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共走向社会两极，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前途

1928年国共走向社会两极，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前途

曹征路

1928年盛夏，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回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修整。当时正是农民分田后第一次收割，毛泽东做出支援农民夏收的决定，并且提议以后各部队都应该参加地方的农业生产劳动。三十一团从军官到士兵全部参加，每个早晨天微亮就出工，晚上天断黑才收工。毛泽东和官兵一起下水田参加割禾，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下，各部队都把支援农业生产看成自己的责任，他们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龙源口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第三次攻占了永庆，部队在驻扎期间一边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面参加割稻子、摘绿豆，到农民家里样样都干。

这种景象出现在1928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股最大的政治力量走向社会的两极，由此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前途。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彻底融入了社会底层，它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真正同了呼吸共了命运，既要斗争且要建设。而那时的蒋介石集团正在上海周旋于各帝国主义财团及其代理人之间，汪精卫集团正在武汉为争夺道统法统焦头烂额，周边的地方军阀正忙于组织一次又一次的“会剿”。

边界各地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也十分重视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尤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千方百计把农民群众在土地革命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引导到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上来。永新三区八乡苏维埃政府，分田以后就曾颁布过布告，号召翻身农民“务遂耕耘在前”，种好分得的土地，“不得自由抛荒”，为了保护好庄稼夺取好的收成，“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各级都组织了耕田队，如宁冈县东源乡邱祖德领导的耕田队当时十分出名。

如果说武装斗争是各项斗争的前提，那么，经济斗争则是其他各项斗争的基础。毛泽东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如果不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资供应就没有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

那时青壮年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的很多，经常转战各地，留在村里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边界党和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力缺乏的主要办法，是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前广大劳动妇女深受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四重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红色政权建立后她们在政治上抬了头，经济上也翻了身。她们组织了妇女会，和男人一样分了田。有的妇女还当上了工农兵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至于妇女种田，在井冈山地区的农村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要妇女们担起犁、耙等技术较高，消耗体力较大的农活，还是有困难的。江西方言说“作田冒巧，犁耙重要”。这些农活妇女们从来没有挨过边，要一下子承担起来困难的确不小。但是解放了的妇女其意志力和忍耐力也是惊人的，很快就成了劳动中的主力军。

例如1928年永新西北特区党组织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发展生产时，有的同志感到为难，认为赤卫队常年转战在外，劳动力缺乏困难很大。这时区妇女主任站了起来，坚定地表示搞生产的任务，可以由妇女包下来。她还代表全区妇女，向赤卫队挑战，开展歼敌和生产竞赛。在妇女主任的带领下各村的妇女都行动起来，她们拜老农为师，从早到晚勤学苦练，经过几天努力很快就掌握了全部犁耙技术。由于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做到深耕细作不误农时，那一年西北特区获得了大丰收。单是汗江乡沭头村915亩早稻就比往年多收了80000多斤。

除了组织妇女参加劳动外。边界党和工农兵政府还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也发动群众互助耕作，保证所有的农田和农活耕作适时收获到家。

1928年夏，毛泽东来到永新塘边村，看到塘边、大屋两村农民上山放牛时，都要经过“泉水窝”，那个地方因为路太窄，牛在田里乱跑，一路上要吃掉踩坏不少禾苗。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找到乡党支部商量，然后发动干群在村后沿山修了几条小道，农民称为牛路，避免了放牛损坏禾苗的现象。

为了长期经略根据地，当时还制定了一些保护森林的规定，如遂川工农兵政府曾颁发布告：“禁止烧山”，“不准运木做炭”，“不得损坏树皮”，“不得砍伐茶树”等等。

据永新县塘边的老人回忆：1928年毛泽东在塘边时，曾带领干部群众在土岭上、麻土岭等荒山上进行现场勘察，根据各个山岭的阳光土质，制定了植树造林规划。塘边人按照这个规划，从麻土岭到山岭背，从枫面里到新岭坳，在二十多里的山岭地上，都栽上了松树、茶子树。

《井冈山土地法》第七条规定：“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15%；二、10%；三、5%。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当时，根据中央“六月来信”的指示精神，结合湘赣边界的经济状况，考虑到战争的需要以及农民群众的生产水平和实际负担能力，实行因地而异、因时而动的较为灵活的征收政策，“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最高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这些规定，虽不是专门的土地税法，但它实际上是根据地第一个成文的土地税制度。它的出现，标志着新中国税法已经露出小荷尖尖之角。

现代性不是飞机大炮的装备，不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不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它是指历史运动中能够揭示潮流动向的那些要素特点。否则西方哲学史上的反复辩难也就失去了意义，任何国家都是古代帝王贵胄占据资源最多，理应占尽了“现代性”才对。衡量一个政府和它的制度是否具有现代性，人民群众参与的自觉性主动性如何，制度的可依赖程度如何，是一个重要指标。人类自从走出树林组成社会以来几千年，只有少数几个历史瞬间，普通劳动者才能挺直腰透口气，真正有了尊严。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历史瞬间，大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统治者的铁幕被掀开的那一角，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时。

所以1928年的井冈山，与当时的上海武汉，现代性较量已经初现端倪了。黄克诚后来回忆道：“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当年的边界政府，手上无钱无粮，既缺干部又缺经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平等，军民平等，官兵平等，男女平等。平等是井冈山的核心价值，没有平等也就谈不上根据地的一切，只有它才能凝聚民心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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