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方略的三次转变
夏洪波
不拘泥于一格，因情用兵、因敌用兵是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的重要特色。革命战争年代的三个不同阶段，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的方略先后进行过三次具有代表意义的转变，这三次转变为我军摆脱不利局面，夺取战场主动权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秋收起义受挫后，由夺取长沙向移兵井冈山的转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意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开始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探寻。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党内不少领导将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夺取大城市上。秋收起义前，尽管毛泽东在给中共湖南省委信中提出了“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事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的建议，但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从中共中央到湖南省委都主张进攻长沙。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敌人在兵力兵器和城防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进攻不久起义部队就遭受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意识到，起义部队是由正规部队、农民武装、工人武装临时组建而成，规模不大，战斗力十分有限，仅仅攻打县城就受到了重大伤亡，如果继续攻打长沙不仅没有希望取胜，而且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紧要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作战方略，令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长沙，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退却，从此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创建。毛泽东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创性探索。转战井冈山在当时是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面临进退两难困境的最优选择。尽管我们党在当时知道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但并不知道采取何种途径夺取政权。毛泽东的这次作战方略的转变为我们党在力量弱小时将革命斗争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为全国革命斗争形成星火燎原的良好局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抗日战争初期，由在山西一地作战向多地分散展开的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抗日，我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根据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初召开的国防会议决定，八路军全部开到前线，独当一面与日军作战。同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当前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我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创建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在战略上配合友军，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会议最后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恒山前线，主要集中在广灵、灵丘等地区作战。在八路军即将在恒山一线展开战略部署之际，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平汉路沿线为主要突击方向，方略以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进而夺取黄河以北。在此情况下，恒山山脉必将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方向。如果我军仍集中在恒山一线，必将陷入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中。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及时转变了作战方略，由在晋东北一地集中作战向在山西四角分散展开：第115师一部在晋东北，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20师转至晋西北，依托管涔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的第344旅赴晋东南，依托太行、太岳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15师师部及八路军总部机关赴晋东南，依托吕梁山脉进行战略展开。毛泽东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就国共关系而言，是冲破国民党限制的独立自主的作战行动；就对敌作战而言，既避免了我军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又保存和发展壮大了自己，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解放战争反攻阶段，由渡江南进向暂缓渡江的转变。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正式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同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1948年1月7日，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商讨关于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问题。在毛泽东筹划该方略之前，粟裕认为，要从根本扭转中原战局，最佳的办法就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经过慎重考虑，粟裕在1月2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汇报了他的战略构想与建议（即著名的“子养电”）。收到粟裕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复议，决定坚持既定渡江南进的方略。在复电中，毛泽东对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等提出了各有利弊的三个方案，让粟裕“熟筹见复”。收到电报后，粟裕再次对渡江南进的作战方略进行了深入思考。经过慎密思考，粟裕于1月31日第二次致电中央军委，认真回答了中央军委要求“熟筹见复”的关于渡江南进的问题，同时重申了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理由。对于粟裕的第二份电报，毛泽东再次与陈毅进行了研究，还是决定坚持原来的方略不变。陈毅从陕北返回之后，粟裕在向陈毅汇报了自己的考虑，并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意见之后，于4月18日第三次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提出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毛泽东接到粟裕电报后，一方面复电陈毅、粟裕来中央当面商定，一方面又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真听取了粟裕关于暂不渡江南进的详细汇报。经过中央书记处深入研究之后，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同意暂缓渡江南进，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在中原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然后再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积极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改变中原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后形成和实现“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加速解放战争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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