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将皖南悲剧归咎于毛泽东教“拖一拖”违背史实

凤凰卫视将皖南悲剧归咎于毛泽东教“拖一拖”违背史实

温靖邦

拜读了某网站“军事史林”的帖子《新四军皖南事变前不转移原因：毛泽东让拖一拖》，感觉作者被一些造假者(包括凤凰卫视)误导了，给出了与史实严重不符的结论。我近年来因为撰写六卷本抗战纪实《虎啸八年》(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频繁进出国内外各种档案馆，大量涉猎相关当事人的原始回忆录、日记以及来往电报，参透了不少历史事件的真相，自信对皖南事变还有点发言权。

先后有过两部大型电视剧接触到皖南事变，都能对国民党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作了符合史实的描写；而对新四军未能及时避祸以致撞入顽军包围圈的原因却持论不一。

第一部名为《新四军》，基本上没有揭示为什么当时新四军总部没能跳出包围圈的原因与责任；反倒不厌其烦地在项英的政治品质个人魅力如何优秀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不言自明。

后一部名为《叶挺将军》，初步接触到了项英的责任，同时肯定了叶挺的“党性”(尽管他已不是中共党员了)及其与项英的斗争。所以这部电视剧基本反映了历史真相。

军队的命运与其主导将领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性格决定命运，人品也决定命运，性格与人品成了轨道，规范了命运的去向。新四军云岭总部及其直属部队九千多人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给扣置在项英的运行轨道上了，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地给预订下了。

不可否认，项英是一位可敬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的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他，称他是中国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勉励他“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斯大林对他的嘱咐，应该说是正确的；我们作为后辈在这里妄自揣测，也许正是斯大林的器重，无意间助长了他性格中自负的一面，也许悲剧在此刻就已经种下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矛盾重重的时候，项英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丧失阶级立场”的“团结大多数”策略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奉派前往瑞金，取代了毛泽东的职务。后来毛泽东调侃“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的这类事情。

新四军成立，他兼两个职务：政委和副军长；党内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此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东南局的书记，居然 常常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消极对待，却对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言听计从。难道项英把理论上应与东南局同级的长江局当成中央了吗?是的，长江局的负责人是王明和周恩来，这两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是他十分敬佩的领导人，一向合作愉快。莫非项英意识深处有着封建主义从属关系的积淀?也许是这样，也许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吧。应该说，不听中央指示，正是导致悲剧发生最直接的原因!

固然，项英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一个部下流露过对延安的中共中央有腹诽、有抵触情绪；而在执行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方面却已让部下不无察觉。对叶挺的排挤，恐怕不只是政治上的偏见——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出走海外，从此脱党；最主要的是叶挺坚定地信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消极处置中央指示的行为颇表异议。我们要深刻剖析悲剧发生的根由，就不能不痛苦地正视这一切。

中共中央对项英多次排挤叶挺、对项英屡次不执行指示早有察觉。对此不是没有进行过批评，也不是没有耐心地等待过。无奈项英似乎决心占据山头另搞一套不愿受制于中央的倾向有增无减。中央派饶漱石、曾山赴云岭，出任东南局副书记，期望能改善局面，能让叶挺可以正常发挥军事指挥员的作用。而东南局由项英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无意识已经形成，饶、曾二同志去了后只能徒呼奈何，眼睁睁看着叶挺依然有职无权而毫无办法。

本着对新四军负责对中国革命负责的愿望，为拯救新四军，中央决定不再姑息，采取措施分割权力。派刘少奇组织中原局，并预设江北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统一领导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与八路军；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总指挥，领导苏北与苏南新四军。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打住。

一九四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分布在几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一个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两个支队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后，成立了苏南指挥部，同时遥控苏北的一个支队；张云逸率一个支队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彭雪枫与李先念也各率一个支队在华中开展敌后斗争。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毛泽东主张：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大力经营苏北。项英以为，如果到了苏北，东南局可能并入华中局，则大权旁落，最好的结果是成为刘少奇的副手，弄不好会调回中央备用。有这样的顾虑，势必千方百计反对北移。公开的理由是：江南各地政治上、群众基础都对新四军有利，江北的发展也离不开江南的配合；况且皖南部队北渡困难太多抑且危险。从而固执地主张军部继续呆在皖南，然后重点发展皖、浙、赣等地(他曾在那里打过三年游击)。

毛泽东叫王稼祥起草电文规劝，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是六中全会大家共同确定的方针，你项英当时并无异议，何以现在又不同意?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国民党部队)十多个师的威胁，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两个团到江北，以便着力经略华中。你们却拖着不办，未审何故?电文同时指出，陈粟所部也应向苏北发展。(陈粟指陈毅和粟裕——温靖邦)

十天后，毛泽东、王稼祥又致电叶、项，强调新四军的“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向北的)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要求他们“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根据这个要求，张云逸率部向皖东敌后发展，很快就从原来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为经略苏北开辟了道路。

叶挺两次向项英提议执行中央决策，因为那是一条发展壮大之路；项英都以东南局党的会议尚未研究为由婉拒。叶挺曾大为不满地问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也要“研究”吗?

袁国平尴尬地敷衍了一番；后来却把这话向项英汇报了。袁国平这样做的意思是不是也在委婉地劝说项英执行毛主席指示呢?

项英却这样回答：叶军长不是党员，不懂党内的事。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就坐立不安。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日寇很长时间未向顾祝同、李品仙、韩德勤的防区发射过一枪一弹，却向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展开了反复的扫荡。

毛泽东及时作出应对措施：“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粟部队应当立即向苏北发展。”同时提醒项英，“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地区必会遭到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到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怀、项英、刘少奇电。原件藏中央献档案馆。)

两天后，毛泽东命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马，三个月左右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对李品仙的东侵作了适当退让，然后进行了耐心的劝告。

李宗仁觉得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战果斐然人所共睹，没有必要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开罪共产党。李品仙是桂系将领，最终是听李宗仁的。

对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韩德勤则采取了坚决用兵的态度，粉碎了韩部进攻。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210页。)因此，顾祝同一度命令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阻断八路军和新四军会合之路，并使他们集中到狭小地区后予以全歼。

毛泽东对此早有察觉。他指出，新四军在苏北粉碎了韩德勤进攻后，顾祝同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加强摩擦，甚至变成大的事变。他最担心的是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九千多人：北面是日寇军舰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遭到袭击的危险。他致电项英，顾祝同有可能对皖南、江南我军动手，望早作准备；但“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项英仍然不同意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不愿离开皖南，也不让陈粟离开江南，反倒要求把江北部队南调，增强他的江南的兵力，以这种杯水车薪的办法应变。(项英1940年4月16日致中共中央电。原件藏中国革命历史档案馆。)

中央十天后电令“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与陈粟合兵，以便向苏北转移。并再次重申一条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4月26日致项英、陈毅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局势日见恶化，而项英仍拖着不执行中央指示。

毛泽东十分愤慨，亲自起草电文，对项英予以尖锐批评，要求他必须尽快北移。

陈毅、粟裕得到这个电报后，决定不再听项英的，迅速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

而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进苏南与陈粟会合，更没有打算北移。

此后不久，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寇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共出动一百O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前后歼灭日军二万七千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人、伪军一万八千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蒋介石大为骇异，敢出动二十多万人行动，全部兵力当在一两倍以上，没想到八路军发展如此之快。若任其发展坐大，抗战胜利后那还了得吗。他的忧虑与日俱增。深思熟虑之后，下令先解决力量薄弱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在苏北活动最猖狂，须“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

韩德勤派遣五万多人分两路出发，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而立足未稳的陈毅、粟裕部进攻。

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不可挑起内战徒惹日寇笑话，并一再退却避让。

韩德勤自以为兵力数倍于新四军，有恃无恐，继续进逼。

陈毅宣称，退到黄桥，决不再退，韩若进攻，只好坚决自卫。

毛泽东调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队紧急南下增援。同时电令周恩来，称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毛泽东1940年10月3日致周恩来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

十月四日，韩德勤部向黄桥发动总攻。

陈毅对粟裕说：“我们俩分分工，军事仗主要由你来考虑，政治仗主要由我来考虑。”这个著名的分工，一直持续到多年后解放战争胜利。

陈毅拜托苏北著名爱国正绅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希望停止冲突。韩国钧走了一遭回来，愤慨地说，和平无望，你们抓紧准备自卫吧。

新四军在粟裕指挥下，部队大胆穿插，把自己的整体劣势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局部优势。经过四天激战，打退了韩德勤，取得了战役的彻底胜利，歼灭韩部一万一千多人。

八路军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汇合，打通了华中和华北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回忆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1790页。)

紧接着，陈、粟、黄组织了一场更大的反顽战役，对磨刀霍霍准备挑起大规模冲突以雪黄桥战败之仇的韩德勤实行军事规劝。战斗在数日之间即告结束，韩德勤黄桥战役之后剩下的六万多人马顷刻瓦解。此后再无能力挑起摩擦了。

蒋介石对韩德勤的覆灭恼羞成怒。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令八路军将现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电报发出的日期是十月十九日，这天编码为“皓”，故史称“皓电”。

对举国关注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研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慎重；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不定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毛泽东1940年10月25日致周恩来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我党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

“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辞容易，军事部署困难”。(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时1940年11月1日。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其后将面的双重军事压迫。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蒋军侵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时再反击，不进入蒋军后方；另一种是政治上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军事上将被蒋军构建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必受日、蒋两军夹击；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先机，但是人民不理解，政治上不利。

毛泽东正在为全面严峻局势困扰而踌躇难决之际，又闻项英依然安坐皖南，迟迟不愿北上，不禁大为恼火。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致电何应钦(史称“佳电”。)反驳“皓电”强加在八路军新四军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并以和解态度明确表示“对于江南部队(云岭叶项军部)，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另一方面，迭电项英催其北上，并对其违抗党中央两月来命令的行径严厉批评。从以下三份电报的摘录，可窥毛泽东着急的心情：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文稿随看随毁。”

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严厉，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显得刻不容缓。党中央毛主席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他们对项英抗命的愤慨也跃然纸上。叶挺当能感受到这点，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劝说项英遵令北移。而项英总是以种种借口敷衍叶挺，目的只有一个：不走。

到了十二月，顾祝同十万大军开始合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容项英再呆在云岭享清闲了。这个时候，他踌躇再三，才不情不愿地下令转移。

毛泽东除了命令叶、项加快北移步伐，又从华北抽调兵力加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自卫能力。同时决定，华中所有的人民军队，在叶挺同志未到江北前，由陈毅、刘少奇指挥；叶挺到江北后，统一由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

这时，北移途中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困险象环生之际，项英忽然变得尊重起中央来了，居然去电请示行动方针。显然他已意识到蒋军正在合围，新四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企图以“请示”行动方针的办法，让中央来承担已然无法改变的可怕后果，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毛泽东以书记处的名义12月31日致电各中央分局及新四军、八路军首长电，对他进行严厉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你们才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中央看出，项英仍存南下企望，他想让中央来给他这一‘方针’——也就是让中央来为一切后果买单。)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日寇)顽(国民党反共军队)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二第60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项英这才同意千方百计向北挺进。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叶、项率领军部和直属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围攻。双方兵力悬殊，新四军陷入殊死苦战。

叶、项通讯阻断，茂林之战发生三四天毛泽东才获悉情况。他收到中原局刘少奇的电报，我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正交涉”；同一天(九日)刘少奇又发一电称项英、袁国平“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建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刘少奇1941年1月9日致中共中央电。)

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报和私自突围不成又回归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

毛泽东当机立断，电令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电文云：“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领袖的心。毛泽东多夜不眠，反复考虑怎么样才能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直叩蒋介石官邸，强烈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围。而这何异与虎谋皮，生擒叶、项，全歼新四军乃蒋介石预谋之事，既已刀枪出鞘凶相毕露，哪里就容易偃旗息鼓呢。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月14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电。)若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兼国军山东敌后部队总指挥。)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皖南新四军在苦战七天七夜后，终因力量过于悬殊和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去找蒋军谈判的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遇难；五千多官兵被俘。只饶漱石率一千多人突围成功。(摘自温靖邦六卷本抗战纪实文学《虎啸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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