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才能破解农村高利贷的千年困局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才能破解农村高利贷的千年困局

韩毓海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曾有一场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发展的设想。土地改革完成后，广大农村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增强了，而某些互助组织却出现了涣散的情形。针对这种情况，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提出的办法是：

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

今天来看，王谦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对于从长治地区开启的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探索，曾经于1948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的美国人韩丁，有着深刻认识。他后来在其著作《翻身》和《深翻》中，曾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及其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给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早有清晰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农村发展的关键完成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文中指出：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大踏步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饥渴，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现金，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

文章指出：

山东地区生产美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粱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现金的饥渴，竟然造成了在中国农村——越穷就越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贷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借贷——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

解放初期，华北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深切的描写。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1947年，他们夫妇在河南武安(今属河北)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

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与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20天的100%到一年的1825%，而这在华北农村是很普通的。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又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次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的价值相对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

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的变革同时进行，而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参见﹝英﹞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其实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那种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的观点，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阶级的主要功能早已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纸币，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通过伪币和法币贬值剥夺根据地人民，对内为发展根据地生产和民生提供现金和贷款。“人民的货币”正是从这里迈出了重要一步。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人民币由此诞生，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着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彻底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货币金融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人们不断深刻地认识到。

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理想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如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中国已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坚信毛泽东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与唐太宗的“均田”根本性地区别开来的正是：共产党不仅仅给了农民以土地，而且更给了农民以信用、信任和信贷，这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曾经这样呼吁说：“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创新农村金融和信贷以及进一步推进农村发展，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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