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

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

陈先达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站在历史的新方位，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伟大变革，反思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中国历史变革中的规律性和辩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研究中国近代百年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变革的规律性，可以提高我们的“四个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从纵向来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使命，不可分割；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台阶，其中包括成就、经验、问题和教训。贯穿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主导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我看到有一些人引用马克思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并以此来质疑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站起来的革命合法性，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革命证明马克思“三说”论断的正确性。历史发展规律的使用条件总是具体的。尽管从普遍的角度来说，生产关系改变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但从具体的角度说，由于各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力需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并没有唯一的标准。旧中国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更尖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正是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而不是抽象的规律。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旧中国的生产力不如西方国家发达，可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比西方国家尖锐，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理性。

中国的革命不仅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而且决定于革命的自觉性和革命的要求，因为革命始终是革命者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都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民族生命力和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和上层建筑矛盾如此尖锐，中华民族陷入存亡绝境的时候，必然会从这个矛盾中产生出一种相反的积极的力量来挽救民族的存亡。李大钊先生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的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中国之所以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终于站起来了。

历史辩证法往往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中国，就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就不可能开始几十年以后的改革，不可能经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所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历史逻辑来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的，因为人们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近百年来历史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关联性和因果性。

为什么我要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到两个重大的问题。

一个是关系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关系问题。任何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关系完全对立起来的观念都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营经济，改革就缺少前进的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前后三十年不能对立的观点是充满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的。应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飞跃，而不是一些人所描述的从站起来以后中国就进入到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悲惨的世界、一个专制的世界，我看到有一些人刮起了“民国风”、“北洋风”，称颂和留恋那个时代，这是极不正常的。

另一个是关系到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大谈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国照样能走向现代化。这个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无知妄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中国，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支配下，民族工业的生长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根本谈不上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凡是读过茅盾写的《子夜》的人都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的革命胜利，没有国家主权、没有民族独立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纯粹是梦想，殖民化决不是现代化。即使有一些被殖民国家出现一些现代的工业和基础性的建设，那也是为了符合殖民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被殖民国家的现代化。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如果中国殖民三百年早就现代化了”的言论，这完全是谬论！一个民族不独立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像带着镣铐不可能跳跃一样。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阶段。既然是开始阶段就必然有开始阶段的不成熟性，它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摸索前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错误。中国历史继续前行，在1976年遭遇到发展瓶颈。中国是不是能够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够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年代？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继续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瓶颈阶段的一种历史必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意的基础，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壮举，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局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正确评价丝毫不会降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转折重大意义，反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

1976年我们已经扫除了前进的政治障碍，可是思想往往是落后于政治现实的，从政治逻辑和思想逻辑的关系来说，政治领导权的改变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可思想解放更为困难。所以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路线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勃勃生机。前一阶段的成就、错误以及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的历史阶段提供了经验、教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与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热烈庆祝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了统一。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富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国家。富起来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阶段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我们也不可能在国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扶贫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可以说富起来阶段为进入强起来阶段打下了基础。从历史逻辑来说，强起来同样继承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的积极方面，继承了站起来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继承了富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强起来要增强，就必须有站起来的革命精神。共产党执政以后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党。强起来同样包含继续富，并不是把富起来看成是已经过去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一再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所以，富起来仍然是相对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人口来说，从平均数来说，我们仍然是处在靠后的位置。因此，强起来阶段还要像富起来阶段那样继续朝富的方面发展，而不是把富起来阶段作为过去的阶段。但是，强起来阶段必须解决富起来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包括贪污腐败问题，等等。

所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在我看来是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一个台阶为下一个台阶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历史总是要回答旧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前进。富起来阶段继承了站起来阶段的成果，也解决了站起来中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能不能公有制一统天下，能不能不搞市场经济。解决这些问题就富起来了，可富起来了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富而不公的问题、富而骄的问题、生态破坏的问题，政治生态中贪污腐化的问题，精神状态中的理想信念消失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强起来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富起来阶段的问题，强起来是不可能朝前发展。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既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果，又要解决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发展。所以，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是辩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不要到了富起来阶段就认为站起来阶段过去了，到了强起来阶段就认为富起来阶段过去了。不是一个阶段替代一个阶段，而是像爬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们站在第三个台阶上回顾过去的历史看到，整个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因果联系，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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