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当代继承与意义

作者：李强单超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求是理论期刊 2017-09-07 4174

李强单超

葛元仁同志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在本刊2017年第2期发表后，我刊编辑部收到了一些北京高校学生的来信，表达了他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的看法。尽管他们的看法不一，也有深有浅，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认识已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相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生产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始终为我们，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我、土地、劳动、劳动者、物质生产的契机。”这才是我们高校教育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根基所在。特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一、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知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耿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由中国主要矛盾决定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主要矛盾反映了中国所处的环境，国内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绩，但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农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仍旧是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广大农村仍使用传统的手工工具，靠人畜耕种，靠天吃饭，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产品商品率也很低，不能向城市和国家工业化供应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一情况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业与农业存在的主要矛盾，即农业积累与工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农业生产并不乐观，这就要求在土地不断开垦的基础上，需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科技指导与文化传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由知识青年地位决定的。知识青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青年与工人农民在革命过程中互相帮助、缺一不可。一方面，“五四”以来，知识青年在革命过程中具有带头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主体与骨干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因此，全国知识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知识青年在革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对知识青年进行更好地培养，一种方法是对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改造、理论教育;另一种方法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实践改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政策的调整，知识青年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存在教育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不适应的问题，这就造成知识青年的数量提升，知识青年的教育质量难以提升、知识青年就业困难等问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由中国革命经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分析了中国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脱离的现象，阐述民主主义推行受阻、立宪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知识阶级的青年未深入到农村中宣传社会主义，这是需要知识阶级青年认识与改正的。党的创始人毛泽东以知识青年参加的五四运动为例，说明知识青年通过运动未能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青年未能动员与组织工农群众，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的成败同知识青年是否与工农群众结合相关联。由于认识到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坚持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做法，如抗战时期延安青年运动将学习革命理论与生产运动相结合，促进革命由失败转向胜利;再如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相结合，形成“第二条战线”，有效推动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教训与成功案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在借鉴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在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要反对三种错误思潮。

　　第一，反对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来评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但是有些人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却是打着历史反思的旗号，实际脱离历史的分析，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相比较、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相比较，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突发奇想”的一场运动，这本身就是割裂历史的分析方式。另外存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的认识，这一认识同样是割裂历史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时已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是先行者;“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文革”后1980年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为标志，文件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这种割裂历史的分析方法必定导致片面、孤立地看待问题。

　　第二，反对用个人情感的方式来评价。历史评价无关个人情感，情感是一种心理的体验与主观感受，如果从个人的心理感受角度评价历史，则会倒向唯心主义一边。但往往存在用个人经历来看待历史事件的现象，如一些人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许多有志青年的理想化为乌有，客观上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成社会动荡、部分干部不廉洁、中国社会政治腐败迅速恶化，“后门之风”盛行等。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生活环境、思想认知、人生经历，知识青年这一群体也不例外，如果将个别的、片面的看作一般的、全面的，即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评价的扭曲，难以正确评判。

　　第三，反对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评价。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不断发展、科技快速更新、网络媒体盛行，随之而来的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评价泛起，不断否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需要警惕与反击。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其惯用伎俩来批判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的进程，并否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伤痕文学”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控诉时代带来的苦难，全面否定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例如，一部分人大肆宣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甚至认为这是民粹主义“潜流”的产物，认为这不利于知识青年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这种忽视中国实际情况、忽视知识青年时代特色的认知是错误的。对于用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评价历史的做法，我们需要坚决抵制。

　　科学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要坚持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评价。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需要从新中国成立后具体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教育状况等方面出发，从翔实的、主要的事实出发，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认识与研究。因此，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需要从成熟时期进行看待，全面、客观看待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剖析其成效与不足，在肯定其主要成就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避免类似不足的出现，才会得到客观正确的评价。

　　第二，坚持从当事人角度进行评价。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需要倾听当时知识青年及上山下乡地方群众两个群体的共同评价。一方面，大部分知识青年认为上山下乡对于他们是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得以端正、身心承受能力得以提高、奋斗的意志得以增强等。另一方面，地方组织及群众认为知识青年为农村及基层组织带去了文化、科学技术、新思想、新观念，加强了知识青年与农民、工人的联系，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反映在各地的地方志类历史文献与纪念物等方面。

　　第三，坚持与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作斗争。旗帜鲜明、正本清源，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思想，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学史、治史、鉴史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发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为经历者、见证人的历史责任，传播正向声音、弘扬正向能量。此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者与学生，在同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作斗争中，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增强阵地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是非，摆事实，讲道理，拨乱反正，用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积极贡献。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刘启英：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今天看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从当时国家的发展角度出发来说，或者从国家安全的局势上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迫不得已、不得不这样做的一个重大历史抉择。所以，本人还是十分赞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上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因为这个决策既符合当时的国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价值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一个历史决策，它体现了我党在重大的历史时刻所展现出的伟大的集体智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符合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毛主席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历史去看待毛主席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我们应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把视角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国家状况、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中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满足了青年们的集体诉求也满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符合我们国家发展需求的一个重要决策。

　　其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进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增长的指标比较，发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农村各种数据明显高于知识青年没有到农村去之前的状况。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结果是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当时农村的社会带来知识和技术，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农村，依然处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状态，温饱依然是一个人们日益要求解决的问题。随着连续的爆发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中印冲突等等一系列的战争，使农村大部分青年劳动力被投入到军事战争之中，农村青年壮年劳动力严重缺失，是当时国内农村经济面临严峻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农村劳动力之中缺少有知识、懂技术的相关人员，农民依然是传统的靠精耕细作维持农业生产，生产收获依然靠天吃饭，农业收益效果非常不理想，农村面临吃饭困难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农村的经济形势，利用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试点之后，做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决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行，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人民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了先进的思想观念、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富足的劳动力，促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最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我们党依靠谁，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问题同样是不可回避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数量占最大多数。要解决发展问题首先考虑的是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业逐步走向正规之后，用工业的新技术和设备来服务农业，使农民问题得以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落在把技术和知识传导下去的知识青年身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知识青年身上的优点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才提出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接受广大贫农再教育，广大群众也要欢迎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口号。社会主义的建设要依靠群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一部分先进的群众带动落后的群众发展工程。国内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发展农业是第一要务，只有农业发展上去，国民经济才能提升上去，人民群众才会幸福和快乐。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体现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肖金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巩固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就是要集中力量来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但是，当时落后的农村、农业、农民的情况并不适应当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这种旧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担当的青年投身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改造农村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方式融入整个社会主义大生产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适应当时整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场运动，并不是用一种简单、粗暴、野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的失业问题的运动，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只能是看作“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对青年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为党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大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实践中接受普遍的国情教育，了解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会脚踏实地地生活。另外，对于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其实认识了“三大差别”问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和脑力的差别。

　　二、“知青一代”和“知青精神”的形成

　　1.“知青一代”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贾希望：知青这个从共和国走来的群体，注定与当代中国共命运。“巨人挥手，上山下乡，告别北京，插队延安。三万知青，血沃荒原。花开花落，酷暑严寒。战天斗地，玩命苦干。面朝黄土，背朝苍天。青春抛洒，无怨无悔。”这些纯粹的炎黄子孙，目前已经是步入古稀之年的老年人。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具群体意识的一代。知青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这里面包含了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世俗的，以至于政治的概念。单从字面意思看，这仅仅是一个年龄与学历的综合表述。他们大多出生在1946~1958年，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这一类群体应该和全世界的人一样统称为“战后一代”。“战后一代”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战后一代”同样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的知青们，虽然没有融入世界的潮流，但是他们的经历也得到了世人的关注。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中国最活跃的群体。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说：“提起知青，我的心情很不一般。也许因为知青对我有着很不一般的亲子之情。因为我的两个儿子，我的侄子，侄女，还有我的战友，还有亲属，他们的孩子们都是用自己的青春去拥抱这场史无前例的洗礼。你们坚强地站着，而且是跟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经受了许多从来没有受过的严寒酷暑、冰雪寒冬。在祖国的大地上，受着各种各样的磨炼。”

　　本来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在学校学习，按部就班走入社会，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但是走向大社会以后，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感受了学校没有学习到的知识。中国的知青，有着与许多国家战后一代不甚相同的发展轨迹，他们几乎或完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是中国共产党亲自培养起来的一代。他们从小立志建设共产主义，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是五星红旗下严格培养的一代。勇敢，集体主义，服从原则，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于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极富革命理想。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尽管他们经受了不一样的岁月动荡，但是青少年时期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却很少磨灭。只有这一代人才能表达出那种感情，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爱，当队鼓一响起来的时候，是浑身的战栗。他们这一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有很特殊的历史使命。他们接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小学，初中有纯真的、真诚的理想，学习雷锋，学毛主席著作是非常真诚的。革命传统的熏陶，革命英雄的教育，知青在特殊环境中，磨炼出了惊人的毅力，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吃苦耐劳，更是一种经得起打击甚至是摧残的精神境界。一种处于困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人生意志。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韧劲十足的性格和群体意识，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艰辛和泪水。这些让他们最了解中国国情，这一切成了这代人独有的宝贵财富。这一代人真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的一代人。一代知青下乡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洁：一类人是真正参与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群体;另一类是未真正参与“上山下乡运动”，但经常发声并且明确表示反对的群体。据我观察，身边年长的老师或长辈，如果他们本身是知青，后来通过高考回城，现在仍然是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他们一般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对共产党和贫苦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和生活，并且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知青的那段岁月常常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并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多怨恨。而自己不是知青，并未参与上山下乡运动且经常发声表示反对的那类人，要么是由于自己的亲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某种伤害，要么就是思想偏激，不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场运动，甚至经常走向极端或偏执。应该加强对这两类人的思想状况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他们的知识谱系、成长经历谱系，科学分析、正确认识这场争论，揭示赞成者为什么赞成，反对者为什么反对，以期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评价历史事件。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骆文杰：我的母亲曾经就是一名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时城镇里的每个家庭都被分配了下乡的指标，在读完中学之后她作为家庭四个子女中的代表被安排到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镇毛湖淌村的新华书店做图书销售员，她是湖北省80年代初最后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我的母亲在毛湖淌村度过了7年宝贵的青春年华，每天除了完成新华书店的销售任务，其他时间主要就是读书。据她说每天都有很多知青来书店里看书，这些人里有的走出大山在后来成了我的中学数学老师，有的成了执掌一方政权的副市长，有的成了国内著名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更多的至今仍然生活在那一带没有能够走出山乡。以在毛湖淌度过的7年青春时光为纽带，我的母亲和她在知青时代结识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些曾经的知识青年在青年时代结下的友谊已经经历了30年时光，至今她和几位要好的朋友仍然时常联系走动。她对当年知青下乡的评价几乎全为正面，她表示上山下乡的经历给予她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2.“知青精神”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耿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其特定的精神内涵，即坚持走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艰苦奋斗，忠诚担当，无私奉献。毛泽东将这一精神内容作为评判知识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知青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创造的宝贵财富，对于当前知识青年的成长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知青精神不仅是历史精神，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当代知识青年的成长过程即是对知青精神的延续与发展，当前教育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在实际教育、培养知识青年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实践活动，鼓励知识青年走进基层，这实际上就是对知青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新时代大学生下基层，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上山下乡时期的邢燕子、董加耕，新时期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西部支教大学生徐本禹，这些先进典型成为同时期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激励知识青年不断奋进;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走进基层，传播了先进文化、带动了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服务、提高了医疗水平，这对于知识青年自身的成长、农村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戈：“知青精神”包含了很多正能量的元素，进取、奉献、无私等等。知青的经历使得当时的很多知识青年在工农结合中树立了“人民的立场”，在劳动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大师们都有知青的经历，在舆论热点的发声亮剑中持人民立场的学者干部也多有知青经历。事实证明，这种积极进取、奉献牺牲的“知青精神”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贾希望：知青精神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精神风貌，他们痴心不改，他们关心祖国，关心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对工人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广大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人和农民的一员。他们顽强拼搏，愈挫愈勇，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凭东西南北风。他们过去坚强地顶着困难前行，现在默默地奉献。从千家万户里走出来的是知青，又回到千家万户中间的还是知青。他们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但是面对社会巨大变革的今天和更年轻一代相比，他们不会成为被跨过的一代，这个群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将会永远被历史、现在、未来强烈关注。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骆文杰：继承知青精神，要把握知青走工农结合道路的历史正确性。出于经济建设与教育发展、城市人口增长与就业率下降的矛盾关系而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中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正式成为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曾经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些地方采取了特殊的强制措施，摊派指标安排知识青年下乡，可能由于并不尊重部分知识青年的个人意愿，所以部分知识青年表现出在下乡中混日子、磨洋工，但我始终认为这并不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全貌，更多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实践中磨砺自己、锻炼自己，不断体验着个人个体和国家政治的有力协动，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认知，坚定了服务基层的意志，我认为应对特殊时代的知青运动予以充分肯定，应对知青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正如葛元仁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一文中所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之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都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物。广大知青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和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这不仅是当代正义之士对知青运动的正确理解，更是我们当代青年对知青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继承知青精神，要求我们自觉拒绝短期功利主义。这个时代的节奏很快无可置疑，时代发展的浪潮裹挟着我们匆匆前行，容不得我们细细思考，个人的格局在重重的现实压力下被约束，面包与情怀的矛盾冲突往往成为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短期功利主义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短期功利主义教育也许能在一定环境下发挥效果，但长时间来看不能使人臻于至善。知青下乡呈现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值得当代青年去领悟、去思考，不仅是生活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包括人生道路选择，都要拒绝功利主义。学术研究要特别拒绝短期功利主义，学业的精进需要“道”与“术”的兼修并进，追求“道”的意识自觉是每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端正研究态度的核心，短期功利主义显然背离科学研究中自觉的“道”，水木清华的润养要求我们自觉疏离对于短期功利主义的追求，要反观内心，寻求真、善、美。继承知青一代的精神内核对于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有重要价值。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当代继承与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编辑石重：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他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实际上，即使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从中国历史看，知识分子与工农能否结合、如何结合，仍然是一次革命或改朝换代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能够极大地吸收知识分子的农民起义或军事集团才能取得局部的或最后的胜利。反面的例子，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岩、太平天国中的洪仁玕也常常使人扼腕叹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既可以一般地称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也可以说是一次最彻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和工厂，农村包围城市、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战争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才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重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思想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裂隙，甚至有人提出阶层固化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不是与工农结合，就是与资本和“精英”结合，没有中间路线可走，这对我们党将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很难想像，一个与工农群众没有联系、没有感情的知识分子，一个时刻想在经济上、文化上甚至社会交往上脱离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其结果只能是在政治上与工农群众相脱离。

　　巴音学院教师贾振霞: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相比，如今的大学生下基层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目前，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鼓励实施了多种基层服务项目，如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教师特岗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专门项目。这些活动的实施正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本质体现。这对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克服急躁情绪和不够务实的特点，促使其健康、快速成长不失为一个重要环节。张木明等人在2013年对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活动做了调查研究。调查中发现，“61.9%的学生认为参与志愿服务能完善知识结构，66.5%的学生认为积累了工作经验，57.5%的学生认为增强了自信心，49.1%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协调沟通能力，42.5%的学生认为提高了环境适应能力，22.4%的学生认为参与志愿服务具有成就感和归属感”。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今天出台的这项政策是合适的。进一步可以说是新时代知青运动的延续。

　　因此，我党的教育方针应该不仅使我们具备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还要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涌现出更多的秦玥飞，激发广大学子在广阔的天地间创新创业，尤其能在基层扶贫工作中大有作为。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贾希望：2015年8月开始，笔者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中缅边境支教一年。时代不同，当今的支教不能与那个时候的上山下乡相比，一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二是内心的理想信念也没有那时强。但有几点具有共性的东西：第一，到基层去一定会磨炼人的意志品质;第二，到基层去一定能感受到中国最底层社会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状况;第三，到基层去一定会让人产生理想信念，让人感悟到要为祖国和人民做些实事;第四，从基层回来之后一定会怀念、感恩那个地方，也一定会认可曾经在基层奋斗过的地方就是“第二故乡”，峥嵘岁月里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洁：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坚持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把某些“软要求”变成“硬规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谓毛泽东历来倡导的青年运动应该坚持工农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虽然我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差距特别是西部某些地区的城乡差距还比较大。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第一个大局应该说我们顾全得非常好，但第二个大局的工作推进遭遇了特别多的困难。比如，西部经济发展、投资、西部人才引进、流失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建成。当然，中央也多方号召广大青年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但“号召”毕竟是一种“软要求”，能否把这种“软要求”变成一种“硬规矩”呢?比如，把到西部、边远山区支农、支教等与职称评定、晋升等相挂钩，这是完全可行的，为什么现在能够把“出国”作为人才引进、职称评定、晋升的硬性要求，却不能把支农、支教变成硬性要求呢?我觉得我们的党员干部、高校教师、广大毕业生也应该有这种觉悟，相关部门也不要怕这种规定不合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规定，是正义的、合理的。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利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今天的知识青年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随着当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城镇化运动的推进，当下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其次，在鼓励知识青年到西部到农村去的时候，首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基本利益，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地区要尽量满足其精神需求，帮助其不断提升自我。再次，要使更多青年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为了国家的崇高利益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更要使其意识到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出知识青年的动力，使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雷娜：在现今的时代条件下，结合社会的发展，鼓励大学生“三下乡”，“大学生村官”完善的制度以及对大学生的奖惩措施的到位，使得大学生积极主动到农村去挂职，去锻炼，很多名校毕业的学生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去农村、基层挂职，可以看出，更多考虑民众的心态后，大家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变为积极。这充分体现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举措的优势，也是对毛主席提出的上山下乡的再肯定，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更是锻炼的好机会，可谓一举多得。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凡:当代“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我认为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业对口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能力与农村建设需要相吻合，即对知识青年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考察，必须以农村的需要为前提。同时要考虑开发农村新型发展方式，跳出传统框架。在方法上，首先评定农村或山区的优势发展方式以及人才的需要类别，再对知识青年进行安排。第二，年限与补偿或待遇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限和待遇必须合理制定，尤其是待遇，应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性。第三，人员选拔问题。我认为应该关注党员、有志报考公务员的相关专业学生以及自愿投身到农村和山区建设的志愿者等。第四，持续性问题。应该建立专门的网站，把相关人员的能力状况分门别类，方便安排和调度，同时保持一定量的机动人员。

　　(整理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