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中共是如何应对社会谣言的

建国前后中共是如何应对社会谣言的

崔  丹

上海解放前后，“美国之音”“台湾广播”等媒体以及国民党匪特、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原国民党政府的旧职员等制造、散播了许多谣言，对城市的接管工作和新政权的巩固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共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化解了谣言带来的政治风险。

上海解放前后出现的一些谣言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在上海传播的谣言主要特点是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核心政治倾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破坏新生政权。这些谣言扭曲和丑化共产党形象，散播虚假消息，给社会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其中，有一类谣言丑化扭曲共产党形象。

这类谣言分为很多种，有针对共产党关于婚姻政策的，比如，当时有传“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荒谬至极。

有关于共产党接管后的社会政策的，如“本月廿五日政府要下令取消三轮车及人力车”，“一尊财神菩萨的像，就应该前去登记”。

有关于难民还乡问题的，“难民还乡不许带东西，只许穿一套衣裳走”。

还有诸多关于税收和房捐政策的，如“汪裕泰家用的茶叶未报税罚了若干亿”，“铁边马桶每只须捐三万元，铜边马桶每只须捐六万元，抽水马桶每只须捐四十万元”，“鸽子都要登记，每只鸽子都要以毛计算加捐，有一根毛便要捐人民币五百元”，“人民政府要向上海居民，征借三个月的房租、房捐支前”，“用电气冰箱和电风扇要付捐”，“家畜也要抽税，如养鸡要抽蛋，养一只猫一只狗都要抽税”，“每户所养鸡、鸭、鹅各不得超过二只，否则须缴纳捐税每只蛋三十个;各户不得购食鱼、肉、鸡等，如果查获后，须缴纳捐税白米数石”，“不能种植如桃李梅杏等果树，如果种植，亦须缴纳捐税白米数石”，“夏季的机动车使用捐，要增加五倍，每辆小汽车征收二十五石米”，“各水电公司要增加电灯火表押柜费，数目是人民币六十万元。用电也将自四月一日起增加为人民币一万元一度”，“今年七八九月之房捐将较五六月份增加三十倍至五十倍”，“人民政府不允许建筑房子，建筑税很大，每间房子不管你平房或楼房要捐卅石米”，等等。

“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有人刻意放出谣言：“人民政府要降低人民生活，不许穿好的，只许穿坏的，不许吃好的，只许吃坏的”，“节约是要降低生活水平”，“不许吃白面了，只许吃棒子面”，“不准吃炒菜了，只许吃咸菜”，“过去做过保甲长的人，政府都要把他们抓去枪毙”，“如果啥人从前借过钱给反革命分子，那么他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政府也要抓去枪毙”。对于反行贿与受贿，反动派曲解道，“私人之间也不准借钱、请客吃饭、送礼、欠账以及人情的应酬往来等”，一部分对事实缺乏正确判断的民众听到谣言后感到惊慌，不敢办年货，不敢吃肉;有的人轻信谣言，手里没钱用，连钱都不敢借;私人间送礼也不敢，留客人吃饭也不敢留了。还有的人说，“‘三反’、‘五反’把生意搞完了，今后的买卖不好做了”。

诸如此类谣言，虽都荒诞可笑，但在当时上海的民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使人们对中共产生误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

另外，还有一类谣言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不实消息，在民众中造成恐慌。

除了丑化共产党形象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四处散播虚假消息，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五月里爆发”;盛传国民党将集中力量反攻大陆，如“国民党要卷土重来啦”，“蒋介石在中秋节要回来吃月饼啦”，国民党“四个月之后仍要打回上海”，6月 15日起国民党飞机要大举轰炸上海，等等。

人民解放军为抵御台风侵袭，积极筑坝加固海塘，一些人却造谣：国民党要在浦东登陆了，人民解放军在做工事，防御国民党军登陆;并声称上海港口被国民党封锁，国民党已经“布置鱼雷”;还有传言说舟山本岛四周，国民党预备了很多汽油，如果解放军进攻，就将汽油倒入海中，点火燃烧。

为了在民众中造成恐慌，引发社会动荡，还有一些人散布恐怖信息，如传说“鼎丰的老板请店员吃饭，结果全店二十七个人都中毒死了”，使得民众人心惶惶，不敢出去吃饭;在学生群体中盛传共产党会把学生送上火线去。为破坏共产党解决敌人封锁和建设上海的六大方针，他们到处宣扬“共产党要在上海抽丁征粮啦”，并刻意制造商业谣言，以扰乱人心掀动物价。

从以上传播的谣言可见，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谣言大多以攻击中共和新生政权为主要目标，其涉及的内容大多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人身安全”“婚姻问题”“个人职业”“经济收入”等。从造成的后果来看，这些谣言，对社会秩序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

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反谣言行动

针对形形色色的谣言在上海传播，中共果断开展了反谣言行动，组织人民团体特别是文教新闻工作者组织的演讲团和宣传队在民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在各大报纸中开设反谣言的专栏，使信谣的民众对谣言的来源和时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认清了谣言的本质。

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报纸具有受众广泛、传播迅捷的特点，承载着反映和引领社会舆论的重任，在反谣言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当时上海发行的主要报刊看，基本都开设了用于辟谣的专栏，如《解放日报》有“社会服务”“读者来信”;《文汇报》有“锣鼓”“挞伐篇”“磁力”“社会大学”“上海新语”“各地通信”“文学界”“黑板报”“小言论”“读者来信”“读报员讲话”;《新民晚报》则有“晚会”“社会服务”“短评”“读者茶座”“黑板报”“灯下闲话”“读者投函”“新家庭”“读者来信综述”等栏目;从各类报刊刊登的反谣体裁来看，既有短评、小说，又有诗歌、短剧等。

诗歌当中，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小诗较为流行，以 1950年4月26日刊登于《新民晚报》的小诗《不要听谣言》为例，用短短 125字的小诗简洁明了、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谣言的特征：“肥皂泡亮晶晶”，但却华而不实，“一吹就破了”;指出了谣言的危害，是“大镣铐”，更是“药毒刀”，“束缚你思想”，“药毒刀更快”;而且还结合时事“台湾必解放”，劝告大家“头脑清醒，不要上圈套”，最后升华了全文的主题：中国人，爱国就应该“一心来建设，莫跟谣言跑”。

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发行的一家晚报，《新民晚报》的受众人群主要是城市普通市民阶层，在反谣辟谣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1951年 3月 3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劳保条例必贯澈实行坏份子造谣言要追根》一文，引起市民广泛热议。

该文叙述了上海解放之初信崇纱厂58岁女工阿囡妈在劳保条例颁发之后信谣到释谣的心理变化过程。劳保条例颁发之初，她兴高采烈，睡觉都“把红帖子端端正正的压在枕头下面”。老工人座谈会后她听信谣言“吃了工会的酒，说不定会请你出厂哩！”跑去质问工会主席“为啥要用大红帖子来刺我的心呢?”在得到工会主席“只有共产党才真正照顾我伲工人”，“可是反动派和他的狗腿子偏偏不高兴让你享老福，就唆使特务瞎七搭八的乱造谣言”的诚恳解释后方如梦初醒。最后她不仅后悔听信谣言，且主动当起党的积极分子，在庆祝劳保条例大会上，自告奋勇上台讲话，痛斥造谣挑拨的坏份子。

这则材料通过呈现阿囡妈这样一位普通民众由兴高采烈——气愤——维权——幡然醒悟——认同新生政权的心理变化过程，痛击了造谣传谣之人，教育了民众，扩大了自身影响力，进而增强了普通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上海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问题成为民众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共准确把握了群众的基本诉求，在积极解决民众生活问题的同时，有效构筑了融党、政、军、民、青年团等各种宣传组织以及地方报纸和广播台于一体的宣传网，在教育群众和释谣、反谣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

用法律手段惩治造谣传谣者

1951年 2月 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明确指出，对“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将“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面对社会上造谣滋事者，“必须实行讲、驳、迫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针对情节严重和罪大恶极的造谣传谣者，中共采取了法律的手段惩治造谣传谣者。

当时，在报纸中刊登了上海的四则典型案例。

一是姜祥根案。姜祥根原为国民政府海关印刷所职员，先后参加了三青团和国民党，1948年起开始担任国民党组织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第三十三大队中队长。上海解放后，共产党宽大处理旧职员，将其留用，但他继续与残余匪特勾结。并在工友中散播“国民党虽退出上海，但还在浦东打游击”等荒谬言论。终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悉逮捕。 1950年 10月 20日法院对其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 3年，褫夺公权 2年。

二是王德时案。

王德时原为酒店老板。上海解放后，因对共产党的施政方针不满，而对天一染织厂员工造谣：“染织业工厂都要停工了，公兴染织厂已办理解散手续每人发给六石米解散费”，广大员工听信谣言，坐立不安。公安局经查证谣言来源后对王德时给予严重处分。

三是朱正根案。

朱正根曾于国民政府“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任职。上海解放后，他利用少数市民对克服困难认识不足的现实，歪曲政府政策，进行“反公债”“反捐税”等活动，并散播荒谬谣言。他还佯以“月薪卅个折实单位”“马上可发手枪、官佐证”“将来笃定有好事做”等为饵，先后发动石树发、苗邦和、张永康、夏纪仁等人，每日夜间徘徊于茂名北路、威海卫路、西康路至大自鸣钟一带，妄图刺杀岗警及解放军。经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后，由普陀分局于 1950年 4月 14日将犯罪分子一并逮捕。

四是詹文忠案。詹文忠原为上海某中学英文教师，向学生散布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等谬论，制造恐怖氛围。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有一群狼跑到义大利(意大利)去，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象征”，如今“伦敦的天空变成黑色，加拿大的天空变成紫红色”，这是世界末日将要到临的表征。由于恶意制造并散布谣言，引起学生群体的思想恐慌，公安机关果断作出决定，于 1951年 5月 28日将其逮捕。

从以上四则惩治造谣滋事的案件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谣言的制造、传播者并不仅限于“美国之音”“台湾广播”以及国民党匪特、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听信谣言的人也不只是文化水平低之人。还有一部分旧职员甚至普通民众也受到蛊惑，加入了造谣和散播谣言的队伍中。这是造成上海解放之初的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对于“美国之音”“台湾广播”以及国民党匪特、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而言，其造谣生事的动机很容易理解，然而，普通民众尤其是部分旧职员也加入了造谣、传谣的大军，主动拒绝改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旧职员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不愿接受改造，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新生政权和执政党缺乏彻底了解，因而自发抗拒和抵制。

第三，从典型案例的案发时间来看，除了王德时以外，姜祥根、朱正根以及詹文忠被逮捕之日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全面开展之时。镇反运动的对象即是“反革命分子”，其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间谍、安定社会秩序”。通过法律手段，反谣言斗争取得了较大成绩，进一步巩固了新生政权，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拥护。

客观来讲，中共反击谣言的行动过程，一方面帮助普通民众摆脱了谣言的蛊惑，尤其是帮助旧职员重新认识新生政权，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另一方面也使民众不断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努力适应新社会、建设新中国。

【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原标题：中共是如何应对社会谣言的。作者：崔丹，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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