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湘赣边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与湘赣边秋收起义

涂开荣

内容摘要：湘赣边秋收起义是著名的三大起义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论述了中共中央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关系：湘赣边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对起义进行了精心指导；中共中央为起义的爆发准备了武装力量；毛泽东等前线领导者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中共中央既有正确的指示，也有错误的决定，存在着局限性。

湘赣边秋收起义是我党建党初期三大著名起义之一，大大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中央对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进行了部署，并给予了精心的指导，为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爆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中共中央既有正确的指示，也有错误的决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秋收起义前线领导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湘赣边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

1、“五人政治局”制订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1）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2）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3）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不久，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中共中央部署利用秋收时节举行起义，建立农会政权。

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秋收暴动大纲》，指出“‘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 进一步作出了在农运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有力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并对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作了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还指示将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汇合起来”。中共中央要求湖南省委根据《大纲》“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接着，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又强调指出“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

2、八七会议对秋收起义作了进一步部署

在八七紧急会议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等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共中央对秋收起义作了进一步部署和重申。

八七会议后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提出共产党的总方针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

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

可见中共中央对秋收起义高度重视，将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工作重点和重要部署。从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共中央所作出的举行秋收起义的战略部署无疑是正确的，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开启了十年土地革命的新局面。

二、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秋收起义进行了精心指导

1、适时派出干部奔赴各地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为了推动起义的开展，会上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后，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还对各地进行了巡视，检查了解各地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推动各地起义的开展。如先后派出了林育南、任弼时到湖南巡视秋收起义进展情况，指导和督促秋收起义。

在中共中央的督促和示范下，各省均派出党团和军事干部赴各地指导秋收起义。湖北省委“还由党团和军委选派264名政治、军事工作干部到各区，担任农运、军事特派员，以加强基层的领导力量。” 江西省委“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 湖南将省委常委派往各地进行指导，“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挥湖[湘]北工作……” 。

2、对湘鄂赣三省进行密集指导和精心策划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起义的准备工作，强调“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 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机关暂不迁往上海，留驻武汉就近指导湖北、湖南等省的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定期作出指示。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多次就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工作作出指示，指明秋收起义的目的及四省的不同任务。8月9日，中共中央就专题研究湖南秋收起义问题，提出了发动湖南全省秋收起义的新要求。此后，中共中央还要求湖南“省委每三日送一报告到中央，以便随时指导，并在可能范围内计划湘、鄂动作之互相呼应。” 各省依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北省委制订了《鄂南秋暴大纲》。湖南省委制定了秋收起义的纲领和计划，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如确定了暴动区域，成立了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江西省委制订了《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和《秋暴煽动大纲》，“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取得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附图及说明）。” 如江西省委这一计划，就为后来修水成为湘赣边秋收起义主要策源地和爆发地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规定了起义部队名称和政权名称。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 中共中央继续强调：“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不久前的南昌起义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政权形式是：“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 中共中央指示将国民革命军改为工农革命军，成立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等，这是一个重大的革命性的转变，无疑是重大进步。

中共中央对秋收起义兵力部署和宣传等进行了精心指导。从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函可知，中共中央从各个方面进行指导，有的事无巨细进行指示，有的三番五次进行强调。如提出起义口号为“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用“发短小传单”方式进行政治宣传，“最好办一小小日报，虽油印亦可”。以及“于暴动时即破坏全省交通”，做好预演，“即须开始分区指挥各区的民众以便暴动时之指挥，现时指挥的形式，即为暴动时指挥的形式”。 指导精心，不一而足。

三、中共中央为秋收起义的爆发准备了武装力量

1、中共中央重视工农武装的建立。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武装建设。早在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秋收起义的武装准备工作，指示各地开展武装建设。中共中央指出“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尽管中共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利用农民工人力量准备起义，反对湖南省委使用军队力量，但并不代表中共中央不重视革命武装建立，而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持的谨慎态度，对现有军队的不信任所至。中共中央指出“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 经过马日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军队持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起义之时四团之倒戈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中共中央是重视工农革命武装建设的，为此后秋收起义和系列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组建了由我党领导的警卫团和二十军独立团。

警卫团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六七月份组建的，中共中央利用张发奎发展武装，建立警卫团的机会，选派共产党员到警卫团，“……骨干力量是原叶挺独立团的部队，另由安源工人和湘鄂豫陕等省工农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补充而成。团、营主要领导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士兵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很大比例。” 中共中央派遣卢德铭、辛焕文等共产党员到警卫团任职，将警卫团变成我党掌握的武装。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又指示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

这些部队都是我党领导下的重要革命武装，后来都成为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核心力量。

3、指导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起义总指挥部

（1）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来到修水之初，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尚未成立，后虽然前敌委员会成立，但因联系不畅，直到起义前夕的9月8日才与警卫团联系上。警卫团面临着严峻形势。为了获取党的指示，卢德铭于奉新县离队赴武汉寻找党中央；警卫团驻扎修水后，余洒度也积极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余洒度报告》可略知中共中央与警卫团的联系和交往。余称：“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 当苏先俊“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余洒度则称：“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 。余的一切行动，以中共中央命令为进退。刘基宋回忆也说：“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 。可见警卫团在修水期间，中共中央与警卫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然警卫团与修水发生密切联系，中共中央又命令将“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驻修水的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指示，将起义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何长工在其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史实“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至于有的史书上说，安源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笔者认为是不准确的，尽管安源会议非常重要，却并没有建军编师。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 。安源会议自然没有必要重复编一个名称几乎一样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也没有原始材料可资证明安源会议组建第一师。特别是，9月8日才与安源联系上的警卫团，等待安源命令编师制旗指示，是无法如期制旗，如期起义的。

笔者认为，中共中央指示修水的警卫团与平浏农军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可信的，不可否认中共中央这一历史贡献。

（2）成立了秋收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前夕，中共中央还组建了秋收起义总指挥部。韩浚回忆了向警予对他们传达指令：“．．．成立一个指挥部，卢德铭当总指挥，韩浚当副总指挥，辛化文当政治指导员。” 卢德铭带着中共中央的命令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就任秋收起义总指挥，及时掌控了这支部队，确保后来金坪失利后，能够化险为夷，与二三团顺利会师文家市。另外，中共中央还对这次起义给予了经济上、组织上的大力支持，发给了3000银元，派了6名干部。此事既有韩浚的回忆，又有当时原始材料可资证明，易礼容在给苏先俊的信中就提到：“闻洒度已向中央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

四、毛泽东等湘赣边秋收起义前线领导者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也由于经验不足，对国情认识存在偏差，所以中共中央在指导秋收起义时，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以毛泽东、卢德铭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

1、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暴动的区域

中共中央要求湖南实行全省秋收暴动。在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再三严辞督促湖南举行全省暴动。中共中央这一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视敌强我弱的态势，主张到处开花，由反“右”倾走上了“左”的道路，甚至出现冒险主义、盲动主义。湖南省委“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 为此，湖南省委否决了中共中央要求湖南实行全省暴动的指示，重点推动湘中七县暴动，尽管最终还是遭到了失败，但大大减少了损失，为后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力量。

2、抛弃国民党旗号，公开打出镰刀斧头军旗

起义准备之初，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提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 由于存在对国民党的幻想，不愿意抛弃国民党的旗子，造成民众思想的混乱。

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和师委会却走在中共中央的前面，勇敢地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子，打出了共产党自己的旗号。湖南省委提出：“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湖北省委也主张“鲜明地秋收起义必须彻底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打出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旗帜。” 而驻修水的警卫团却以实际行动打出了一面有形的实实在在的旗子，真正打出了表现共产党性质的“镰刀斧头”旗帜，喊出了“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响亮而雄壮的口号。

湘鄂省委的这些观点和一线指挥官的临机决定，代表了当时党内认识的较高水平，对推动全党认识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起义后不久的9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确定停止执行左派国民党策略,“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接受了起义前线领导者的观点。

3、改变了攻打中心城市的决定而引兵井冈

中共中央学习苏联的模式，不切实际地要求各地举行城市暴动。此前的南昌起义，此后的广州起义，都是在城市举行暴动。湘赣边秋收起义，目标也是指向省会城市长沙。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以当时共产党有限的力量去与国民党争夺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中共中央这一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也因此给秋收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三地爆发，三路起义部队剑指长沙，很快遭到失败。毛泽东面对严峻形势，审时度势，立即改变原来部署，否决了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在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断然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部署。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出了起义的重大硕果，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

（作者：涂开荣，男，九江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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