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民族抗战的精神光芒
作为战时陪都，因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士随迁而来，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日民主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构筑起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
抗战时期的重庆，文艺界人士则纷纷走上街头，特别在深秋到初春雾霭浓重、日军轰炸相对较轻的季节，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雾季公演”，组织文艺演员及百姓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极大鼓舞了前线战士和山城百姓的抗日信心和士气。从1941年到1944年的4年间，“雾季公演”创下了无数奇迹——共打造了242台进步话剧，其中不乏《屈原》、《大地回春》等影响深远的名剧。
抗战时期的重庆，各种诗歌座谈会、讨论会定期频繁地召开，有时几乎每月一次。茅盾、巴金、夏衍等众多著名作家创作出许多广为流传的名篇，使抗战时期重庆的小说领域收获了累累硕果，促进了整个抗战文学艺术的繁荣。抗战文学以“抗日民主为内容，暴露讽刺为特色，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重庆荟萃了国内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徐悲鸿在重庆期间创作了数十幅国画，赠黄君璧的10幅从立意到所题诗文皆与抗日有关。另有雕塑家刘开渠创作的《抗日英雄阵亡图》，王临乙创作的《汪精卫跪像》等。摄影家毛松友在重庆还拍摄了大量难童逃亡、敌机滥炸、大隧道上千人闷死等历史资料，弥足珍贵。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美术各领域都围绕抗日救亡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与其他各艺术形式相配合、相呼应，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重庆音乐界以聂耳为先驱，以民族抗战为背景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团体和机构积极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使音乐歌咏活动空前普及。抗战时期的重庆音乐以抗日救亡为内容，以广泛的群众歌咏活动为基本形式，在宣传抗战，激发爱国热情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从文学、艺术到史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重庆大后方抗日民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闪烁着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精神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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