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一张准确无误的地图，就是无声的作战‘参谋’”。就像指战员行军作战的拐杖一样，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就是当时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也需要各省的地方军队提供本地地图，更何谈初创时期且保障条件有限的红军。事实上，长征的红军还是有“五根拐杖”。

多方收集的“宝贝”。从根据地出发后，缺乏地图导致的问题经常困绕着指挥员，在缺少必要保障的情况下，红军长征途中注重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地图。如红六军团仓促进入贵州作战，根本没有作战地图，萧克指挥部队行军作战时所用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这样简单和粗糙使得他头痛不已。攻占旧州后，六军团的几位战士在旧州教堂里发现了一张标准的法文版一平方米大小的贵州地图，这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图上标注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于是他们就请外国传教士薄复礼翻译出来。正是这张地图，对红六军团后来转战贵州东部和湘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时缴获的“珍品”。“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年各方面保障极度匮乏的红军，很大程度上依靠赢得胜利后缴获的战利品。这也是红军用图的一个重要来源。如1935年3月6日，中央红军回师再次攻打遵义时，红一军团一师共消灭敌人千多余人，缴获一辆汽车和一张比例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这个红军眼中的宝贝上面有云、贵至天全、芦山的路线，指战员们早就盼望有这么张地图了。4月24日，在由黔南坝场、狮子坟、高武向昆明进军的途中，一师三团七连在公路上又缴获了一张敌人从昆明运往薛、吴纵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也是如获至宝。更大的收获是，红一、三军团主力进入云南后，机关队伍在昆明以东截获了由薛岳的副官押运的军阀龙云送给薛岳的包括一批云南地形图的物资给养车队。

积极赶制的“土产”。红军用图的来源和数量是有限的，而若大的队伍的需求量也是可以想象的。为了解决供需矛盾，就找来一些有文化或善于绘画的，自力更生绘制地图以解燃眉之急。如遵义战役中，红一师三团缴获了那张有云、贵至天全、芦山路线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后，师部就给三团调去了一位名叫杨永松的誊写员，让有文化的他依样画葫芦。被红四军团拘禁的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险些被处决，就是因为有一项本领---精于绘画，能够临摹地图，刻绘出来的蜡纸模板让人叫绝，才躲过一劫。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带着这位艺术家一路转战，到达陕北才得以释放。

随时提供的经验。在根据地时，红军大多来源于本地人组成的游击队，后来长征途中又随时扩红，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地方都有熟悉情况本地人。这些指战员心中装着一幅活地图，可以随时随地为队伍提供信息。如1934年12月15日，攻占黎平后的红一师三团在新柳休整时，全团扩红七十五名，有许多苗胞参了军。借助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部队的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据贺捷生讲，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湖南、湖北两省十几个师约11万人“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时，红二、六军团3天在桑植陈家河、桃子溪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赢得胜利的原因是，“他们发现湘鄂两省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拥兵自重，完全可以利用边区的特殊地理条件与其周旋，各个击破。再说，桑植是父亲的老家，加上他的外婆是与桑植一江之隔的湖北鹤峰人，我母亲家在慈利，在革命前后，他走遍了这两大片地域。在此指挥两个军团战斗，他轻车熟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龙回到了水里。”

不难找到的向导。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长征途中的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老百姓心目中有着与国民党军队截然相反的形象，很多人也就乐意为红军指路，更有的冒着生命危险做向导。如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过草地前，找到一个六十多岁的很熟悉地形的藏族通司，安排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红军带路。在根本看不出路的一片茫茫泽国，他指的路是，“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一路上，他还介绍了草地上的一块山丘---分水岭，以此为界南北两边的河流分别流向了长江和黄河。走出草地后，又介绍东南方向草原上的一条屋脊，也就是藏民们叫的色既大坝。如果找不到老百姓，或者情况紧急时，红军就干脆叫俘虏带路。1935年9月18日，《战士报》刊登消息说，红四团在康多打垮鲁大昌一个营，活捉十四师二十多人，他们让俘虏兵带路，向腊子口前进。下午四时，听到从前方传来的枪声，俘虏说，离腊子口不远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了这些“拐杖”，红军在行军方向不断改变且作战地域陌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措置裕如，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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