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祸国误民的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全根先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8-04-04 4680

祸国误民的历史虚无主义

全根先

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学术名词，自其传入中国到现在历经一个多世纪，屡经驳斥，可以说早已体无完肤，声名狼藉。然而，由于它经常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呈现方式又五花八门，具有极大的蒙蔽性、欺骗性，人们往往不易察觉，致使上当受骗、误入歧途。故而每当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不时地在中华大地沉渣泛起，招摇过市，妖言惑众。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引领全国各族人民昂首阔步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迈进，历史虚无主义幽灵仍飘忽于中华大地，其秕言谬说通过各种途径四处蔓延。诸凡历史虚无主义所到之处，是非颠倒，忠奸莫辨，真假难分。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能任其祸国误民！

历史记忆蕴含重大国家利益

人类文明是一个逐步累积、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通过历史记载、传承而不断发展。没有历史，就没有文明。而有没有历史传承，实际上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有了“史”字。商代，“史”不仅指文官，还指驻守于外的武官。周代，“史”作为一种职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之分，可见周人对历史的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史书的《尚书》《春秋》，是儒家“六经”（“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史书一直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独特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为什么重要？首先是因为人类是需要记忆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物种。记忆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功能。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说:“我们如果没有记忆底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 [1]记忆是认识与思维的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记忆，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社会记忆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明的发展方向与历史进程。社会记忆的本质，乃是社会历史的连续传承与发展机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屹立于世，其最坚固的根本就在于通过历史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民族文化。没有历史传承，没有文化存续，就会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

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 [2]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其发展过程怎样的艰难曲折，历史终究是其生命的本源、发展的基础和未来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写道：“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3]学习本民族的历史，了解本国的历史，是养成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历史记忆蕴含重大国家利益。这一点，就连一贯以自由、民主相标榜的美国也非常重视。美国《全国历史课程标准》就声称，历史可以帮助一个社会、一个国度对自己的历史起源、历史演进乃至核心价值观有相同的记忆和回顾。[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5]

因此，对于以否定历史的价值尤其是抹杀或抹黑本国历史文化，割裂历史传统、片面夸大历史相对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一定要予以坚决的揭露与批判，捍卫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全根先：祸国误民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踉跄步伐

“虚无主义”一词，来自德文 Nihilismus的音译，源自拉丁文的 nihil（虚无）。1799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雅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在《给费希特的信》中，最先使用了“虚无主义”这一概念，称费希特哲学是虚无主义哲学。此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一书中，塑造了矛盾、叛逆、否认一切旧制度的巴扎罗这一文学形象，使虚无主义的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并逐渐在欧洲盛行。德国哲学家尼采公然宣称“上帝死了”，企图用“权力意志”来“重估一切价值”，领悟“同一个东西的永恒轮回”，克服“最高价值”的设定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恰恰是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完成。[6]

纵观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与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相关联。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7]清末民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国正面临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各种政治思想、思想学说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并逐渐蔓延。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追求“西化”则成为这一运动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陈独秀说：“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8]而陈序经、胡适等人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华文化高级，中华文化几乎一无是处，中华民族若想找到一条出路，只能舍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中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农、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 [9]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如果想得到发展，只有通过彻底西化途径，别无选择，这是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这一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还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纠缠一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政府主义曾拥有相当大的市场，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是其代表。无政府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是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颇有市场，代表人物有吴稚晖、黄凌霜、区声白、郑贤宗等。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最激进”的姿态、“最革命”的言论，兜售其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郑贤宗说：“从中国历史上观察，可说中国向来是没有政府的”；“从前清末年起，虽然‘政府’这件东西勉强仿制了出来，但与人民是绝无关系的，社会上仍是保存‘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故态”。[10]显然，这是要将中国历史“虚无化”。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虽然都曾是“西化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并逐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指出：“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 [11]李大钊认为，历史不能割裂，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有力反驳。

尽管历史虚无主义早已遭到批判，但是，总是有人对它念念不忘，不时地将它抛出来表演一番。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哲学与虚无》与英国哲学家波普尔( Karl 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都否认历史发展规律，认为历史不可重演、不能预测，不能被检验，历史没有意义，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继续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也到处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身影。苏联的解体，就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有关。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Nikolayevich Yakovlev）所写的《干尸也抹圣油》书中，罗列了布尔什维克的 16项“罪责”，意欲使布尔什维克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为“停滞时期”，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成就与意义。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无疑对瓦解苏联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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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学术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

研究历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表现却与此迥然不同。在认识论上，他们采取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等方法，否认历史、割裂传统，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似乎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方法论上，他们混淆历史的干流与合流、表象与实质，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认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在价值论上，他们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淡化历史的严肃性，轻渎历史，并以“反思”的名义，声称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评价”，大做翻案文章，否认早已得到公认的历史研究成果。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歪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指责、曲解与污蔑，消解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消解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他们认为，中华文化从古至今内部机制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外来文化具有相当大的抗拒力，故中华文化不可能通过自身发展而得到全面更新。要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大放异彩，唯一的途径就是将西方的一些文化观念引入并为我所用，从而走向“现代化”，中华文化才能走向世界，西方文化是解救中华文化的唯一解药，因而极力鼓吹“全盘西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行曲解，认为鸦片战争虽然是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对中国侵略，但是，西方的大炮使中国走出封闭，转向“现代化”。如此一来，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有利契机，难道我们还应该对侵略者持感恩态度吗？

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是中华民族谋生存、图发展的伟大壮举，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邪教”，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却成了“历史进步”人物。他们把曾国藩说成是“道德完人”，故意忽略其一天杀死一百多个农民、纵容湘军焚烧天京（南京）的罪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也颇有微词。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民国历史，将饱受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描绘成“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以至一些无知青年误认为那是中国一段“最好的时光”，而“心向往之”。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便能发觉真实的民国究竟是什么状况。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可是，有的人以国共两党在战争中牺牲将领的多少来评价两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说整个战争时期国民党牺牲了一百多位高级将领，共产党仅损失了左权一位大将，因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要高于共产党。但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抗战初期，针对敌我力量远殊、国内“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泛滥，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主张，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抗日救亡的民族之魂。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仍是不堪一击，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已开始转入对日寇的战略反攻，这时国民党军实际上已丢掉了原来正面战场抗敌主战场的地位,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则成为抗日主要力量。

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坐大”，否认国共斗争最终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人民选择了谁。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政权的归属。1935年9月，蒋廷黻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指出：“自国共分家以来，国民政府在精神上所依赖的力量仅民族主义。民权和民生早已送进博物院，偶尔谈及者有如谈古董一样。就是民族主义的呼声近日也极其细微”。反过来，“共产党为农民作了什么好事呢？只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地。农民所以乐为其用就是为这一点。” [12]蒋廷黻认为，要想剿灭红军，必须实行“耕者有其地”政策。当然，国民党是听不进去的。十多年后，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曾问以反共著称的叶青：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13]因此，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说成了偶然，否认国共成败的其内在必然性，完全是不顾历史真相的错误解读。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反思历史”为名，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的建设成就，企图从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出发，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4]实际上，正是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才准备与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Morris Meissner）认为，毛泽东领导时期不仅不是经济停滞时期，而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最卓越的时期，它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济规模比比利时还小，然而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结束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家之一，中国国民收入从 1952 年的 600 亿元增加到1978 年的 3000 亿元，增加了4倍。[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区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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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领域丑态毕露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互联网，在文化领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丑态毕露。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手机网民7.2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6.3%。[17]与以学术研究形态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同，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所谓“还原真相”“戏说历史”“反思历史”为幌子，通过文学、影视等作品而呈现，为了博取眼球，方法多样，几乎是不择手段，传播极广，影响极坏。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历史本应有的厚重思维、深邃思想不见了，严肃的历史被娱乐化，崇高被庸俗所取代，经典被恶搞所歪曲，历史在貌似轻松的娱乐消费中被掏空、被虚无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在讥笑和揶揄中荡然无存。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指出：“对历史泡沫的迷恋”，“在‘戏说’‘水煮’‘笑谈’等表达方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和庄严，蜕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 [18]

令人气愤的是，大量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对于英雄人物进行恶意诋毁。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英雄人物的诋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抓住缺点，无限放大。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当全面、客观，分清主次。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评价英雄人物时，总是对其缺点无限放大，对功绩则视而不见。二是罔顾事实，求全责备。他们往往脱离历史实际，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前人、苛求前人。三是编造谣言，恶意中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说“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张思德是炼鸦片时被活埋”，“董存瑞的壮烈牺牲是偶然”、“邱少云因过度惊吓而死”、“狼牙山五壮士有作风问题”，纯粹是一派胡言。四是戏谑恶搞，冷嘲热讽，如有人竟恶意攻击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为“挂炉烤鸭”。五是善恶不分，颠倒黑白。在一些人看来，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刘文彩不是十恶不赦的恶霸，而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相反，对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人民领袖，他们却肆意扭曲。有的人竟以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为由，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发掘毛泽东的“绯闻秘史”，以否认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19]

1936年10月24日，郁达夫在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20]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21]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人物始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是一个民族崇尚正义、追求崇高的价值基础。对于革命先烈、英雄人物、革命领袖的这种虚无主义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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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及其本质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毒瘤。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及其本质，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抹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盘西化”打开方便之门。

文化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是人类通向自由解放的一把尺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 [22]以汉字为载体的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于自然与人生的最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天地之大德曰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蕴涵于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基本信念，始终激励、滋养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开放包容的思想情怀，是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源泉。

然而，根据历史虚无主义理论，“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 [23]他们一方面极力抹杀、贬低甚至是彻底否定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大肆吹捧和美化西方文化，并提出要以“全盘西化”的方式来改造中华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割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精神纽带，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国家意志、历史传统与价值追求，动摇或削弱中国人民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信。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不容有失。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无禁区”的旗号，以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研究立场，任意裁剪、拼凑、歪曲以至故意丑化鲜活的历史和现实，在理论研究与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为地制造思想混乱。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的名义，提出了一系列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点与荒诞主张，使得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被完全颠倒过来，否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妄图从根本上动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的“现代化史观”来代替“革命史观”，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进行全面否定，甚至从根本上否定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早日走上现代化道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将中国革命事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对立起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与伟大贡献。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他们同样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进行诋毁和贬损。这种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其本质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24]

坚定“四个自信”，继往开来创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25]“四个自信”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于世界和平、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有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中华文明持怀疑态度，盲目崇洋，沉迷于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26]他又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27]我们一定要响应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英）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9页。

[2]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3]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１页。

[4]李殿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党课讲座》，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17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6]孙帅：《何谓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学灯》（总第30期），2014年4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7页。

[9]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1－372页。

[10]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6、497页

[11]《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