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军”少校的转变：从看毛主席像不顺眼到下决心彻底革命

原“国军”少校的转变

——从看毛主席像不顺眼到下决心彻底革命

高戈里

【本文由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再版)第七章第2节改写。作者高戈里。】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在长春反蒋起义后，我军迅即派去4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领导起义官兵开展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在此基础上，该部被成建制改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士兵的改造，侧重于人权的启蒙、人格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着力点在于感性的顿悟。与改造士兵相比，对起义军官的改造，则更多地着力于理性的觉悟。在所有的政治课中，社会发展史教育对他们启发最大。

一、我是被改造过来的

杨协中，起义时是国民党第六十军炮兵团少校营长。1996年在昆明接受采访时，这位时年75岁的老人诚挚、坦荡依旧当年：“有些人在国民党那边反动得很，一过来，马上就进步了。我不，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刚起义时，我的思想很反动。我是被改造过来的，是学了社会发展史才转变的。”

“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撤出长春，刚进入解放区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像就觉得很不顺眼——这就是共产党的领袖？土里土气的，还想统治全中国？”老人边说边开怀大笑。

当年杨协中心中崇拜的领袖是蒋中正：身着笔挺的呢质特级上将大礼服，腰挎珠宝镶柄的礼刀，胸佩赫赫勋章和金质宽辫饰绪，双肩金星闪耀，仪态肃穆威武，目光炯炯锐利。再看看毛泽东：穿的是粗布衣服，胸前、肩上空荡荡的，没有一点闪亮的饰物，哪像建功立业的统帅？头上戴的帽子也是，皱皱巴巴的。尤其是帽檐，看着最不顺眼，又短又软又无光泽，扣在脑袋上，毛泽东就像个穷当兵的。还有，仰着个头，笑嘻嘻的脸，全然没有鹰扬虎视八面威风的领袖风采。风纪扣也没扣。从容貌到仪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那位朱德总司令也是一个样子，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折不扣的土包子！土包子农民还想坐天下？还能统治中国？

根植于杨协中心底的国民党“正统”思想，最初是在日本鬼子铁蹄搅起的狼烟中薰陶出来的。1936年10月，15岁的杨协中正在云南大理中学读书，适逢举国上下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支援国家购买飞机，为蒋介石五十大寿献礼。为答谢全国人民在“献机祝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了生日感言《报国与思亲》。当北方流亡来的老师哽咽着声音为学生们朗读《报国与思亲》时，一个高高大大的民族英雄形象在杨协中的心头矗立起来。

1939年杨协中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昆明第五分校。从此，“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主张在杨协中思想深处生了根。直到起义，杨协中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内部一盘散沙。蒋委员长领导“剿匪戡乱，实现统一”，那是强国富民的正道。

所以，当杨协中进入解放区看到一幅“欢迎六十军弟兄参加革命”的标语时，很有点火冒三丈：我们打鬼子不算革命吗？国民党喊革命，共产党也喊革命，究竟什么是革命？从今往后，我是什么命都不革了，我当我的老百姓去！

国民党第六十军长春起义后，奉命开赴九台地区，不久，多数军官被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对起义官兵的政治整训，在九台、齐齐哈尔两地同时展开。

想解甲归田的杨协中没能回家，他被告之要进东北军大学习。杨协中漫不经心地想，无非是洗脑、毕业、失业一类的流水程序，去就去。此时的杨协中，百无聊赖，万念俱灰，无所皈依的心，冷得像数九天里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

东北军政大学当时下设5个团，第一、二、三、四都是老部队的学员，第五团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学员组成。第五团下设3个营，和一个女生大队。女生大队200余人，全部是军官家眷。

进东北军大之后，杨协中冰冷的心逐渐回暖了。暖流源于共产党人与起义学员平等的人格交流。杨协中回忆说，入校第一天自己就被感动了。从齐齐哈尔火车站下车，已是深夜1点，到营房还有一里来路，大家背着行装，踩着半尺积雪，“喀嚓喀嚓”地埋头走着，一路猜度冰天雪地“劳改营”的滋味，情绪低极了。一进营房，却意外看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在等候从敌对营垒走来的新学员。食堂做好了热饭热菜，宿舍烧好了热炕火墙，直到大家入睡，领导们才离去休息。

关心部属生活本是共产党各级领导天经地义的寻常职责，但杨协中却从中看到了两种军队人际关系的巨大反差，这在讲究阶级身份、强调阶级服从、严格阶级秩序的国民党军队，是无法想象的。

二、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

杨协中被编入第五团一营一连，即“将校官连”。不久，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杨协中引起了指导员陈田夫的注意。

一天，陈田夫找杨协中谈话：“你是党员吗？”

“是。”杨协中以平静的表情坦然回答。

“什么时候入的党？”

“民国二十八年。”其实杨协中心里并不平静，他时刻准备接受审查。

陈田夫很有些吃惊，继续追问：“你的介绍人是谁？”

“没有介绍人，一千多人集体入党。”

“集体入党？在什么地方？”陈田夫诧异了。

“中央军校第五分校。”

陈田夫笑了，他发现了彼此的误会。原来，一天前，士兵学员连通报过来一个情况：有几名士兵学员已经知道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一问都说是营长杨协中讲的。这事引起了学校干部的猜测，于是有人以为杨协中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干部。谁知一问才发现，杨协中仍然是一位尚未开窍的国民党党员。

杨协中告诉陈田夫，起义第二天，部队撤出长春城途中在卡伦吃饭，他见到了杨滨，杨滨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出于好奇，杨协中阅读了其中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摘要地在全营集合时念了一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共“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之规定，在士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杨协中关注共产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的家庭也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杨协中的做法完全符合情感与注意的自然流动方向。陈田夫知道，国共两党多年恶交战场，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对其校长蒋介石的崇拜，非三言两语的灌输教育所能清除。杨协中虽然起义了，但彼此的心依然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要与杨协中沟通，就必须选择一个能引起杨协中同感与共鸣的认知层面，作为彼此感情与思想交流的平台。

陈田夫的思想工作是从解剖自己开始的。他告诉杨协中：西安事变时，自己也在中学读书，听说蒋委员长被扣，曾痛哭了一场。那时，蒋介石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参加八路军后才知道，在中国，蒋介石维护的是一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旧制度，它必将被一种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听了陈田夫的自述，杨协中吃惊不小：怎么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也同情过蒋介石？还敢对我讲？

惊异后是感动：人家信得过我杨某人，才把心里话掏出来！

将心比心，杨协中下意识地解除了设置已久的心理防线，并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诉了陈田夫。

杨协中父亲是位贫苦农民，因为穷娶不起媳妇，便做了一户有钱人家的上门女婿。按当地习俗，入赘是给丈人家当儿子，等于断自家一支香火，出门在外抬不起头，居家过日子也一样的命。

父亲入赘后，每日披星戴月为亲戚家种田，生活却与亲戚家人截然两样，吃的是一日两餐，穿的是四季两单，比长工好不到哪里。

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杨协中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就进了豆腐房，端起一盆豆渣去马厩喂马。不知为啥，那天有匹儿马(没骟的公马)特别焦躁，杨协中刚把豆渣盆端上马槽，还没来得及拌草料，它就伸过头来抢食，杨协中端起盆子往后一闪，儿马抢食不成，上来就是一口，咬在杨协中的手臂上。“咣当”一声，豆渣盆被打翻，豆渣撒了一地。

见杨协中血淋淋的手臂，亲戚夫妇当时都没有说啥。然而，晚上父亲收工后，杨协中却从门缝窥见一幕揪心至极的景象，父亲跪在亲戚夫妇面前，低三下四地乞求：“豆渣，我当牛作马赔你们。求求你们一定供孩子把书读下去。”

一吐为快的杨协中正要把自己的身世讲下去，不料，陈田夫的一句插话将他的思绪完全打断：“杨协中同志，你的父亲，就是你亲戚家变相的奴隶啊！”

尽管陈田夫的插话语气平缓，却像一声炸雷，震撼了杨协中麻木的心灵。在国民党军队，受尊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穷人没地位。杨协中从来不敢也不愿向别人提及自己寒酸的家世、贫苦的家境和屈辱的家史，怕人笑话，怕人瞧不起。可此刻，指导员不但没耻笑自己，反而给予同情。这同情不是廉价的怜悯，是不带铜臭、没有功利色彩的人格尊重。杨协中用自己的良心，在道义的天平上，掂出其价值分量。特别是杨协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干部称自己为“同志”时，不能不更为之一惊：我已经告诉指导员，我什么命都不革了，只想回家。他不但不斥责我顽梗不化，反而给予信任，称为“同志”，这又是为什么？

杨协中一夜没睡。翻来覆去辗转难眠的杨协中，虽然对共产党尚有“十万个为什么”式的不理解，但他的心，已经被共产党干部平等的人格交流感化了。

第二天，杨协中振作了精神，他决心遨游共产党的理论海洋，去求解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

杨协中在北京天安门

三、我要彻底革命

东北军大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是在摸准了起义学员的思想脉搏后，对症下的药。当第五团政委曹孟朴上课讲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时，一个个都听呆了。

认同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学员们就不能不去思索：苦难的祖国，前途在哪里？迷茫的自我，出路又在何方？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杨协中摸着手臂上的伤疤，想着父亲屈辱的泪花，认同了共产党的无私追求。他认同的不是一己私利，是中国数万万穷苦百姓生存的权利、人身和人格保障的权利，这在道义上，有着无可抗拒的精神感召力。

杨协中还记得，学到这一阶段时，仍有人不服，但不服的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理想，而是实现理想的道路：共产党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这也是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国民党之所以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因为外辱内患，战乱纷纷。

这种曾经在起义军官中一统天下的政治观点，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后，被一批又一批战场起义者逐出了思想阵地：

国民党“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在其统治区有过实际履行吗？没有！连“二五减租”都没有兑现。广大农民得到的，是封建地主年复一年的沉重盘剥，是贪官污吏日甚一日的欺凌敲榨！

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实现了吗？没有！抗战胜利后，那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借接收日伪财产之机，大肆贪污、侵占，发“劫收”财，由此膨胀的官僚买办资本有几个受到了“节制”？

国民党关于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兑现给谁了？远的不说，就讲国民党军队，士兵的人格什么时候受到过尊重？士兵的权利什么时候有过保障？

空谈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必然要失去民众，而没有民众基础的政权，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只能仰洋人之鼻息。于是，九一八事变后，有了拱手相让东北权益的不抵抗主义;七七事变后，有了战争初期丧师失地的单纯防御，有了战略相持阶段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有了敌后游击战的百万国民党大军崩溃的崩溃，投降的投降，所剩无几的悲剧。如此的“民族主义”又有多大实际意义？

在反复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杨协中有了醍醐灌顶通体舒泰的感受，他不仅由衷钦佩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更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折服。

在国民党军校，有人讲授过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万变中有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如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比，学识深浅不言而谕。重要的是，杨协中从中发现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为“中国之命运”选择道路时，其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强调事物发展的静止状态，毛泽东强调事物发展的运动状态。由此，有了维护与推翻旧制度的斗争。

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后，再看中共领袖像，杨协中有了截然相反的感受：你看共产党领袖，那么高的地位，穿戴与普通人全无两样，人家没有私利可图，心里装的只有普天下的穷苦百姓。那么大的学问，却和蔼平实，全无高人一等以势压人的架子。越看越觉得可敬，越看越觉得可亲。

杨协中下决心要彻底革命，他把自己的戒指、手镯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献给革命”，自己只留下一个装着衣服和日常用品28斤重的小包包。在国民党军队，营长是一级很威风的官了，家当自然不少，他全不要了。革命，就是要铲除私有制，就是追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干革命，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是在反动派的军队里得到的，就更不能要了！

上交东西第二天，指导员陈田夫将其中一枚戒指交还杨协中：“这个戒指是你妈给的那只吧？你拿回去。妈妈给的，家里传下来的，革命队伍允许留下。”

戒指在贴身衣袋里装了一个星期后，又交了上去：“我杨协中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彻底革命。”

也有不交“财产”的——暂编二十一师某少校，起义前曾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巡查队长。起义后奉命带一辆大汽车回长春市内接运留守眷属时，发现很多军官去吉林市卖东西。一位同学还提醒他：“你那个包袱还不拿去甩呀！当解放军，可跟国民党不一样喽！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一尘不染，说走就走，说干就干，哪让你拖拖拉拉带根尾巴呢！”于是，该少校留下两皮箱随身物品，领着传令兵，带上其余财物直奔吉林市。到吉林市的市场上一看，到处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士兵在卖衣服、被褥、毯子等。无奈，只好把未卖脱的四皮箱财物寄存吉林市的老房东家中。一年后，听说这四皮箱财物被起义后离队定居吉林市的一位中学同学全部骗走。

四、泪血大控诉

老人说，社会发展史教育对军官们的启迪，特别是对军官积极分子的启迪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就军政大学全体起义学员，特别是对全体军官学员而言，真正的灵魂觉悟，彻底的立场决裂，爆发于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运动！

东北军政大学起义学员的控诉运动，与九台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控诉运动一开始，就选取了十来个典型作为第五团2490名起义学员批判斗争的对象，这种面对面的斗争，发挥了事半功倍扭转乾坤的神力。

第五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操场上召开。主席台上就座的，除第五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过来了。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扑向主席台的复仇！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两千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起义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紧急关头，突然跑来一大批解放军官兵，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六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

第四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一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军政大学的干部们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全有全无律”，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面教育固然能缓和矛盾冲突，但由于刺激强度不够，很难在转变立场上达到期望的教育效果。“泪血大控诉”的方式则不同，它刺激起来的感情波澜，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实现阶级意识和人权意识的大觉醒，并长久保持着难以消磨下去的强度。

东北军政大学第五团的控诉大会结束后，学员们的余怒久久难消。每当士兵学员连队和军官学员连队，或尉官学员连队和将、校军官学员连队在校园相遇时，总有人不顾一切冲出队列，去寻打仇人！每当全团集会，即使带队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连队，不准有人越雷池半步，仍有人往军官学员连队，往将、校军官学员连队扔砖头！

于是，校方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有关的学员连队相遇，凡是看电影、看戏或是集会，指导员先一个个搜身，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砖头、石块，再另外安排人员，将会场附近砖头捡干净。很快，又规定集会不准穿大衣，怕砖头藏在大衣里面检查不出来。然而，还是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军官。后来，校方又规定，小凳子也不准带了，看电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

学员们的怒气依然不消。一次看剧，看了一半又躁动起来了。从前是指导员、教导员带着呼口号，这次是学员自己呼。呼着呼着，一帮士兵学员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冲过去寻打仇人。冲到过道一看，早已坐满了“八路”。气得一个个跳着脚骂！那场面，哭的哭，闹的闹，叫的叫，跳的跳，乱得一塌糊涂，就像发疯似的。这事，现在说起来觉得好笑，可当时谁都笑不出来。

五、洗心革面脱胎换骨

那时，学员中要求枪毙几个以平民愤的呼声很高，指导员有针对地疏导大家：“只要参加起义，就一个也不能杀。杀一个，国民党就要大造舆论，以后谁还敢起义？”

共产党不知哪来那么多办法，先发动控诉运动，把基层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起来后，再搞一个内部官兵团结教育，化解个人矛盾。指导员给大家上课：旧社会穷人受剥削，旧军队士兵受压迫，不是个人造成的，根子在社会制度上。只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叫我们在座的人去当官，平心而论，恐怕也要学坏。所以，要把仇恨记到旧的社会制度上，记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上。这些军官，只要放弃过去的立场，共产党还用他们。

不少学员都说：“我们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什么道理听着都新鲜，都入耳。文化教员的画，一看就懂。指导员的话，一讲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军官恢复了来往。士兵夺回了个人尊严，放弃了个人仇恨。军官则放下了架子，谦虚多了。起义官兵中一种全新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开始形成。

控诉运动之后，是土地改革教育，校方组织起义学员到农村实地考察“土地还家”。杨协中所在连队被带到一个村子，指导员宣布：“大家随便走走，愿去哪家考察，就去哪家。”

共产党的方法真绝。在旧军队，国民党对共产党攻击最多的就是土地改革，什么“共产共妻”，“扫地出门”，“杀人灭族”，等等。往日耳听是虚，如今共产党让你眼见为实。大家都是土地养育出来的农家子弟，对中共谜一样的土地改革，谁不想一睹“庐山真面目”？更重要的是，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每位学员都格外关注自己家庭的未来。

这是对学员阶级觉悟的实践启蒙，也是对学员阶级立场的实地考察。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参加实地考察的起义学员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在拍摄同一对象时，根据不同的取景需求，选取不同的清晰与模糊。

果然，有的学员扎到贫农、雇农堆里，有的钻进了地主、富农家中，还有人专找中农、富裕中农。

回到军政大学，热闹了。一些钻进地主、富农家庭的学员成了众矢之的：考察农村土地改革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转变我们的阶级立场。你不关心广大贫下中农如何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却一头扎在地主、富农家里，安的是什么心？我们都参加革命了，你为什么还念念不忘老家的那份田产，难道你还想继续剥削农民吗？从前你是假进步！

认识提高之后，是“自报公议”划阶级成分。每位学员都要自报家中有几口人、几亩地、几间房、雇没雇工等生活状况和生活来源情况，而后以班为单位对照土改政策评定个人成分，再报上级审批。这时，又有人糟了，原因是“对组织不老实”，犯了隐瞒成分的错误。于是，在批判斗争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斥责：

“你家里的田不止十亩，五十亩也有了。谁不知道，你们连的士兵就有几个是你家佃户！”

“在旧军队，你吃喝嫖赌花钱像流水，贫农家庭？不可能！”

“参加革命前，你到处吹嘘家里雇了多少个长工，如今怎么又成了中农？”

因隐瞒成分被批判斗争的学员中，也有大呼“冤枉”的：“我家确确实实没有几亩地，在旧军队我是乱吹的。你们不是不知道，不这样吹，自己没面子！”

东北军大的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有少数学员成为大家批判的对象。今天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成为批判的靶子，过一段时间，摇身一变，走马灯似的又成为更积极的积极分子。往往搞一个教育阶段，就得撤换几个班、排长，然后在积极分子中重新选举班、排长。杨协中是第二班班长，班里学员军衔最高的是少将。别看是个小班长，能像杨协中那样连任到毕业的不多。

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杨协中被分回解放军第五十军。杨协中说，起义前，自己虽然没有打过士兵，但存在军阀作风，对士兵态度粗暴。他怕回原单位，却偏偏被分回原来的炮兵营。

出乎意料，士兵们对老营长很友好。杨协中十分感动，主动在全营军人大会上反省、汇报了自己的历史及学习和改造的情况。

杨协中除了参加过“各为其主”的反共战争外，没有什么个人罪恶。他从此只有一个念头：“立功赎罪，彻底革命。”他真心实意这样想，脚踏实地如此干，一如既往几十年。根本原因还是东北军大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

六、坚守信念

杨协中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场上被提升为第一四八师炮兵主任，由师长赵鹤亭、师参谋长吕兆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从部队转业回云南，离休前为云南省铁路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杨协中离休后，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晚年的杨协中写了一本回忆录《熔炉生辉——我的生命足迹》，记载：有一次，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就是抗日初期”时，杨协中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作者求助：本文讲到的三八式老干部陈田夫，据说定居上海一带，或在海军，有知其下落者，请通过本网站转告作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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