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忆执行“死亡任务”：11人出发仅1人归来

抗战老兵忆执行“死亡任务”：11人出发仅1人归来

陈巨慧 梁金凤

扮作商人执行任务的周正 资料图

已是95岁高龄的他，谈起当年潜伏的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到阴霾密布的战争年代。

决不做亡国奴

周正祖籍菏泽定陶，1922年出生于新浦(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老二。父亲虽会些木匠手艺，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家里仍一贫如洗。小的时候，读不起书，后来，国民党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周正才上了公立小学。学校宣传青少年要爱国，要进步，老师所讲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让周正的爱国心萌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侵华日军为打通陇海路支援徐州战场，发兵5万，水陆并进侵犯连云港。日军出动航母轰炸连云港，掩护陆军抢滩作战。守城中国军队在孙家山、东西连岛和大桅尖等地与日本鬼子拼死血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守卫连云港市区289天，伤亡惨重，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向西撤退，连云港沦陷。

家乡被日军侵占，年少的周正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我知道不能当亡国奴!”

周正有个要好的同学名叫郭守凯，比他大一岁，却要成熟很多。他跟周正说：“我们要不然逃了吧，不要在这待了。”“我也不想当亡国奴，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郭守凯说：“东南方向好，我有一个亲戚李万丰在灌云县。”于是，两人结伴去了灌云县。

“李万丰家里相对比较有钱，不排外，对我也不错，但是毕竟是寄住在别人家里，住时间久了也不好意思。当地有一个地方武装，领导人叫黄镇五，家庭比较富裕。听说武装队在招人，我就跑了过去。到了才知道，人家有要求，不要太矮的。那时候我才15岁，身高不够，我就耍了一个小花招，找了一块瓦片垫在鞋里，这样穿上鞋个子刚够参加标准，他们就把我收去了。”想起当年的小机灵，周正笑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黄镇五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打伤了头，命保住了，但是也没法参加革命了，队伍没了领导很快就散了。

周正的父亲当时在区公所当号手吹号，他就去投奔了父亲。不久，父亲年纪大被辞退，就去东泰庄地主家做饭。“地主叫王西九，大儿子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了共产党，二儿子也深受哥哥影响，有杀敌的愿望。一到他家，他二儿子问我知不知道红军？我那时候并不知道红军，只听说过共产党，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有口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共匪。”周正说，上小学的时候，国民党在海州师范学校抓了20多个共产党员，在火车站附近枪杀了他们。“国民党说是处决土匪，我当时就不相信枪杀的是土匪，他们穿戴比较整齐，根本不像土匪，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土匪应该就是共产党。王西九二儿子一直跟我说共产党如何好，帮助穷人，说红军的武器是苏联造的，枪上有望远镜，盯住瞄准了，一打一个准。红军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因为他们救济穷人。”

一天，周正在路上碰到了三四个穿便衣的人，他们都有枪，其中一个还拿着手提式冲锋枪。“他们笑话我一通，说不参加救亡活动干什么去？就让我跟他们走。我跟着他们到南双港见了地主许二老爷许电华。因为和许电华的夫人是老乡，格外亲切。”

1940年，第十八集团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东进支队来到苏北进至淮海盐(城)阜(宁)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五团团长覃健所带的部队，进驻周正所在的村子。周正发现，覃健所带的队伍跟老百姓很亲热，跟国民党的部队完全是两种感觉，内心很向往。

晚上，覃健泡完脚，周正主动要去倒水，被覃健的警卫员拦住了。覃健说：“小朋友，多大岁数了？”周正回答：“十六了。”覃健说：“年轻人要参加抗日救亡行动，不要在家待着。”周正问：“要不要我？要我的话，我就跟你们一起去。”许电华说：“我们一道都参加。”

后来，这支武装队伍被编入第五纵队滨海大队，周正在五连，不久任二排排长。“我上过小学，有点文化，还喜欢唱歌，部队开大会时，常带本连与兄弟连队互相拉歌，活跃部队生活，我教战士学新歌也快。那时常唱的抗战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红缨枪》等等。”周正回忆，那时候部队打鬼子、打伪军、打国民党顽固派，也打土匪。“16岁那时还没有枪，就用红缨枪。不久之后，给我发了一把汉阳造，我高兴得不得了，感觉很荣耀。”

咬牙接下“死亡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周正所在的滨海大队称为三师滨海大队。1941年9月，新四军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建制对调，滨海大队改建为滨海军区二团，也称三师十旅一支队二团，团长汪洋，政委吴书。“在后来的几次部队文艺汇演中，十旅文工团注意到了我，点名调我到剧社。”那时文工团团长是夏林，政治指导员蒋覆(后改名蒋捷夫)，教员有许以倩、李文慧、李文涛，团员中有谢铁骊等人。

1942年，日军从淮阴、连云港、徐州等地出兵七路向淮海区包围进攻，反扫荡形势严峻，文工团部分人员各回原来部队，周正又回到了二团。

“一天，团政委吴书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到新浦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事发突然，我想，也许是领导觉得我比较机灵，又会演戏，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吴书告诉周正，这次任务主要是搞敌人情报，如日军和汉奸部队的驻地、番号、主官姓名、武器配备等方面的情况。并说，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回到家乡干个小买卖当掩护开展工作。

“我从没做过这种工作，虽然服从组织安排，但自己感到难度很大，危险性很大。吴政委说，你看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没什么要求，可说心里话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领导和战友。如果我真要回不来，牺牲了，请组织上设法把我的尸体埋在东山底下我外祖父坟地旁，并一定向我母亲保密。我母亲身体不好，操劳了半辈子，我弟兄姊妹四个，我母亲最喜欢我，要是知道我死了，母亲一定受不了。吴政委说，不要想那么多。我说，能不能让我带着自己的手枪？吴政委说，不能带枪。我说，带枪不为别的，紧急关头我留两颗子弹，一颗给敌人，一颗我自己自杀。吴政委说，看你，想得太多太具体了，别说这些了。大胆工作，小心行事，你身后有组织的支持。”周正说。

执行任务之前，团保卫干事兼敌工站站长吴泉友给周正介绍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常识和地区的社会情况，教给他当地帮会安清帮、道德会的一些术语，找来一些相关书籍让他仔细阅读牢记，还教给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交结各种道上的朋友。

短短几天的培训结束，周正领了一些经费，到集市上买了一件蓝布大褂、一顶棕色礼帽。“我特意几天不戴帽子，光着头晒太阳，避免敌人哨卡检查时发现头上有戴军帽的白印迹。部队还给我找了一辆半旧自行车。”

离开部队时，周正仍然很难过，他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首长和战友。“吴政委是知识分子，平日里对下级很关心很照顾，大家很有感情，上下级关系比亲兄弟还亲。临行前，吴政委一再叮嘱我，要严守地下工作纪律，严守秘密，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尽管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可真到了出发的时候，还是觉得此行会是有去无回，感觉有些壮烈。”

上午出发，一路上顺利通过日伪军的几道哨卡，骑自行车走了不到一小时，周正就进入敌占区。

煤粉厂巧遇“同行”

到了新浦，周正先住进了他大舅杨立奎家。

“大舅家也很穷，住在陇海路铁道南约200米一片水洼旁边的一间小破房子里。大舅靠给人修房子做工挣点钱维持生计，生活很困难，但人很好，很忠厚老实。”周正说。

安顿下来后，周正就开始考虑开展工作。任务很明确，要侦察敌情，就要先熟悉周围环境。“说来也巧，我另一个舅舅家的表弟在新浦干交通警察，那时交通警察实际上是以维持社会秩序、解决居民纠纷为主。尽管我对这个干伪事的兄弟没什么好感，但从工作考虑，没事就与他闲拉呱，了解些情况。”

过了几天，周围环境基本熟悉了。周正找到了附近一个煤粉厂，煤粉厂紧挨着日军兵营的后院，他扮作运煤的劳力，用煤灰往脸上胡乱抹了两把，把草帽低低地扣在头上，一边帮着往煤场里推煤车，一边暗暗望鬼子兵营里瞅。“兵营里有大炮但看不见，只能看到十几匹东洋马。我就注意鬼子的出入活动情况。”

煤场另一边是一片空场，附近有座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周正竟然碰到了熟人。“这人叫张仪康，原来也是淮海军区文工团的，这时穿一身警察局的服装，一看就是混上了官面的差事。我怀疑他是叛变投敌的，而他也怀疑我是脱离了队伍跑出来的。”

双方照了面，谁也躲不过去了。张仪康主动过来搭讪，拉着周正的手说：“走，一边说话。”走到没人的空地，他问周正：“你怎么来的？”周正也问他：“你怎么来的？”

“我们彼此察言观色，互相揣摩。我想，如果他是叛变投敌的，应该不会领我到没人的地方，而是会用别的方式对待我。这样我心里多少有数了，估计他和我是同行。最后他说，你先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是老吴让我来的。他马上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他也是老吴让来的。我们顿时感到无比亲切。”

看张仪康已经穿上了警察制服，行动很安全，而自己还立足未稳，周正有些着急。“我说，敌人扫荡，形势危急，我的任务很明确。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办个身份证件？他沉思片刻，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警察局二科去。”

第二天上午，周正来到警察局二科，张仪康给他编了个住址，打着同学的幌子，让同事给帮着办个证件。就这样，周正顺利拿到了一个警察局二科科员证，科员证也可作身份证件用。“有了证件，我心里踏实了，不怕被查了，可以大胆出门了。”

周正首先将目光瞄准了他的小学同学张志忠。“张志忠是我小学时一个要好的同学，他家开了个麻将馆，招徕人来这里打麻将、推牌九赌博，靠开赌场抽头。聊得多了，周正有意无意地说起他家隔壁南邻的事情。

原来，周正发现，隔壁这家人总是带着武装人员出入，但都穿便衣。两家之间是用芦苇编起来的帐子篱笆墙，虽然糊上了泥巴，但上面有很多缝隙，两边说话都互相听得清清楚楚，人影活动也能看得见。

张志忠告诉周正，这家住的人姓杨，是别动队的杨大队长。周正问：“别动队是干什么的？”张志忠说：“是归皇军直接领导的一支队伍。杨大队长过去干过共产党，投降到皇军这边来的。”张志忠的这句话引起了周正的警觉，“我问别动队人不少吧？张志忠说，杨的身边有三四十个人，皇军很器重他，给他配备得很好，一人一辆自行车，一支长枪，一支匣枪。”

起初，周正不敢详细打听，怕引起别人怀疑。后来逐步了解到，杨大队长名叫杨步仁，他原名叫王凤鸣，曾于1939年8月在鲁西南苏鲁豫边区，与暗藏在我党内部的王须仁一起，制造了湖西“肃托事件”，造成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造成极其严重损失。”当时王须仁是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凤鸣是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逃跑后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并改名杨步仁，隐藏身份。先在汪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任营长，后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大队长。这处房屋是王凤鸣的丈人家，他老丈人名叫孙汉卿，当时是新海连市兴隆镇的镇长。”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正感到事情重大，在回淮海根据地交通站汇报情况时，向上级报告了有关杨步仁的情况。“上级指示，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杨的动向，并介绍了湖西事件的经过和杨步仁的罪恶。这样我就暂时住在了张志忠家。”他没事就在张家麻将桌上，耳边听着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议论，眼光留意着隔壁杨家出出进进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什么动向。在这里，一来便于自己安全隐蔽，在杨步仁眼皮子底下，日伪方面很少来人盘查；二来可以探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广交“朋友”打探机密

后来，周正得知张志忠的一个同学就在别动队里。“他年纪比我们大些，当时大概二十七八岁。我寻找机会接近他。一次他的母亲过寿诞，我和张志忠就相约去拜寿。”周正谎称自己作买卖手头上活泛些，抢着付钱买了礼品，与他渐渐熟悉，见面可以聊聊见闻了。

“一次我问他，几天没见了，去哪儿了？他说，我们讨伐去了呀。我说，讨伐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打共产党啊。我问，去哪儿打共产党啊？他说去了一些地方，像赣榆、山东临沭，具体地名如石臼所、陶鲁，等等。他还说，他们有时候是跟着日本人一起出去，有时是别动队的人自己出去，夜里骑着自行车，随身带步枪短枪，没有机枪。我假装关切地对他说：‘你可要小心啊，南边不远也有共产党，听说装备着苏联造的带望远镜的步枪，几里路一打一个准，万一出点事，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可怎么办啊。’后经了解得知，他们这支别动队一般不敢碰我滨海军区的部队，只是出去夜袭我们的农救会村干部。”

慢慢地，周正从这个人口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如附近日军的番号、装备、长官姓名年龄等等，还通过他认识了别动队的其他一些人，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混在一起，以至于周围老百姓以为周正也是别动队的。

借由这些关系，周正还结识了伪军“和平军”的一个叫蒲应龙的连级军官。蒲应龙的父亲伯父都在新浦，蒲应龙家的长辈蒲开玺在新浦名盛一方，影响很大。蒲应龙的父亲也在“和平军”，官比蒲应龙大一点。

一来二去，周正和蒲应龙熟识了，就跟他说：“我在警察局干，没劲，其实我在沭阳干着买卖，生意不错，但来往路上不便，能不能给我弄身军服穿，钱我拿。”蒲应龙说：“那好办。”

很快，军装弄来了。“那时候一些零碎的军用品都好买，汉奸、鬼子的商店都有卖的。我置办了一套帽花、中尉领章，自称中尉副官，买了双马靴，还买了一把东洋刀。这样装扮起来，我就便于活动了。”

靠着这些关系，日军、“和平军”、别动队的活动去向周正都可以基本掌握了。那期间，日军、别动队主要是向北即山东临沭一带活动，“和平军”主要是向西向南即徐州以东和灌云一带活动。其军事活动主要为扩大地盘和武装，去打共产党的队伍。“敌伪的兵力及行动方向，配备的武器，我有些是事前知道的，有些是事后知道的，渐渐都掌握了。为了与这些关系拉近距离，我常装作好意地提醒他们：南边的共产党很厉害，你们出去可要千万小心。与他们熟了，他们也不避讳我，说话间就会透露出许多有用的消息。这样我获得的情报就比较准确比较快捷。慢慢地我就有些经验了，情报很容易就搞到手了，而对方还浑然不觉。”

获得情报后，要及时送往交通站站长吴泉友那里。吴泉友一般在边缘区活动，离新浦六七十里地，周正赶到那里要骑自行车约三个小时。身穿伪军服，挎着东洋刀的周正，一路上没人敢惹，临近交通站驻地时再把衣服换下来。

“1943年底到1944年上半年，我的情报工作因为迅速准确，得到领导的高度评价。”周正说。

冒险购得电台元器件

此时，周正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原来，支队的电台出了故障，台长找交通站站长求援。站长感到很为难，因为这不是交通站的工作范围。台长又去找了支队政委张克辛陈述了一番，说电台不通等于瞎子聋子，对于部队实在是至关重要。要求了几次，张政委答应了。

这天，周正到交通站汇报完情况，吴站长说：“你先不要走，张政委有事找你。”

见了面，张政委说：“我们支队的电台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只好找你办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有很大风险，希望你能完成，想法购买一部发报机，买不成就买需要的元器件。”张政委让电台的人开了一份采购清单，交给了周正。

回到新浦，周正开始采购。“当时电料行都是日本鬼子开的，需要的元器件有些有的卖，有些没有。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控制很严，要凭宪兵队的证明才能出售。我找张志忠的那个同学帮我开出了证明，买了几种元器件，但是最重要的几样电子管这里没有，只有青岛才有。”

为了完成任务，周正又找人开了证明，办了通行证，乘日本人的商船从连云港前往青岛。“青岛这么大，我该找谁？去哪里买电料？看到船上一个小伙计，我就和他攀谈起来，和他商量，下船后请他带我到市里转转玩玩。其实我也是想趁机了解一下驻青岛的日军的有关情况。因为做情报工作久了，对敌方的一切事情都有兴趣。我掏出三十块钱送给他。那时三十块钱可不少了，顶他半年工资了。他千恩万谢才收下。”周正说。

到岸后，小伙计要为日本商船采购蔬菜副食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他的服装上有商船的标记，上下船都不受检查。小伙计很热情，带着周正转了八大关一带。当时那里是日本宪兵队的驻扎地。“一路逛去，中山路、聊城路上都是日本人的商行。在一家大的商行里，我说要买一部发报机，店家说要证明。我掏出证明，店家又说，先生对不起，要换成日军驻青岛宪兵队的证明才行。我掩饰道，那好办，改日我再来，便揣起证明离开。”整机买不成只好买元器件。凭着证明，周正把需要采购的元器件分散到几家商行买齐，以免引起怀疑。为保险起见，他又买了三盒纸盒包装的日本产的药品“灵宝丹”，把药取出来，把零件放进去，照原样封好，包装严实，从外表看就是三盒日本灵宝丹。

购好所需的元器件，周正当天购票乘火车到济南。回想起来，他感慨，一路上不是“坐火车”，是“站火车”，车厢内满满的，人挤人人挨人，动弹不得。“我是站在车厢座位的靠背上，手扶着行李架，上不去下不来，又渴又累，就这么十几个小时一路晃荡到了济南。过去没来过济南，不熟悉情况。下车后买转往徐州的火车票，是第二天的，要在济南住一夜。我就在附近转一转。纬三路北头，当时有不少妓院，有些是日本人开的，常有日本人出出进进。我还转到了经二路邮电大楼一带，那时感觉大楼那么高啊。”

第二天上车时，因为人太多，周正没能挤上去，无奈只得改签下一班。“火车开到枣庄薛城附近时停下来了，说是前边铁路被炸，前一列火车颠覆出轨了。我挤下火车去看了看，火车机车和前几节车厢翻倒在铁路边的沟里，沟沿上用苇席盖着一些尸体。想来后怕，我若是赶上这趟车，搞不好也摊上了，那我购买电台元器件的任务也就泡汤了。那时火车有些车次不分客货，客车也拉货，前几列是客车，后边是货车。这么一来耽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到晚上才到了徐州。”

周正此前到过徐州，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那时是汉奸郝鹏举部在此驻扎，周正在这里再次转车往新浦。铁路上列车经常遇到些这样那样的事情，走走停停，头天晚上上车，直到第二天晚上十一点才到新浦。

“那时新浦就像个镇子，也就三万多人口，路上也没什么行人，路灯也不亮。折腾了几天我也够累的，就去了舅舅家。舅妈给我做了点吃的，好歹算是几天来吃上的一顿热饭。可躺下来一时又睡不着，想着这次任务因为种种原因延迟了好几天，组织上会不会以为我出事了，得尽快回部队向领导汇报。”迷糊了不到五点钟，周正就醒了。他洗了把脸就急急告别舅妈，到原来寄放的地方取出自行车。离开新浦十来里地了，天才亮。“当时一心想着赶时间向领导汇报，根本没想到安全问题。”

到了根据地的支队驻地，沭阳县的藕池庄。恰好二团团部和交通站也住在一起。“部队刚吃过早饭。听说我回来了，许多人跑出来，嚷嚷着：周正回来了!几个人把我抬起来往上扔，大家热情拥抱我，拍打我，热闹异常，高兴异常。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地方党组织的灌云县联络处主任陈少新叛变了!灌云及附近新浦、沭阳一带的地下工作人员都归他管。我是部队系统的，按照纪律我们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因为我当时的情报工作比较突出，他知道我。在他叛变后带敌人到我活动的地区抓了几天没抓到我，他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战友们还告诉周正，听说他被鬼子汉奸抓去严刑拷打，打得头破血流，没有吐露半点机密，只是勇敢地回答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说，这是哪里的事啊!战友们问，那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支队张政委派了一项重要任务，路上耽搁了几天。战友们纷纷说，真是万幸啊!就这样，事先谁也无法预料到的事情，我无意中躲过了一劫。”

周正将这次去青岛的任务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吴书政委安慰他说：“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陈少新叛变后，灌云一带几个县的地下联络线被敌人破坏很严重，几近瘫痪，你先不要回去了，先休息几天吧。”

“后来，吴书政委说：‘这次派你去敌占区，真是有些舍不得，但上级一再要求加强情报工作，要抽调精干人员去敌区，团领导研究时思来想去，认为还是你各方面条件合适，阶级立场、战斗表现、文化水平、应变能力都很出色，事实证明选择是对的。’团长汪洋也说：‘当时我也不舍得派你去，因为知道这是一项死亡任务，最大可能是有去无回。’后来得知，支队先后派往敌区的11名侦察员，最后只回来我一个。牺牲的同志中，最年轻的朱环同志年仅18岁，是被敌人押到集市上当着老百姓的面用铁棍活活打死的。”

不久，淮海区党委决定成立一个实验(京)剧团，由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负责剧团筹建。周正被调到剧团工作，从此离开了战斗部队。后随团来山东，在山东文协任党支部书记；1948年起，先后在济南军管会、省文化局工作；1973年调山东省体委。1986年离休。(本版稿件与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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