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根据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根据

张海鹏

四川举办“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出席研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关系，很有意义。我谨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为会议助兴。

“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国家后续发展的宏大构想，也是推进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倡议。它与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区别，它不以掠夺别国以自肥，而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倡议。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规划提出，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与现实紧密相关学科阐述“一带一路”意义的研究文章和学术研讨较多。“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需要加以阐述，提出“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更应该加以说明。这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各地举办了若干涉及丝绸之路的学术讨论会，西安、兰州、银川、泉州、桂林等地都曾举办过讨论“一带一路”的学术会议。此次成都召开“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就提交的论文看，国内外学者从史料出发，论证了四川经北方草原到达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从长江到达东南海疆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集中研讨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学术会议，把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一下集中到了四川。

一般来说，张骞“凿空”西域是开辟丝绸之路的里程碑。据《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到了大食（今阿富汗、伊朗及中东部分），看到了从印度贩运到大食的邛杖和蜀布。可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从四川出发通过南亚诸国到达中亚的丝绸之路早就开通了。事实证明，张骞通西域只是打通了官方的交通渠道，在此以前，民间贸易交流渠道早已存在了。

从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丝织物的遗存。四川在渔猎时期，即传说中的“蚕丛”时期，就出现了采桑养蚕的习俗，学者辨识甲骨文中就有蚕字，蜀字很可能就是从蚕字演化而来。养蚕缫丝的生产技艺，可以肯定四川是发源地之一。蜀锦是综合性生产技艺的成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文献资料早记载了蜀锦，考古发掘证明，蜀锦是丝绸之路上找到的重要物证。

从中国出发通往世界各地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商道，像茶马古道一样。走在这条商道上的有商人，有僧人，有官人，有军人，也有各种游历者。丝绸之路不仅是货运通道，也是文明传播的通道，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载体。

可以把自古及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从先秦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1.0时代；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2.0时代；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时期是3.0时代；现在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4.0时代。

1.0时代，主要是“中原”与“四裔”互动的过程，“中原”物质文化水平高于“四裔”（四方边远之地），丝绸、瓷器、茶、香料、铜铁器具等中原物质流入四裔各国，四裔各国的物种和文化也流入中原。丝绸之路成为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桥梁，这种交往包括贸易、通婚、官方往来、和亲、碰撞甚至战争等形式，也包括交往中各民族、种族的冲突与融合。中原物质文化影响了四裔，蜀锦成为四裔国王、贵族互赠礼品之物。四裔物质文化也影响了中原，成为中原一体多元文化的构成部分。

2.0时代是中国主动与世界沟通的时代。这种沟通超过了“中原”与“四裔”的关系。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远洋航行，表明了那时中国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表明了那时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能力。可惜这种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明末清初的闭关是一个标志。继续郑和远航的是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来，在澳门站住脚跟，形成了澳门、日本长崎和南美巴西之间的大三角贸易圈。17世纪从澳门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数量增长、质量未能提高的时代。学者研究，白银大量流入促进了长江下游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交流是以欧洲人为主导，中国没有从这种贸易中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这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时代。

14世纪开始，陆上丝绸之路出现阻碍。14-17世纪，奥斯曼帝国遮断了陆上丝路通道，是陆上丝路衰败的重要原因。明朝初年用百余年建筑长城嘉峪关，本意是用来接待、管理西域来的商人。由于奥斯曼帝国遮断，很少西域商人往来，敦煌、阳关、玉门关、嘉峪关也随之荒废。16世纪以后海上丝路受阻，既与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海上通道被霸权国家控制，和平贸易受到抑制有关。当然，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政策，是皇权集中的产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清代乾隆皇帝虽废除海禁，却把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所以统治者狭隘的视界也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标志。总之，丝绸之路的兴起与衰落，都还值得历史学者下功夫探讨。

3.0时代，西方商人选择了鸦片作为替代品，用大炮做护卫，推行殖民主义体制。中国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海上丝绸之路就衰落了。

4.0就是当前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再一次冲破道道难关，2008年美欧经济危机至今难以提振，也威胁到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产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历史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丝路精神，“计利当计天下利”精神，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思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需要发展。用剥夺别国来求自富，是欧美世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采用的办法，叫做损人利己的办法。这是西方思维。从长远历史经验看，这种思维带给世界的影响是消极的，是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今天欧美遇到经济难以提振、麻烦的移民问题、恐怖主义、“脱欧”苦恼等，未必不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留下的恶果。“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以共赢追求共富的思维，是一家发展，家家发展，一国发展，各国共同发展的思维。共同发展，就是各国人民都要享受发展的红利，各国人民的福祉都要得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用共赢的手段达到共富的目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欢迎，朋友圈越来越大，就是这个道理。

4月8日，由光明日报与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家单位共同主办的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相关研究机构的中外90余位学者就“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进行专题研讨。

张海鹏，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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