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李  振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是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也是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做过的诸多评价之一。其实，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有“大学校”“大演习”的意义，更是一场血与火的“大课题”“大考验”。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6月，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满一年，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确立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近邻的战争打断了新中国建设的既定进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悍然决定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的亚洲地区。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台湾中立化”，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

6月28日，针对杜鲁门的声明，新中国庄严宣告，指出美国的行为“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们觉得新中国只是在“装样子”，是不敢和美军在战场上交手的。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开赴朝鲜半岛。9月7日，美军从朝鲜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逆转。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焰火晚会。就在这一天，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这天深夜，毛泽东得到消息，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早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便对事态发展做过各种可能的假设，对于美军的干涉，毛泽东心里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这个底线，后来他明确表达过：“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要过去打。”

此时，美国已经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毛泽东认为出兵万分火急，但是，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人民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入朝参战，就意味着新生的共和国要与世界上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决一高下。

当时的新中国与美国，是实力相差巨大的两个国家。1950年美国GDP为2800亿美元，中国仅为100亿美元；美国的钢铁产量是8700万吨，而中国钢铁产量仅为60万吨；美军有各种先进的陆海空军事装备，还有原子弹，而解放军能够动用的只有装备极其落后的陆军。仅火炮一项，美军每个军配备7厘米至24厘米口径的火炮1500门，而解放军每个军只有这样的火炮36门。出兵，将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有的人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就是派一部分军队过去，但是先不打，视情况再定，实质上也是不准备与美国开战。

到底出不出兵，中央书记处会议定不下来。

在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强大火力压制下，节节败退。10月3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抵达北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朝鲜首相金日成、副首相朴宪永的亲笔信，再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朝鲜。

10月4日、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在4日的会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就是刚从西北赶来的彭德怀。因为事先不知道议题，他没有发言。这天晚上，彭德怀一夜无眠。第二天的会上，他发言了。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出兵的决策做出后，原本同意为中国出兵提供空军支持的苏联“老大哥”却告知：苏联空军无法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缺乏空军火力支持的情况下独自作战。苏联方面的失诺，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最后还是毅然下定决心：出兵！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只有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似乎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接连摆到面前，毛泽东既要对世界大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战场的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还要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到应付自如，迅速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去耐心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当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后，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与老友周世钊。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深刻的意味深长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出兵朝鲜：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谈起这次决策的过程，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的任何挑衅”

轮番作战，朝鲜战场成为我军的“大学校”

从志愿军过江的那一刻起，毛泽东的精力便集中到了朝鲜战场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曾经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解放战争中，他曾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以说，毛泽东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挥能力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对毛泽东和人民军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

初战必胜，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下达第一次战役的作战部署。他看到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毛泽东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0月25日，南朝鲜军的一个加强营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歼灭，这一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交战，重创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并在云山歼灭其第八团大部。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了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杀了一下所谓的“王牌军”的威风。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自身伤亡1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一线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战局。

直到此时，麦克阿瑟仍然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出兵，他在东京制订了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以34万多的兵力在正面展开进攻，同时命令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靠近鸭绿江的朝鲜边境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11月23日，感恩节到了，美军士兵吃上了一顿颇为丰盛的火鸡大餐，喝到了香槟酒。就在这一天，他们接到命令，对中朝军队发起总攻，尽快结束战斗，回去过圣诞节！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11月25日，志愿军向被其诱至预定战场的西线敌军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了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军两个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随即又以两个军对西线敌军部队侧后实施战役迂回，以正面四个军对当面之敌进行攻击。

担负战役迂回的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14小时前进70公里，于28日晨抢占了三所里地区，当晚又主动抢占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堵住美军另一条南撤通道。

北上接应与向南撤退的两支美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轮番向志愿军一三三师三三七团阵地发起攻击，相距不到1000米的两支美军，始终不能再前进半步。经过数日血战，志愿军牢牢堵住了美军第九军的南撤退路。最后，美军不得不丢下大批辎重装备，从靠近西海岸的安州突围。

由于第三十八军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彭德怀与邓华等志愿军首长给予第三十八军通令嘉奖。在电文即将发出的时候，彭德怀从机要员手中要过电报稿，情不自禁地加上了两句话：“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万岁军”由此得名，而这样的英雄劲旅在朝鲜战场上还有很多很多。

经过第二次战役，除了东部沿海的襄阳，“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志愿军又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了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2日，“联合国军”全线撤退。中朝军队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被迫退守三七线。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方面曾经做过这样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这后一种估计是对的。果不其然，从1951年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当时，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在1951年2月7日发布命令，做出实行轮番作战的决定，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

轮番作战的实施，既解决了在朝作战部队的休整和保持充足作战力量的问题，也使更多的部队、指挥机关和指挥员得到了现代战争的锻炼，积累了现代条件下作战和指挥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轮番作战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朝鲜战场成为了检验和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大学校”。

1951年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13日，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地区，但是，在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敌人再也难以前进，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陷入相持的僵局。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其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6个军己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100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很多情况下，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整师整旅成建制地消灭国民党军的情况大不相同。

如何有效地歼灭美军，这是毛泽东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需要加以解答的新问题。问题引起了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形象地把这一作战方针叫作“零敲牛皮糖”，问题有了解答。

1952年，彭德怀在朝鲜成川郡桧仓和中朝部队部分干部合影。右起： 邓华、陈赓、彭德怀、朴一禹、甘泗淇、李贞、王政柱

第五次战役是6月10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是五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万人的代价，双方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美国方面，由于朝鲜战场僵持的局面，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而军队的大量伤亡，加上国内民众的反战示威，美国政府有些坐不住了。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面对美国主动伸过来的和平谈判橄榄枝，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商谈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做好停战谈判的准备。

中朝军队的浴血奋战，将“联合国军”打回到战争最初开始的地方，也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打到了谈判桌前。

对于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做过这样的介绍：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了抗美援朝战争对解放军的锻炼作用：

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讲到志愿军方面临的三个重大难题，毛泽东自信地说：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毛泽东进一步给大家鼓劲说：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来回较量

从1951年6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6月30日，接替被解职的麦克阿瑟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1953年7月28日9时30分，彭德怀于开城来凤庄志愿军代表团驻地，在停战协议及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左三为李克农，左四为乔冠华

抗美援朝期间，在战场上，毛泽东有彭德怀这位得力干将，在谈判桌上，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自然是周恩来。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到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中。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于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做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军事上的有力部署为谈判的进行做了必不可少的后备支持。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谈判一开始，便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中朝代表提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美方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摆出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通过在撤军问题上的多轮论争，中朝在向世界表明了爱好和平的诚意的同时，也揭露了敌方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阴谋。为了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在清除了撤军问题这一谈判障碍后，1951年7月26日，双方通过了谈判议程，共有五项：㈠通过议程；㈢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㈢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自此，停战谈判结束了程序性谈判阶段，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后，在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却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一无耻要求遭到拒绝后，美方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1951年8月18日到10月22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鲜停战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的较量又从谈判桌上转到战场上。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特别是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以后，农田被毁，道路被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的“绞杀战”，试图通过破坏后勤补给来动摇志愿军的战斗意志。英勇的志愿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反“绞杀战”的过程中，以抢修、抢运和防空斗争相结合，打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扭转了战场上运输一直被动的局面。

在国内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中朝军队英勇顽强的抗击，敌方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最终都被粉碎。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捞不到。这几仗，美军损失了15.7万余人，却只能向前推进646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在战场上碰了一鼻子灰，“联合国军”代表只好又回到了谈判桌上，没脸再提所谓的“海空优势”了。11月27日，第二项议程达成一致，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一旦谈不下去了，双方又会选择在战场上掰手腕。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的较量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来回切换。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战场和谈判桌的交互斗争中运筹帷幄，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谈判桌和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当时代表“联合国军”方面签字的是美军中将克拉克，这位美国将军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他后来谈起抗美援朝时讲了这么一句名言：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做总结，也说过几句相似的话：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些话，恰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既培养训练了新中国的军队，也教育了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还教训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更告诫了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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