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

共产党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

刘  实

如何做好群众工作

每当我回顾武汉工人运动史时，我的脑中就呈现出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早期的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包惠僧、施洋等等，走进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建立工人组织，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工人开展经济的以至政治的斗争这些情景。科学的马列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工人阶级就威武雄壮地走上政治舞台，展开震惊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

我也怀着这样的体会，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

一、在武汉工人群众中扎根

我-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做工，并且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做工人工作。到抗战胜利时，重庆比较大的机械工厂和印刷工厂里都有了进步力量。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工作成果，一部分进步力量被发展为党员，大部分进步力量组织成为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党员和民主工作队的组织下，在重庆全市发动了合理遣散斗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党派我到武汉做建党工作。

我到武汉只是带了两封普通介绍信。那时武汉没有党组织，有些解放区派出的城工工作人员，我没有也不应该同他们联系。我到武汉后，首先在义顺泰油行做装桐油大锅的修复工作，是铆工活；然后到汉昌肥皂厂做设备安装工作，是钳工活。我原来是做车工的，干这些活我是外行，就跟着懂技术的工人干，我实际是打下手。有了落脚的地方，逐步聚集了几个进步工人，又把重庆陆续下来的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在这里暂住过渡。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二十多位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进了武汉的工厂。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张维铭、邓祥、杨福潮、张兆乾、张华镛、侯杰、蔡杰、刘士珊、李平、王信和、齐承焕、张正楷、王宗彦、张彦、张杰、邓祖安等。像江岸机车车辆厂、江岸机务段、大冶电厂、大冶钢铁公司、武昌下新河电厂、十一兵工厂、海军工厂、第一纱厂、南洋烟厂等重要工厂，都有了我们的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开辟武汉工人工作上都起了积极作用。

武汉纱厂女工很多，怎么与女工建立联系？恰好当时有后方党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解放区的四位大学生，因国民党军队包围了解放区而进不去，留在武汉，与我们有了联系。其中有一位女大学生，是教授的女儿，就是张瑾格同志。我们动员她去做女工，她欣然同意。经介绍进入一纱厂做女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休息时间还要到女工中交朋友。就这样开展了一纱厂女工中的工作，但同时她也累得得了病。还要讲到的是，为了加强被服总厂的工人工作，联营书店店员、知识青年赖绍文同志(后改名王志明)毅然走进被服总厂做工人。

我们当时是按照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行动的，那就是勤学、敬业、广交友（也有的说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主要是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也学马列基本理论。敬业是成为工作内行，做好本职工作。广交友，与周围的人在生活上互助，进一步成为政治上的知交。当时彼此介绍职业，互相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用堆金会（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组织起来。也帮助工人学文化，开展文体活动。工人中的骨干则建立了进步的群众性组织--武汉工人民主工作队。敬业是很重要的，我这里讲讲大冶电厂的杨福潮同志。他在安装火力发电机(也称透平)上内行，工作态度认真勤恳，电厂负责人感到离不开他，同事对他也很尊敬。他把党员和进步工人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起开辟了电厂的工作。

我们当时是年轻人，都很注意在老工人中交朋友。老工人了解情况，有较多的斗争经验，我们向他们学习。像纱厂的袁道华，被服总厂的傅言法，都从朋友到成为同志。我自己就到江岸机车车辆厂看望二七老工人杜尧卿等人，听他们讲二七斗争的实况和经验。汉阳兵工厂有个叫黄凤山的老工人，他抗战初期加入党，后来工厂迁到湖南失掉了联系，他一方面坚持党的工作，一方面积极找党。抗战胜利后，工厂又搬回武汉，经人介绍与我们联系上了，他那种高兴的情景，实在难以形容。可惜这位老黄同志积劳成疾，一次他从武昌到汉口向组织汇报工作的时候，走到江汉关吐起血来，就死在江汉关下。

到一九四七年春，我联系的同志作为一支力量，同另外做学生、教师、职业青年、统战工作的两支力量会合在一起，建立了党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一九四八年秋，党的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下面建立了职工工作委员会。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建立，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二、武汉被服总厂的工人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几乎都发动过斗争。纱厂工人举行过摇班，他们把罢工称为摇班。十一兵工厂工人举行过怠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过要布斗争，同时揭露伪工会是国民党的走狗。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工人到处在反对他们，就发布了一连串镇压工人斗争的命令，什么《防止工潮加强工运办法》，什么《严防破坏生产制止奸伪活动办法》，什么《劳资纠纷处置法》。但是，痛苦的生活促使工人运用怠工、罢工的武器进行斗争，斗争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也锻炼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共产党壮大起来。 我这里着重讲讲武汉被服总厂工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罢工斗争，因为这次斗争持续了十天，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震惊武汉和全国。这次斗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也体现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结合。

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开设在硚口，经常有五千人工作，到工作忙时，增添临时工，工人总数就达到一万人以上。规定的工时是十一小时，另外有四小时是常年加班。每月所得工资相当银元一块多钱，另有三斗米津贴。马场是单身工人宿舍。眷属宿舍在鸿大栈房，一间房子住十多家。这还不够住，工人就在栈房周围搭了一些席棚或木板屋。

发生请愿、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发奖金的事。被服总厂要求工人提前在十月底完成年计划和追加任务，答应给每人发四十万元奖金(可买三石米)。为此，工人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可是到了发工资和奖金时，却出了新布告，上面写着：“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包括裁缝两厂的计件工资)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当时，物价飞涨，工人都想得到这笔奖金。看了这个布告，工人讲：“这简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大家认为，不管厂方玩什么花样，一定要这笔奖金。

这时，厂方又下达赶制军单衣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裁剪工人到工务课领取裁衣样板时，与工务课长发生争吵。厂长徐福海也走进了裁剪室，大吼：“你们闹，我就写条子开除你们几个；再闹，我关了厂，全饿死你们。”工人长期压制下来的愤恨爆发出来了，工人决定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到了行辕后，行辕出来的官员答复是：“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工人们回厂等待了一个晚上，却没有看到行辕任何一个人，决定明天再去请愿。

十一月七日，被服总厂的周围布满了军队。工人的请愿队伍在被服厂门前集合了，发现昨天请愿时几位讲过话的工人不见了，同时发现特务正在抓人，于是，工人带着这个特务一道向行辕行进。当请愿队伍经过单人宿舍的马场门前时，厂警队在厂部秘书钱汉章率领下阻止工人前进。厂警向天空鸣枪，钱汉章则以手枪直接向工人射击，并指挥厂警步枪机枪向工人射击。当场，就有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受了伤。工人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料理死者、伤者，一部分继续向行辕行进。这时，厂警乘三辆汽车追赶请愿队伍，沿途用刺刀、枪托殴打工人，马路上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请愿队伍到了武汉行辕，行辕官员们的答复仍然是：“你们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解决。”

当天，我和邓祥知道被服厂工人死难的事情后，立即赶到那里。我当时是党的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邓祥负责工人工作。我们见到在被服厂金木车间工作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张彦和他联系的进步工人傅言法，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

十一月八日，总厂各工间全部宣布停工（不能讲罢工，停工就是罢工），谌家集分厂和武昌分厂也接着宣布停工。每个车间的工人组成几个小组，以车间为单位组成总组，每个总组推选一个代表组成“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

十一月九日，工人分小组开会讨论。有的工人说：“枪子没有眼睛，不饿死，说不定打死，连枪子都看见了，还怕什么。”有的人说：“人家是为我们死的，给死人报仇，谁能不赞成。”

十一月十日，厂内到处贴满了标语，“给死人报仇!”“杀人者偿命!”“我们吃不饱肚子，我们要活命!”

“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告武汉各界同胞书”。传单、标语在武汉一些工厂里出现。茶馆里喝茶的人也接到了传单。

十一月十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到厂讲话。他说：“现在人已经死了，抛尸露骨地摆在那里有什么光彩。我看还是埋了算了，埋了马上开工，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工人大声问他：“白日杀人是否光彩？是否也就这样了事？”“你们做官的人打死人犯不犯法？你要说不犯法，我们就开工。你要说犯法，就依法办了，再开工。”阮齐说：“打死人是法律问题，有法院处理。我可是警备司令，你们现在罢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就要管!”工人大声发问：“七号那天厂警队从研口一直杀到行辕门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来维持治安。今天我们为着给打死的兄弟伸冤，反倒犯了治安？”“埋了以后什么都答应，为什么现在不答应?”工人齐呼：“杀人的偿命!”“枪毙凶手钱汉章!”最后，阮齐说，还是推派出代表来和我谈判吧!并就此下台走出会场。

张彦在群众面前说话了：“我们现在只有团结一条心才有力量，才能得到胜利。”全场工人喊起来：“推张彦做总代表，大家都听你的。”

十一月十二日夜晚，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已装殓在棺材里，马场前的马路边上搭起了灵棚。灵棚由全体工人分成小队日夜轮班守灵。傍晚，国民党士兵和打手乘坐汽车准备来抢尸，全厂工人涌到灵堂，有些工人站到棺木上，军队和打手看到无机可乘走了。

夜晚，一个码头工人来报信，说军队抢尸不好，要我们码头工人来抢。大家要我来报个信，让你们准备一下。

被服厂工人分成五路：一队专管信号，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锣；一队是守在灵堂就近，每人都拿着木棍，另外还预备了大批的石灰包；两队是锥子队和鎯头队，准备破坏汽车用；还有一队是巡逻。

十一月十二日，礼拜天。各工厂的工友三三两两来到被服总厂，手里拿着香纸、蜡烛、挽联。灵堂上挂起了各厂工友的挽联。

我们请愿为的吃饭，你们杀人为的什么?

--海军工厂全体工人

再莫谈保障人权实纸上谈兵，

说什么劳工神圣骗工人出力。

--纺织工友

为肚子不得饱去请愿竟遭此荼毒，

无人性两足兽敢持枪杀死我工友。

--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工人

说是严办，实是不办，他们想马虎了事，

既为死者，又为活人，我们要坚持到底。

--失业电工张煜、李立德

各厂工友插上香，注视着烈士遗像、血衣、弹壳。

十一月十三日，被服总厂发现了以“被服厂全体工人启”名义写出的“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在全体工人集合后，张彦宣读了“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他说：“现在有两种标语，两种传单，大家赞成哪一个我们就照那一个办事。”工人全部站到“一一七血案”支援会一边，“全体工人启”那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张彦说：“‘全体工人启’是坏人假借名义来破坏我们的，我们大家要把这种破坏我们的传单、标语一张不留地刷掉，我们大家更要加紧团结，不要让坏人分裂我们。”

十一月十四日，联勤总部从南京派来一个赵高参到厂“调解”。谈判从下午三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赵高参要工人代表在写好的纸上签字。他说：“给死人家属一点钱，今天晚上出葬，明天早上开工。”工人队伍涌到会议室门外，有人大声喊：“到外面来谈判，不要关在屋子里谈。”当赵高参站在台阶上准备说话时，一个工人喊：“你说是高参，可有什么证明？”工人吼起来：“对，让他拿出委任状来看看。”赵高参无可奈何地从皮包中拿出证件，工人们给他照了像。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了八项条件：一、逮捕凶手，执行枪决；二、撤销厂长徐福海职务，交付法办；三、死者都是黄陂人，必须按当地风俗，摇独龙送殡，到江岸站上车，送回原籍安葬；四、死者抚恤费各一亿元，受伤者按伤势轻重分别发给养伤费三、四、五千万元；五、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六、立即补发被克扣的三十万元奖金；七、复工后，工资按市场物价，随时调整增加；八、保证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在下午继续谈判中，工人代表把“枪决凶手钱汉章”改为“交付法办”，把“厂长撤职”改为“厂长免职”。

十一月十五日，武汉各厂工人准备举行同情罢工的风声传开来，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来慰问被服厂工人。南京、上海、长沙、郑州等城市的工人发来电报、信函，寄来慰问物资，对被服总厂的斗争表示支持、声援。下午两点钟，赵高参、特务头子孔庚，帮会大爷杨庆山来到被服厂，当众逮捕了钱汉章，厂长徐福海停职，另外还答应了六个条件。

十一月十六日，棺木上用棺罩，摇龙出葬。一万多人的送葬行列，每人手持一支香跟在后面，走过汉口的主要街道。棺木上的白布联写着：“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永远记得。”市民从大街小巷里涌到街头上来。

被服总厂工人张彦、傅言法在“一一七血案”斗争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随后被服总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一九四八年二月被服总厂当官的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工人分文未加。被服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于二月二十四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斗争坚持了十二天。罢一天工，就少生产八千套军服。在三月八日清晨，国民党实行大逮捕，一共逮捕了四百八十八位工友。在全市工人支援和学生运动的发动下，敌人陆续将被捕工人释放。

张彦和傅言法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被服厂。张彦和十几位工人一起进入江汉解放区被服厂。傅言法在三个月后到达哈尔滨，作为武汉工人代表参加了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改名为李启新。被服厂的共产党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三、保卫城市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眼看就要垮台了，最后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这个时候，武汉就成为长江北岸突出的军事前哨了。

我回忆，武汉解放前这一段时间，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主要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宣传革命胜利发展形势，振奋人民，瓦解敌人；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宣传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三、反对国民党将人员和设备迁移，反对破坏；四、对重要部门做调查研究，防止对重要档案、资料的破坏，为解放后接管做准备；五、在真空时保持正常社会秩序，保持水、电、电讯、交通、供应的正常运转。

从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南方局加强了武汉市委的领导力量，还从北方和上海调来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临近解放前停止发展党员，建立了各方面的进步群众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工人民主工作队扩大成为武汉工人协会，把接受党的领导、为保卫城市进行斗争的进步工人都吸收到协会中来，这迅速壮大了工人骨干队伍。我在这里着重谈谈武汉工人阶级反对迁移、反对破坏的斗争。

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下令把能搬动的机器、原材料统统搬走，把不能搬的完全破坏，把能带的技术工人统统带走，到撤退时，把汉口的张公堤炸开，把汉口人民淹在大水里，造成解放后人民生产和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最先要迁移的是军事工厂。三十兵工厂(原来的十一兵工厂)工人采取拖延的办法，故意形成工厂中的混乱，使拆卸进行得很慢，直到武汉解放还不能把全部器材运出去。

一纱厂成立了保厂委员会，推举共产党员袁道华和胡伯勤为正副主任。全厂工人在保厂委员会领导下组织起来，日夜轮班守护着厂门和仓库。

武汉电信局的员工在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全部器材分成了三批：一批是为了敷衍敌人，可以运走的；一批是贵重器材，就搬进了宿舍隐蔽起来；一批是维持通讯正在使用的，用木材堆在上面，看起来像垃圾堆。

京汉铁路的工人把好的机车分散到各处，拆掉车轮隐蔽起来。敌人把可能找到的机车，强迫工人驾驶过江到武昌去，工人就破坏了过江轨道，并拖延修复。

铁路机厂的机器上敌人绑了炸药，工人就在夜间开车进去把机器和工具运出来。

既济水电公司的职工在厂门和四周站上岗哨，机器房用纱包和铁板掩护起来。

武汉市的各工厂、学校、机关都组织了应变委员会，下面分设救护、纠察、消防各组，实际上应变委员会成了行政管理组织。

武汉市划分成几个联防区，联防区由大工厂和学校做核心，联合就近的机关、居民组成。每个联防区都有一个指挥部，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联防区的指挥工作。武汉市委改变了过去按条条进行工作，改为按地区进行工作，以适应武汉三镇可能被隔开的情况。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都成为指挥中心。

临近解放，重要工厂都建立了纠察队，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一纱厂工人纠察队都配备了武器。三十兵工厂工人纠察队拥有将近一百支枪。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敌人撤出汉口，五月十六日下午撤出武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解放，武汉工人阶级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刘实，1924年生，原名蔺善达，曾改名刘载恒，后改名刘实，笔名刘景、景留，辽宁辽中人。1939年他辗转流离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中学，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秘密离开学校。1941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1942年在重庆学徒、做工，在我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人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0月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1983年10月再次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曾出版《曙光就在前面》、《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职工思想工作漫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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