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之请功，周恩来临终念念不忘，震惊台海的“密使一号”

作者：于继增来源：党史博采 2018-03-22 2287

于继增

毛泽东为之请功，周恩来临终念念不忘，震惊台海的“密使一号”

他是上世纪50年代初震惊台海的“共谍案四要角”主角。他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传递了大量绝密军事情报，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大陆派去的女特派员朱枫等一起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他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被中共命名为“密使一号”的潜伏英雄——吴石。

无缘带兵的军事奇才

吴石，字虞薰，1894年8月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螺洲乡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改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与同乡好友吴仲禧一道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此后，吴石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同为第三期校友（蒋介石此前毕业）。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皆为全校第一，因而被称为“军校状元”。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余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北伐期间，吴石为北伐军作战科长。1927年吴石回福建任军事参谋处处长，1929年以此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吴石“三年在校，片刻不懈”，他所作的战术方案，常被日本教官当作范本，付印发给学生，还让他登台演讲。吴石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即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有许多学生日后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为他以后搜集情报打下了基础。

吴石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因而1934年即参加参谋部第二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三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也为吴石赢得了巨大声誉。

1937年五六月间，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抵达南京。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何遂多介绍一些朋友，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遂便把吴石等人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至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几乎每周都要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他写的报告，甚至成为蒋介石摸清日军战略行动和攻击指向的重要参考。1938年8月，第二厅在武汉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曾在第三处工作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撰文说，“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

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他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劳什维兹兵法研究》《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抗日新战法》《新国防论》《战史旅行实录》《参谋业务》等当时在军中流行的军事著作，皆出自他的手笔。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但由于吴石的政治背景属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任人唯亲的蒋介石始终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甚至有人讥笑他为“书呆”。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让吴石未曾想到的是，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仲禧后来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毛泽东为之请功，周恩来临终念念不忘，震惊台海的“密使一号”

吴石

1940年底，吴石指挥少数的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以固守反击战术与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了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嵎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住，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胡志明很是感动。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吴石由此更加看清国民党和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前途的独裁、腐败本质。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眼见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在日本投降后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还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并通过总统府参军处追查。

接受地下党领导的情报官

当初吴石被处决震惊了台湾岛，成为涉及高级军官多人的大案子。国民党当局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8月，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细叙述逮捕和审讯吴石等人的经过。据该文披露，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

实际上，此前吴石已经与中共接触，并开始接受地下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毛泽东为之请功，周恩来临终念念不忘，震惊台海的“密使一号”

吴石与家人合影

1947年3月，鉴于内战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董必武与中共代表团从南京、上海撤离。撤离时，董必武通知王亚文到上海办理有关事宜。王亚文是黄埔军校四期出身，从1939年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员工作。董必武要王亚文把所掌握的国民党上层策反关系转到新建立的上海分局，约定接头暗号。董老移交给上海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关系非常重要，其中有国民党海军参谋长、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骢、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等，其中吴石是个核心人物，因为他负责修编战史，与各军兵种长官的关系都很熟。不久，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中共上海分局领导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和他儿子何康也在座。这实际上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后经当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建国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引介，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骨干。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他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写过一篇《回忆吴石烈士》，文中说，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潘汉年要他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请李多加关照，给予各种方便。果然，参谋长李树正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观看作战地图，地图详细标明了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吴仲禧暗中把这些重要机密记录下来，托病回后方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书面汇报。这些情报对于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吴仲禧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南京指日可待，而此时急需敌军江防情报。吴石将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何遂之子），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何康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这组情报，对确定解放军渡江的主攻方位，起到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国民党从南京败退前，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将这批机要档案悉数交给党组织。1949年5月吴石正式到任后，国民党高层又电促速将这批绝密档案运台，吴石又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吴石牵挂着这批机要档案，密召随从参谋王强到公馆，交代他要“人在机要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据悉，这批档案资料经有关专家鉴定，有非常高的价值。

实际上，吴石来榕任职，是带着共产党的指示的。除了继续做情报工作外，因福州是中国海军的摇篮，为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必须动员一些老海军人员留在大陆，吴石还需在榕做策反海军起义工作。他很快就做通同乡林遵舰长的工作，林遵答应在适当时机起义（林遵后率25艘国民党军舰起义，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49年4月吴石上任前，曾专程赴港与地下党联系，党组织告知他到福州后，中央将派谢筱迺来与他联系，配合他工作。

谢筱迺到榕第二天，吴石借故回老家螺州探望老母，谢筱迺也依约到了吴家，他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吴石深为感动，接着他们又商谈了今后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谢筱迺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交给丁日初。丁日初父亲丁超伍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与董必武、王若飞等是好友。共产党员丁日初受党指派来榕利用父亲身份，掩护谢筱迺，电台就安在丁超伍河西路二号宅院的附近。每到半夜，红色电台准时将吴石搞来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这些情报，涉及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有一天，吴石把一份情报交给谢筱迺，问他：我送的材料，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谢筱迺很想告诉他，党中央对他的情报份份必看，但有党的保密纪律，他只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迺收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署名直接询问吴石，请他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筱迺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给毛主席、周恩来的。他幸福地笑了。

潜入高层的“密使一号”

1949年7月，吴石再赴香港在九龙佐顿饭店找到吴仲禧，呈交两份情报给中共华南分局，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这时已有消息说，吴石要调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劝他说，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太危险了；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吴兄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仲禧介绍老同事、原第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中将随吴石去台，做吴的助手。实际陈是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开展地下工作。中共华东局驻港特派员刘栋平会见了吴石，指示他继续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并规定他赴台后的联络代号为“密使一号”。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了一位穿着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大陆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大陆为何这个时候派朱枫到台湾来呢？

原来，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党中央想要趁势解放台湾，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进攻金门古宁头和舟山群岛时，因情报失准而连连失利。缺乏准确情报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亦被切断。于是，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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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台湾《星岛日报》的报道

中共中央华东局经过研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当时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女职员朱枫。朱枫原名贻荫，字弥明，后改名朱谌之，浙江宁波镇海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地下工作。华东局之所以选中她赴台，是因为她的女儿、女婿在台湾工作，联系起来都比较方便。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内定的台湾第一任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驻香港联络员，和吴石谈过话。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舒同交待朱枫，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乾，代号“老郑”。并要求她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朱枫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乾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经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这批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置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负责人的资料等，都是当时大陆急需的重要机密情报。毛泽东看后异常高兴，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呀”，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乾。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曾6次与吴石秘密会晤，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吴石、朱枫为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而高兴，朱枫甚至买好了准备返回大陆的船票。然而突然的变故使他们面临灭顶之灾。

血溅马场町的无畏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警特开始在台湾搜捕共产党人，许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多名负责人被捕。1950年1月1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本人也遭逮捕。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很快变节，供出大批名单资料，造成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同时供出朱枫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枫已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全然不知“老郑”已经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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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案照片

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枫，告诉她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并叛变，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封锁。危急关头，吴石冒险为她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与此同时，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蔡孝乾此时也供出吴石曾与朱枫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由于吴石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参谋总长周至柔因此指示保密局再进一步取证，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多年来信任的高参竟为中共提供情报，异常震怒，立即下令逮捕吴石。不久，朱枫也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由蒋介石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吴石被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随着一声枪响，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矢志凛然的卧底英雄倒在血泊中。与吴石一起捐躯的还有他所布建的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及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等。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身中7颗子弹而亡。这就是当时震惊台海的“共谍案四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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