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

作者：熊文景来源：红旗文稿 2018-03-23 2486

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虚无主义

——兼论档案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

熊文景

近些年来，随着新媒体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历史问题研究，特别是党史、军史、国史方面的研究。历史问题原本凭借档案、史料的记录，其结论是真实、客观、清晰的。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往往假借“科学研究方法”之名，行反科学、反理性、反历史之实。历史虚无主义既不讲究科学求真，也不讲究人文求善，而是采用唯心主义研究方法，抛弃已有历史研究成果，通过所谓微观实证、新史料公布的碎片化手段孤立、静止、片面地对待历史，混淆历史逻辑，为其所用地切换历史场景，来质疑历史共识。

众所周知，历史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如何看待历史及历史人物，则反映了人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些历史研究者或囿于个人情感，或为利益所驱使，或受敌对势力挑唆等，不能理性、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价历史。其错误历史言论，混淆了客观历史认知，破坏了网络空间环境，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因而，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理性思维与人文情感，全面阐释重大历史事件决策过程及重要历史人物影响深度，完善已有的历史结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有价值。

一、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的错误及危害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就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和态度把握历史史料的利用与取舍，来探索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总体观点。它对史料运用与史学研究起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历史研究科学与否、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关键。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唯心史观的指导下，极度主观地对待历史。表面看，他们也打着“实证研究”的幌子，以历史档案揭秘和重新解构来吸引人的眼球，实际上他们解读历史的方法却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方面，他们有选择性、目的性地研究历史。“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同样的现象不会反复出现，在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的规律，以一种单向思维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这种缺乏理性且极度随意的治史态度，给媒介生态、舆论格局、话语环境带来了直接而强劲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具有反唯物史观、反科学、反理性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如下。

1.简单性判断。在史学研究中如果采纳简单性判断极易混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关系，往往导致瞎子摸象、以偏概全、一概而论的错误结论。比如，以革命中有流血、牺牲的现象，指责革命“造成社会的动荡”“是对文明的破坏”，从而全面否定近代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显然，这种“告别革命论”对革命历史作用的全盘否定，是片面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肯定和否定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但是，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又是统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以对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理解为前提。即任何判断必定有所肯定或者否定，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这让我们在分析历史事件与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坚持从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对民族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评判。

2.选择性取证。历史虚无主义者选择性取证的原因在于其预设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开始寻找证据，并且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就选择性失明。因此，他们并不是完全虚无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者选择虚无的往往是正史、正能量，是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而不虚无的则是负面的反动势力、错误思潮和它篡改的历史、假象和暗流。比如，他们选取以扭曲、编造、杜撰的 “史料”“史实”为依据，一边大肆丑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形象，肆意贬低和矮化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贡献；一边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对反动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以及卖国者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而对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革命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等则盲目失明。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取证的都是利于其抹黑党史、国史的证据。他们研究历史多是基于主观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和取证规范。这是造成历史是非被颠倒的主要原因之一。

3.夸张性概括。夸张性概括不但混淆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更影响了理性的讨论。例如：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失误和曲折来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毫无依据的揣测来全盘否定历史人物等。他们凭借夸张手法，使归纳、推论完全脱离证据的历史背景及有效范围，无可避免地导致结论的荒谬与荒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历史分析法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些矛盾或问题的出现，总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在分析和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有追根溯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补拍、摆拍来质疑雷锋同志，说其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假典型。在这里，如果仅仅因为文本是事后制作就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明显是别有用心的颠倒黑白。雷锋同志作为好人好事的典型是有其真实依据的，人们只要对雷锋照片形成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进一步考察，就会对其真实性予以肯定，而且，也能够深刻领会雷锋照片在过去和现在对人们的激励作用。

4.主观性臆断。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历史情感上持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不是扩大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就是采取孤证、伪证来推断得出某个结论；不是假设前提条件推出某种结论，就是根据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历史发展的某种可能。例如，“假设中国走改良道路”“假设中国不向苏联学习而向英美学习”“如果不打抗日战争”等。这些主观臆想表明，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早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一笔勾销了。他们所谓实证研究根本没依据客观史实情况，而是只凭主观臆断，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其实质只是形式实证、伪实证，既没有遵循规范的科研方法，也缺乏对历史深层规律的探索。他们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他们想要的历史结论实际上是为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二、坚持唯物史观，让档案成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

历史并非不能考证、不能讨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科学地开展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及历史档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因而，档案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应充分发挥档案在抵制、批判、消解历史虚无主义中的独特作用。

1.利用档案的原始记录开展历史研究。毫无疑问，原始记录作为档案的本质特性，是人们开展历史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档案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原始的内容和模样，它所记录的历史事实和结论不容恣意篡改。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物的考证往往要依托于档案史料的原始记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研究只有更多借助档案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历史结论。为此，利用档案开展好历史研究，一方面，需要档案部门加强档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主动开展抢救性的口述历史征集活动，着眼于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入地挖掘史料、实物以及亲历者、当事人的证词等宝贵材料。只有让这些材料越丰富、越翔实，才越能帮助我们全面真实地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学习历史。另一方面，也需要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

2.利用档案的客观真实性还原历史真相。档案依托于历史资料等载体，以历史记忆为基本素材、背景和线索，承载的是原生信息，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它是历史上当时、当地、当事人直接记录并留传下来的第一手史料，所记录的内容与其他信息相比较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是再现历史最为有力的见证。这也是档案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重视成为人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力武器的根本原因。通过档案人们可以大量修正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错误问题，维护好历史的本来面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历史虚无主义伪造史料、颠倒是非、违背事实真相的丑恶本质，通过档案资料充分展示和有力证明，将彻底暴露无遗。例如，近些年有人在革命烈士刘胡兰的死因上造谣，宣称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谣言一度甚嚣尘上，直至由山西省档案馆提供的一份珍贵而权威的历史档案公布于众，即杀害刘胡兰凶手阎锡山部军官张全宝伏法前的供词，事实迅速得以澄清。档案始终是尊重历史真相、捍卫历史尊严，追求真理、守卫正义的坚壁铁证。利用档案的客观真实性还原历史真相亟须紧紧依靠行业内的档案专家和历史专家系统地梳理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还原领袖伟人的真实形象，准确地阐述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原貌，弘扬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

3.利用档案载体的多样性讲好历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讲好历史故事之道，是讲好中国故事“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的生成逻辑。档案全面、客观、真实记录了国家和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局部或接近全貌的历史过程，积淀成全中华儿女共同的思想文化载体。以档案为基石，以历史为素材，故事才会更加丰富、生动和精彩。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迫切需要我们通过档案展现真实历史故事的艺术性、启迪性和感染力。这是掌握“话语权”，发出“好声音”，弘扬“正能量”的有效途径。利用档案讲好历史故事必须积极主动、久久为功。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档案开放力度，实现档案开放制度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档案部门不能重藏轻用，而是要充分发挥历史档案、历史资料的功能与作用，要将能够解密的资料主动提供给专业学者便于其开展史实研究。要使普通民众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记载历史事实真相的资料，能够使他们通过自身查阅就能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导。二是要结合新媒体环境，加强部门合作，发挥档案正听、纠误、资政、育人的功能。比如，2017年，《国家宝藏》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通过电视化语言的呈现让文物“活”了起来，让文物不仅是一件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文化传奇。这些成功的做法就为怎样通过档案讲好历史故事提供了宝贵经验。

4.利用档案内容的丰富性弘扬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影响深远。档案中记载着我们的祖先在文化领域许多方面达到过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巅峰，保存着人类文化根的记忆。档案在维护一个民族的本来面貌上最有权威作用。每一个载入档案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终都演化为承载文化价值的精神标识，形成民族的记忆，从而成为维系民族发展之血脉、构筑精神家园之根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情感寄托。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9年的发展史，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无比的档案遗产。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档案、文物、资料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浩瀚而宝贵的历史档案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要更多让档案蕴含的内在价值成为国民的一种文化素养。这需要我们在开发档案资源、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美育载体、挖掘档案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上下功夫。

总之，历史的书写是否真实、记忆的传承是否客观是关乎民族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只有廓清真相、明晰是非、以正视听，历史才能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档案作为历史创造的基底和文化遗产，有着生生不息的真理力量，这既是批判历史虚无、捍卫历史真知的神圣法宝，也是走好民族复兴之路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