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抗日战争中我军特色战法如何出现

你可知道抗日战争中我军特色战法如何出现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习主席一再告诫我们，历史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回望抗战烽烟，先辈用血与火、勇与智，创造出一个个极富我军特色的经典战法，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追忆往昔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好今天的路。

（一）

战法创新的首要问题，是要搞清楚因何创新，为谁服务的重大是非问题。列宁说，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决定自己对待战争的态度的必要前提。共产党人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必胜。同样，战法的创新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才能产生必胜的战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战法创新的指北罗盘。1941年，日军在“总力战”思想指导下,以“扫荡”为基础，推出“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迅速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仅1941-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多达193次，使用总兵力达80多万人，修筑碉堡7700多座，挖掘封锁沟11860多公里。在日军频繁进攻下，抗日根据地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但是，日军始终无法实现其目的，反而被我内线分散的游击战与外线的进攻破袭战等战法打得疲惫不堪，陷入无法抽身的被动之中。

敌我在同一战场同时都在创新战法，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究其根本，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而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实践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的观点。

这启示我们，战法创新天然具有价值属性，正义性必然成为战法创新、克敌制胜的内在动力，是战法创新“活的灵魂”。

（二）

战法创新的高度，决定战法在战争全局中的贡献度。战法，即用兵打仗之法，有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之分。小则平一域，大则济天下。193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打破历代兵家把游击战当作战役战术问题来研究的禁锢，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创立了一整套实施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在战略层面，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创新战略战法，拨开全国军民心头迷雾，犹如暗夜中的明灯，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心，中华民族重新振奋精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洋洋万言抵雄兵十万。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极为推崇：“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在战役战术层面，游击战把低成本的、零星的、不连续的、小的消耗战，转化为日军战略战役层面的高消耗损失，极大地推动了战役战术胜利向战争全局的胜势转化。比如，在1941-1942年的最艰苦时期，我军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创新打法，提出每县每天打死一个敌人的小目标。结果仅华北200县累计月均消灭日军6000余人，相当于歼敌一个旅团。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加登川幸太郎大尉曾这样哀叹：“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人。50人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

这启示我们，战法不仅要解决战场上力之能胜、势之能胜的问题，更要追求未战先胜、战于心胜。从而使创新战法不仅成为胜战之“策”，也能筑牢胜战之“念”，打造胜战之“魂”。

（三）

以能击不能，是战法创新克敌制胜的锐利刀锋。战法创新的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不平衡，实质是扬长避短，以能击不能；我打我的可以，你打你的不行。这是我军以劣胜优作战指导思想的灵魂，也是我军成就辉煌的看家本领，在抗日战场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抗日战争中，日军利用其兵力火力绝对优势，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清剿”和“辗转抉剔”战法，对我实施残酷“围剿”。我军则利用地利人和优势，避敌锋芒，实行运动战，创造了“翻边战术”，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对敌侧后、要害或弱处展开攻击，迫敌回援，再择薄弱之一路予以歼灭之。从日军“扫荡”一开始，这种战法造就的非对称，看似胶着，实则积累量变，最终是敌之速决让位于我之持久。

这启示我们，以能击不能，是战法创新的永恒主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战法创新的基本方法。二者追求的就是力量布局最优化、自身弱点最小化、作战效能最大化，进而造成局部非对称优势扩大化，直至形成对敌全局上的压倒性优势。以能击不能，仍然是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以劣胜优克敌制胜的关键着力点。

（四）

技术决定战术，科技助力战法创新。甲午战败后，日本利用从中国榨取的巨额赔款，加速军事工业发展。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钢产量仅为日本的六十分之一。机器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尤其是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工业的薄弱，使中国几乎没有生产诸如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的能力。在大刀抗战的艰苦岁月，爱国的科技工作者们，从象牙塔内发出“科学救国”呼声，毅然投身火热的救亡图存伟大斗争中，化简陋为神奇，变无法为有方，在“别样阵地”上为战法创新搭台子、指路子。1938年9月，冀中抗日根据地化工技术负责人、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汪德熙，在不同学科背景科学家配合下，成功克服炸弹稳定性问题，并用自制的炸弹在平汉铁路成功炸毁日军列车。富有冒险精神的探索，为此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的地雷战、地道战等特色战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还有一大批科学家以笔为戈，在科普刊物这块“另类阵地”上与将士们并肩战斗，传递国内外最新科技成就，不断提高民众科学素养，以科技引爆高能战斗力。

这启示我们，科技就是战斗力，科技就是发动机。当前，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战争形态演进速度明显加快。过去走不通的“路”、迈不过的“坎”现在能过了；过去“雾里看花遮望眼”，今朝“纤毫毕见览无遗”、过去“有心无力打不着”，今天“指哪儿打哪儿有手段”。科学技术之剑在斩弃原有历史空间的同时，也必将为我军特色战法创新向实战化挺进开辟崭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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