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忠：票证是穷苦人的救生圈

票证是穷苦人的救生圈

王学忠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几个精英文人谈论解放初期实行的票证，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但除了调侃的语调、骨子里的仇恨，竟无丝毫文人的儒雅与理性。一个说“票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一个说“票证是奴隶主给奴隶的施舍”；一个说“凡国家出现了兴替现象，只要政局稳定下来，一般两三年时间百姓就不会饿肚皮”等等，总之，当时实行的票证政策是罪过。是是？是非？对于那些没有经历票证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如同一张白纸，黑白红绿，任其涂抹。还好，时间才过去30年，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尤其曾受益于那些票证的我，自然觉得有必要将真相还原。

那时，我家八口人，父亲是个掏粪工人，每月工资50多元，母亲没上班，在家照看我们姊妹六个（都是解放后出生的，母亲说解放前出生的两个，分别在一岁和三岁时夭折）。建国初期，百年战乱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蒋介石和他的四大家族在离开大陆时，把国库里的金子、银子、美元以及重要的战略物资、民生物资全部运到了台湾，留下的只是一个一穷二白，五亿人张口等着吃饭的烂摊子，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物资极度匮乏，而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一人上班，生活自然很困难。

庆幸的是毛主席和他领导的政府，不忘初心，不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誓言，心里时刻想着人民。为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有计划地分配商品，不分大人小孩儿，按人头发放了各种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糖票、豆腐票等等，约60多种。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衣裤袜”，票证包含了吃穿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的母亲那时正值壮年，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很会精打细算，尤其巧妙地使用那些票证：把细粮票换成粗粮票，1斤换2斤；把肉票、鸡蛋票卖掉或换成大白菜票、红萝卜票，猪肉每斤7毛5分钱，大白菜和红萝卜每斤都是2分钱，一个月下来能节省许多。由于当时实行票证的作用，和母亲的精打细算，使我们八口之家的每一个人，都顺利地度过了那个被一些精英文人称为“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长大成人后，我们姊妹六个先后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据说毛主席当时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也领有自己的票证。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回想当时票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它不仅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体现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了财富的主人，更展现了毛主席和他那一代领导者的博大胸怀，长远眼光和铁面无私。同时，也从根本上限制、杜绝了特权官员和有钱人的多占多得。当下社会有句时髦的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那个时代，光有钱没票证，任何人的磨也转不了。

有句古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作为受益于票证的我，以及我们一家八口，常常是怀着感恩之心，想起那些票证，那个不分穷富、不分官民，皆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时代。说句良心话，票证是那个时代穷苦人家的救生圈。没有它，也许千千万万穷苦人家的大人小孩儿，早就溺水身亡了。话说的再严重些，但绝非危言耸听，在那个商品严重不足的时代，是国家实行的价格低廉，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甚至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说来是个奇迹，物资极度匮乏，一个人上班竟能养活八口之家，然而，又非奇迹，在那个时代像我们这样有众多子女的家庭并非少数。我家隔壁，一户杨姓人家，生了11个孩子，全都健康长大，当了工人、教师和机关干部。

如今，战争硝烟已散去近70年，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使各种物资空前丰富。一个建筑工人举了个通俗的例子做比喻：“‘治大国如烹小鲜’，对我们来说就像盖大楼。打地基最关键，也最辛苦，时间也用得最久，地基打好了，垒起墙来快得很，一天一个样，不几天就是一座大楼，只要没有战争，盖了这座盖那座，拥有一个现实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千万间”不是梦。

“自由是生命发展的属性，讲真话却是自由的本质”，这句话是作家冯雪峰说的。看了几个精英文人站在极端利己的立场，罔顾事实，造谣惑众，企图蒙骗当下不知真相的一代青年，可谓用心险恶。还好，狂犬吠日，叫嚣与诋毁，丝毫挡不住太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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