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里的共产党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本文作者沈沛霖，又名沈清尘，旅法求学期间参加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归国后参加北伐，解放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及浙江大学教授。本文系其对回国参加北伐的回忆，主要介绍了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共产党人在北伐军特别是第2军中的活动情况，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对北伐军的塑造。文章亲切平实，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持函拜会林伯渠 

自1925年下半年起，留法同学中加入团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下文CY）的人，陆续都去苏联学习，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了，在法人数大减。当时，由于旅法CY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穆清诸君均已回国或赴苏，团体由方至刚（韩之，湖南临湘人）负责。

民国14年（1925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建立，随即积极筹备北伐，以消灭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当时，我到法国已经五年多，已获机械工程师学位，经济上也略有积余，就决意归国。于是，我们几个准备回国的同学就找到巴黎支部的方至刚兄，向他表达了归意。方说很好，并马上开具了组织介绍函，嘱咐我们到广州后，可去找团体在穗机构。民国15年（1926年）3月底，我与留法同学吴琪、林祖烈（原注：林祖涵弟弟，CY成员）、顾仑布、江涛、金诒荪等一行，在马赛乘法国邮轮“巴尔加”号离法归国。

我们到广州时，已经是5月初了。我先在同学金诒荪（广东人，家居广州，抗战前曾任南京市公用局科长）家住了一晚。次日，我即持介绍函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林祖涵（即林伯渠）先生。当时是国共合作阶段，林一身兼四职：国民党中央常务执委、常委会秘书、农民部长，同时又是共产党中央的秘书长。我在林的办公室，还遇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原注：国民党中央委员）。她坐在窗前，我还没来得及和她交谈，就听到她惊呼起来：“快来看！东校场正在进行缴械！”后来获知，那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部队对国民党右派，时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所属武装进行缴械，吴被解除公安局长职务并遭逮捕。这是之前“中山舰事变”的后续问题。

林祖涵见我是留法学生，就对我说：“你的留法同学陈延年同志，现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你可找他。”随即专门给陈写了封信，交我带过去。次日，我即往广东区委办公处去见陈延年，因为是熟人，也就没有多少客套，他知道我在法国时与周恩来很熟，当即告诉我恩来同志亦在广东，任广东区委的军事部长，且他已与邓颖超同志结婚，住在广州××路×号楼上。关于工作安排，陈说：“你初来乍到，可先休息一下再说，工作是一定有得做的。”随后，他将我安排到组织的招待所居住。招待所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距区委办公处很近。同居一室者，有三位四川人：朱代杰、欧阳继修（即阳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皆CP（共产党）成员，都是等待组织安排工作的。不久，朱代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总司令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欧阳继修任黄埔军校入伍生团（部）政治部中校主任秘书，李民治任总政治部少校科员。我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团党代表办公室中校主任秘书。 

周恩来和陈延年 

关于我的工作安排，还有一段插曲应叙。我到招待所第二天，就拿着陈延年给我的周恩来在穗地址去找他。周很热情地对我说：“老沈，你来了，很好！”他介绍新婚夫人邓颖超与我认识，邓落落大方与我握手。交谈中，我与周谈到工作问题，周说：“去第6军好了。”并说林祖涵即为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写了介绍信给林。我见还有客人来访，就起身告辞了。再到林祖涵处，林看了周函，委我任第6军政治部宣传科的少校股长。第二天，我去广东区委，将工作安排情况告之陈延年，陈不同意，理由是第6军CP及CY的同志已经很多，去不起什么作用。“你应该做更重要的工作。”陈对我说。他让我安心在招待所等待。

不久，陈决定派我到第2军去工作，以充实组织力量。他写了封信给第2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原注：也是留法同学，在法时，我与他及他的夫人蔡畅均熟悉，至不敲门而入地步，李、蔡在法时曾育有一女，我们都去致贺过），让我带去。我去见李，李表示欢迎，派我到军教导团，任团党代表办公室中校秘书。

等待安排工作期间，我常到周恩来家中。他那里据说也是广东区委机关之一，所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来访者多半为黄埔师生。当时，周兼职很多，工作很忙，对来访之党内同志的谈话，多利用饭前饭后间隙进行。记得其中一次早上，我去拜访时他正在早餐，他见我到了，就邀共进早餐，边吃边谈，毫无架子。还有一次，我先看到邓颖超，就高声问：“恩来同志在家吗？”邓很警觉地将我拉至旁边一个小会客室里，对我说：“这里人太复杂，讲话要小心些。”当时，国共两党已初露分歧端倪，周恩来兼任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职已经被解除。蒋又调他任黄埔军校高级班主任，有职无权。但蒋深知周是一难得的干才，仍想驱使他为己所用。所以，北伐前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为总司令，又任命周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此，蒋曾约周谈话，征求周的意见，但也提出一个条件，要周结束跨党身份，专做国民党员。周很得体地婉拒了，他对蒋说：“我之所以能替校长做一部分工作，正因为我是忠于共产党并忠于国民党的。但我加入共产党在先，如果因为想做总政治部主任而脱离共产党，人家将要耻笑我，说我周某人为做大官而脱离革命，如此我将威信全失，也无法帮助校长了。”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张国焘称其“老成练达，长于思考”。他在广州时生活十分简朴，我去拜访时，见他用的是一个仅有两只抽屉的旧办公桌，坐的是长板凳，睡的是硬板床，蚊帐也是有补丁的，用两根竹竿撑起来。膳食也非常简单，常常一碗光面就对付过去了。他对同志颇为诚恳，毫无架子，在他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前来造访的中共干部，如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刘少奇诸君，而其中印象最深者，乃萧楚女、恽代英。 

从教导团到第6师 

国民革命军第2军前身是谭延闽的建国湘军。“中山舰事变”后，汪兆铭（汪精卫）离职，由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的第2军军长职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该军下辖三个师，依序列为第4师（师长张辉瓒）、第5师（师长谭道源）、第6师（师长戴岳）及一个教导团（团长陈嘉佑）、一个炮兵团（团长谢幕韩）。

1926年6月，我由广州到马坝（韶关以南）第2军教导团（后扩充为教导师）党代表办公室去赴任。教导团是第2军一个重要单位，以原第2军军官学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受苏俄顾问鲍罗庭支持，武器装备均由苏俄供给。团长陈嘉佑，湖南湘阴人，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谭延闽的至交好友，追随谭多年，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国民党左派，为人爽直而有魄力，北伐中曾任第13军军长。宁汉分裂后，他反蒋甚力。团党代表韩毓涛是广东人，能力不强。且韩、陈之间存有矛盾，似难调和。也因此，我只在教导团待了一个月，北伐军兴，我就调到第6师，任师政治部中校秘书兼宣传科科长。

6月底，我到第6师师部韶关报到。师长戴岳及党代表萧劲光对我的到来，都表示欢迎。特别是萧劲光党代表，因为是同志，又知道我是由周恩来及陈延年的关系介绍来的，待我格外亲切，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第6师师长戴岳，字希鹏，湖南人，出身保定军校一期，当时也是国民党左派。第6师下辖三个团：第16团（团长黄友鹄）、第17团（原注：团长廖新甲，于南昌之役阵亡）、第18团（团长刘风）。

当时，国民革命军政工受苏俄影响很大，军师团均设党代表。部队长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就不能发生效用。军师两级设政治部，主持政工业务。第6师政治部主任为党代表萧劲光兼任，萧中将军衔，与戴岳师长同阶。我是政治部秘书，由于萧党代表多半和戴岳师长在司令部工作，所以政治部工作由我代行。政治部下设宣传、党务、总务三科及一个宣传队。宣传科长由我兼任（原注：北伐开始后不久，我专任秘书）。

师下辖各团及营连的政治指导员工作督导，也归政治部办理。在政工会议上，常见面的有第16团指导员陈培苍、第17团指导员刘锡畴（原注：后任第2军军医院党代表）、第18团指导员谢华。以上各级政工干部大部分都是CP或国民党左派。CP同志一般也兼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亦即当时所谓的跨党，讲的也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这也是大革命时军中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

我到任不久，曾随军参加过一次剿匪战斗，印象颇深，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地点在马坝附近。当时，北江匪患是全省之首，沿粤汉路一段，常常打劫、掳掠，严重危害百姓及来往商旅安全，其中以乌石土匪黄某为甚。我部到达战斗现场后，师长及党代表等亲临指挥，我站在战壕中观看，匪军一发子弹打来，竞穿过我的裤裆，将身后的水箱打了一个洞，惊险无比。最后，在兄弟部队及曲江农军的协同作战下，我们将那股土匪歼灭，保证了粤汉铁路之畅通，以及北伐的如期举行。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为第4、第7、第8军，攻入湖南，直取湖北，消灭吴佩孚部：第二路为第2、第3、第6军，攻入江西，消灭孙传芳部；第三路为第1军，转进福建，向浙江进军。战略重点为第一路。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要张作霖”，形象地说明了北伐军之战斗方略。 

从韶关至赣西 

7月中旬，我随第2军第6师部队自韶关出发，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随军生涯。部队沿着粤北山路，向湘南挺进，经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到达茶陵。茶陵是谭延闽的故乡，部队在此地休整一周多时间。我们政治部与师部同住一个大院。院内外种有柚子树百余棵，结实累累，却无一人采摘。部队过酃县时，某士兵因买了一斤猪肉而未付钱，经查属实后，立即被枪决了。

茶陵休整期间，政治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都是按照总政治部制定的战时政工宣传纲要进行的。如作战前的演讲要使部队官兵了解以下内容：1.革命军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与使命；2.作战的意义：3.揭露军阀的代表者，以及其罪恶：4.革命军十不怕精神，即不怕死、穷、冻、痛、热、饥、疲、远、重、险……除了对官兵进行政工宣传外，还有民众的组训工作。政治部组织师宣传队上街向民众演讲，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联欢大会内容包括：1.说明国民革命的缘由：2.解释国民党之主义：3.宣传军队北伐作战目的：4.军民合作之必要性……当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国民革命歌》，官兵及所到之处的民众，几乎人人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在茶陵，萧党代表交我一张CP成员表，让我填写。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由团转党的同志，只是没举行仪式而已。后来，又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我也为成员之一，茶陵修整后，我随军继续北上，经攸县、醴陵而入江西境内。当时，孙传芳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以十万大军入赣，对北伐军形成很大威胁。9月6日，我师与友军第3军协同进攻萍乡，敌唐福山部未及交战即后退，我师进占萍乡，并即推进至萍乡以东地区。此后，我师继续东进，连克宜春、分宜、新余。在新余附近与敌激战三昼夜，牺牲者甚多，但最终还是将敌邓如琢部击溃。新余之占领，使敌赣中门户洞开，北伐军得以长驱直入，直逼南昌。

南昌是北伐军江西战场最重要的一役。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专程到江西，在萍乡、分宜、清江、高安等地建行营，调动程潜第6军、李宗仁第7军，以及第1军的一部等共同作战，但第6军攻克南昌城后，又得而复失，损失很大。

二打南昌之前，我师受命攻克吉安。后沿江北上，渡过赣江，向新淦进发，连占新淦、永泰、樟树、丰城。孙部联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遂发电引咎辞职。当时，南昌城已四面被围。我师奉命攻击进贤、惠民、广润三门，于10月12日晨发起进攻，官兵组织敢死队，架设云梯登城，但敌军火力甚猛，还未登上城头，已经牺牲了大半。当时，南昌城外有许多低矮民房，便于攻城部队隐蔽。孙部联军发现后，命士兵用水龙头喷射煤油，放火烧房，连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亦被烧毁，我军无法掩蔽，损失很大。第6师第17团团长廖新甲及友军的两个团长先后阵亡。联军援兵亦源源开来，我军陈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处于十分不利之境地。后经居于南昌城之美英侨民某君等出面协调，双方停战，革命军暂时后撤15公里休整。二打南昌，再告失败。

经短期休整后，行营又制订新的作战计划：集中主力于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沿线与联军决战，消灭其主力于赣北。第2军属右翼军右纵队，担负进攻抚州之任，以扫清南昌东南外围之敌。我师继克卢坑后，复与敌在南浔路之牛行车站附近激战，我军与友军第3军共阵亡团长三人，伤亡两千余人。幸亏援军及时赶到，才解了围。敌见大势已去，仓皇渡过赣江向南昌东北方向滁槎逃亡。我军乘胜追击，于滁槎追上逃敌，将其两万余众悉数缴械。

北伐军在南浔线大获全胜后，江西战场胜券已握，各军复回师南昌，将其三面包围，仅空出沿河一面。11月8日，发起总攻击，守敌一万余人全部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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