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用干部”

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用干部”

陈  晋

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如何“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计等待时机，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想办法。结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张，李存勖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从李存勖灭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玩味：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有“审机独断”之举，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怎样“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变化。一时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施行领导行为，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晚年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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