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何能赢得国际宣传话语权？

作者：李习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9-23 1029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同农民兄弟亲切交谈。

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

新闻史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始于抗战时期。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抗战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充分认识到国际宣传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形象和话语权，展开了持续、系统的国际宣传实践和竞争。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在国际宣传上优势对换，促进了两党在政治实力上的优势对换，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国共两党国际宣传优胜态势的艰难转换

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通过制定出台专项文件法规、成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将国际宣传纳入政党全盘工作之中，制度化地处置国际宣传事务，进行专门安排和周密组织。两党相较，国民党方面在人财物投入力度、相关实践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上明显占有优势。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境内境外布设了完备架构，与外交机构密切合作，稳定开展工作；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东南亚等地相继建设了一些宣传站点，但大都规模小、维系时间短，尤其难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国际宣传目标国家持续开展宣传。国民党组建掌握的国际短波台、中央社等媒体具有相当的国际覆盖力，而中国共产党虽在新华社新设了英文部，但信息传播很难直接达及海外社区。

但从实际效果看，国民党并没有因为物质投入、媒体实力、组织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收获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反而随着战局每况愈下；而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了国际宣传的主导权主动权，进而取得整体性的优势。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在重庆的出色工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信于外国在华记者，沟通交往顺畅友好，而国民党则因其严苛、偏狭的管理政策，开始遭遇在华外国记者群体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动实现了外交的破冰。

政治先进性奠定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的优势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才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整体性地反观史事，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优势是由党在宗旨、作风等方面的政治先进性优势所决定的。从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人的作品看，正是党的政治生活清廉民主、生活作风的艰苦朴素、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由陌生到熟悉、态度由平淡到钦佩、立场由中立到支持。相反，国民党方面与外国在华记者的离心离德，在国际舆论中原本良好正面的形象资产迅速流失，主要是因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罔顾民生等政治统治落后性不断暴露，丑闻不断。最终，在抗战后期，延安在国际舆论中成了进步、光明的象征，同时，国民党腐朽、落后的印象也在国际舆论中逐渐定格。

第二，中国共产党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为迅速打开国际宣传局面提供了强力支撑。较之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统一领导、高效组织和科学调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就着眼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很快确定了新的对外关系处理原则，改变了一概反帝的政策，并据此高效率地完成了加强国际宣传的工作安排和机构设置，快速形成相应的工作布局，创造性地开始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斯诺陕北之行，就是中共中央以及驻北平、上海、西安等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主动作为、周密筹划和协同组织的结果；中外记者参观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长时间活动，也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交际处以及其他根据地机构各司其职、衔接配合来组织实施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能够根据政治和军事工作全局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国际宣传方针，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些方针能够切实贯彻。相形之下，国民党方面的国际宣传机构虽然实力颇强，但却多有掣肘，科学的决策动辄得咎，偏颇激进的举措反而渐成常规。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抗战后期虽专门安排工作整顿，但却背离初衷，工作成效非但毫无改进，反而更为倒退。

第三，在争取外国在华记者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包容开放态度，起到了感召引领的直接作用。外国在华记者是争取国际舆论的关键节点。抗战中后期，在国民党对这一群体日渐提防和不满之时，1944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却将外国记者团对根据地的访问定位为：不是“普通行为”，而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表现出团结、争取外国记者的大胸怀和大局观。在组织协调中外记者组团采访根据地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理念，以及“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开展工作的具体原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靠自身的优良作风、魅力等大巧若拙地吸引和征服美英记者，另一方面则通过充分满足记者新闻需求，在安排采访对象、参观内容方面的精心设计，巧妙地展现过硬的证据来戳穿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歪曲之词。

而国民党对于外国在华记者的态度，却从抗战中后期开始，日益刻板僵硬，新闻检查、限制采访、惩戒记者成为主要工作方法。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就一厢情愿地要求国际宣传工作“应更加注意于本党建国主义之宣扬，以正国际人士之视听”。国民党的信息发布，对战事消息多加涂抹，失败的消息绝口不提，而有小胜则极力夸大，还多用缴获武器“无算”等极为夸张和模糊的语言进行不实渲染，遭到白修德等名记者的激烈批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也在向国内的报告中专门提及，国民党国际宣传对于不利于己的消息视而不见，聚精会神于渲染夸大的符号，逐渐丧失公信力。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约束，但凭借政治上的先进性、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赢得了国际宣传的主动权，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