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吴德峰：密战交通线

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吴德峰：密战交通线

中国新闻周刊

吴德峰与妻子戚元德、小女儿吴持生在西柏坡。供图/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战线。由于当时绝大部分时间内，中共不被允许合法存在，党内交通工作一开始就处于秘密的、非法的地位，斗争异常复杂艰辛。吴德峰服从党的安排，走上了这条秘密战线，成为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创建人、隐蔽战线卓著的领导人之一。其工作甚至终其一生，不为人知。 

对他，王震有一个评价：“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伍修权说：“吴德峰这样一个老同志没有进过中央委员会，对他是委屈的，有不公平的地方，主要是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不被人们所了解。” 

西安事变后在西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吴德峰把两支手枪子弹上堂，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洞里，外面用一张神像隔挡糊死，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捅开纸随手就可取出手枪自卫。他与妻子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勇敢坚定者被敌人抓住只能捐躯，贪生怕死者、叛变者，组织是决不会饶过的，敌人也只视为癞皮狗始用终弃，决不会有好下场。”

组建地下交通网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1929年4月调中央外交科，负责与各红色根据地的交通联络。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中央与各省和各根据地的联系非常不易。中央到各地的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上海至天津和北平，称为北方线；二是从上海至汉口，称为长江线；三是从上海至广州，即南方线。 

吴德峰对这三条主要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张环环相扣的地下交通网。根据中央秘书处1929年的统计，一年内由中央秘书处一家发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经过交通员送到中央的文件达4687件。

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还负责筹集、运送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圆、钞票和电讯器材等。1930年秋冬，他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重达10斤的巨额黄金回上海。 

以往党中央的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通过上海的德、法银行汇入，但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从这种途径获得经费越来越困难。党中央不得不经常通过中央交通局到苏区提取打土豪劣绅没收的黄金、珠宝、现金。

1930年夏，交通员卢伟良从闽西带500元光洋到香港，为避免被发现，他在自己两个手臂上各缠250个，外面再套上衣服。当日天气炎热，光洋把他的手臂磨破了，但他泰然自若，闯过重重难关，到达香港时，内衣都被血肉粘住了。 

在解决苏区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创造了开铺子的办法来解决。苏区缺什么物资，就开什么铺子。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我们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为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就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了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规模都很大，可进很多药品，满足了中央苏区的大量需要。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第一条路线。其中，有两个交通大站（香港和闽西）、三个交通中站和多个交通小站。此外，在汕头还设有一个绝密交通站。每个交通站的人数不等，如闽西大站有二十多人、十多支手枪，青溪中站有十余人，小站3人至4人，也都配有手枪。 

各线均有专门的交通员，派去苏区的交通员并不进入苏区中心，而是在赤白交界处国统区一边的秘密交通站内将文件、物资、金条和进出的干部交接。 

护送张闻天、周恩来 

中央交通局成立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护送干部。有许多护送行动堪称惊心动魄，张闻天回国即是如此。 

张闻天是1931年1月份离开莫斯科的，和他结伴而行的是他的好友杨尚昆。因为没有护照，张、杨是偷越国境的。 

在绥芬河有一个秘密交通站。张闻天和杨尚昆在这里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饭，并脱下了身上的西服、大衣和皮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并把随身物品全部留在了交通站，杨尚昆甚至把女友李伯钊的相片也付之一炬。 

交通站发给他们每人一根腰带，内中缝有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至哈尔滨，使用“哈代”（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至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日本的军票；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张闻天和杨尚昆听后大为感动。 

他们于2月7日到达上海。当时，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的联系办法，是去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上一个出租小人书的书摊看小人书，然后把所住旅馆、所用姓名、接头暗号等写在纸上，随手夹在小人书里，交给看书摊的朱同志。负责与朱同志接头的是交通员李培南。他每天晚上去朱同志的住处一次，将莫斯科来人的地址取回，次日即去旅馆接头，解决他们的生活和旅费问题，随后再将地址和接头办法转交给中央组织部。 

事过半个世纪，李培南对接待张闻天仍然印象较深。他回忆道，大概是1931年初，当时天气还很冷，他到旅馆和张闻天接上了头。接头后，张闻天告知了真实姓名（住旅馆用假名，但接头之后必须将真实姓名告知，以便转告中央）。他一听“张闻天”三个字觉得很熟悉，因为他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读过张闻天的小说《旅途》。当时，张闻天身上穿着棉袍，脚穿胶鞋，在那样的冷天里很不合时宜，容易引起特务注意。他给了张闻天钱买衣服和鞋袜，并把关系转给中央。 

伍修权后来说：“表面上看来，吴德峰夫妇仿佛闲居在上海，实际他们的工作是一条通向全国以至国外的秘密交通总干线。”伍修权自己和黄火青等人从苏联回来，也是在上海通过吴德峰接上关系，并由他派人护送到苏区的。 

1931年9月，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先后分批转移至苏区。10月，吴德峰先行去苏区打好了前站。12月，周恩来身着棉长袍，戴着毡帽大口罩，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出发，乘坐货轮到汕头。在汕头，吴德峰启用了由他直接控制的很少启用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并在此由精明可靠、绰号“小广东”，以中央交通局“巡视员”身份在汕头蹲点的秘密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小黄华）陪同，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然后坐电船沿韩江而上，在青溪沙岗上岸。晚饭后，周恩来离开青溪，由六位武装交通人员护送，翻山越岭，走了一夜，于次日上午10时，顺利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苏区。 

吴德峰领导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条例共五条：一、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的，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的；三、不该问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传播的不传播；四、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许照相；五、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 

吴德峰善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交通工作的经验。比如，在外交线路上设站的方法，要按照实际情况，有的以家庭方式做掩护，有的开店做交通站，有的用社会关系做交通站，有的就利用公共场所的信兜传递信件，约好了代名自己去拿，互不见面。 

袁德生之死 

1931年12月，吴德峰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了江西省政治保卫局局长。他被认为是支持毛泽东的人，扣上“右倾”帽子加以批判，甚至因一个未经查证的“酒醉打哨兵”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罚到湘赣苏区去服刑。1933年6月，他复出担任了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长。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广昌失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西征前，中央通知清理在押“犯人”，“重犯”一律处决。原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人都在处决名单之上。袁德生是作为“AB团”成员在吴德峰来之前就被关押在保卫局的，张启龙则是因为放走了在反“围剿”中被俘虏的一个敌军军官（据他讲是为了统战原因）以所谓“通敌罪”被军法处置的，原关在军队肃反保卫系统。突围转移清理“重犯”的命令下达到省保卫局的那天，吴德峰很晚才回家，并连续几天早出晚归，到省委商讨有关工作。任弼时、王震等提议将军队的犯人张启龙等人转到地方保卫局关押。在这个阶段中，保卫局几乎天天都接到处理、枪毙犯人的命令，每当处理“重要人犯”决定时，吴德峰都要亲自到省委向任弼时等领导请示汇报。 

在撤出永新的那天凌晨，吴德峰向任弼时提出，这些人还有重要线索和口供要审问，暂不枪毙，带着他们跟部队一起转移。他安排保卫队指派专人分别押着袁德生、张启龙等“重犯”先行，以造成既成事实。为避免节外生枝，“重犯”们都五花大绑、戴着头罩。待这些“重要犯人”走后，他才和妻子戚元德等十多人最后撤离。 

到达宿营地时，天已很晚，清查“犯人”时，发现少了袁德生。经询问才知，离开驻地不久，正好碰上一位“左”倾领导人刘士杰，刘一眼认出袁德生，说袁德生是省委上报、中央批准的死刑“重犯”，不准带走，并命人就地枪决了。吴德峰听后气得跳脚大骂。带出的这批“重犯”后来全部松绑、除去头罩，跟随保卫局行军。 

后来，张启龙重新安排了工作。对于袁德生之事，吴德峰一直深以为憾，后悔没亲自将他带在身边一起走。 

延安整风中的波折 

194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吴德峰再度组建成立中央交通局，担任交通局长。中央交通局对外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即“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实际上，农委并不管农村的事，干的仍然是机要交通工作。 

从1942年春天开始，党中央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集中到延安参加整风。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由党内交通带路和护送。 

1942年，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一行人从苏北回延安。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段一段转送。他们在炎热的暑天爬过了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穿越了冰封雪盖的吕梁山。交通人员克服各种困难，配合部队，经过十个月的日夜行军，护送刘少奇一行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103道严密封锁线，安全到达延安。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湘赣工作座谈会是1944 年10月召开的。 

在讨论湘赣苏区抓“AB团”肃反扩大化问题时，一些人将矛头焦点对准了吴德峰，说：“吴德峰到湘赣后肃反扩大化最严重，抓、关、杀人最多，达到极点、最高潮。”甚至将整王首道、抓袁德生、枪毙袁德生等问题全部推到他头上。 

对此，吴德峰向任弼时提出，要在会上说明：第一，整王首道、抓袁德生这些事是发生在他担任湘赣保卫局局长以前。第二，他执行解救袁德生、张启龙等过程的事实真相、斗争情况以及关连到的复杂人事。

但任弼时没有同意。他说，湘赣肃反历经几任省委，斗争错综复杂，涉及的人多面宽，再把很多人和事扯出来，不利于当前稳定团结的大局要求。死者已死，谈之无益，幸存者有牢骚怨气冲着我们发，我们只能息事宁人，顾全大局，相信七大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后来问题反映到党中央，周恩来亲自找吴德峰谈话，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问他：“德峰同志怎么回事？听人讲，下面有反映说你就是一贯喜欢抓人、杀人，你为什么就是一贯喜欢抓人、杀人？”周恩来听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向王震、邓发等人做过调查了解，总的反映吴德峰任湘赣保卫局局长期间是讲政策，反对行刑逼供、制止乱抓乱杀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不是罪行。社会部印发的《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中记载的吴德峰签发的保卫分局政令、通令，也充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听后“哦”了一声，点了点头。他对吴德峰说，肃反扩大化错杀、伤害了不少我们自己的同志，这对我们全党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决不可动不动就随意乱开杀戒。 

10月26日，任弼时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在肃反政策上，好像有这样一种空气，说吴德峰来了以后湘赣肃反闹得很厉害，在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查一查。”他认为，第一，“吴过来以后捉的人的数量并不很多”；第二，吴德峰主持湘赣肃反工作时，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第三，“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的”。第四，“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么样扩大化”。他的结论是，吴德峰过去并没有“大闹天宫， 我想这样估计是合乎事实的”。 

吴德峰听了任弼时的话，心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不过，在一些具体事实的认定上，座谈会还存在不同认识。比如，关于袁德生被杀一事的最后结论意见。吴德峰没有过多申辩，这是因为，一来任弼时已当面告诉过他，现在不作结论，留待七大和七大后再说，不要造成党内不团结；二来他相信“日久见人心”，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一些人过多纠缠。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除人们的误解，甚至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有人说吴德峰在湘赣苏区是怎么怎么整人的。 

“文革”磨难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吴德峰被勒令靠边站，经历了他一生中第二次被打倒免职。 

“文革”中抓“叛徒”成风，吴德峰长期从事秘密工作，自然成为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一次，红卫兵斗他时逼问：“搞秘密工作的人差不多都被捕过，你为什么没有被捕？”他干脆地回答：“这说明我的秘密工作做得好！”他住的房子被贴满了封条，并且被一次一次地抄家，院子里贴满了“罪该万死”“砸烂狗头”之类的大标语。 

第一次抄家那天，造反派在中午突然用小车送吴德峰回家。吴德峰感到蹊跷，注意观察，发现造反派头头在布置人员车辆、准备口袋。他意识到这是要去抄家。他一进家门，立即叫醒正在睡觉的女儿吴持生，并请阿姨给女儿准备了上夜班带饭的饭盒。他迅速从桌子、书架、柜子内将一些能证明他革命历史清白的关键资料、文件、证件装入一个外观不太大但装东西多的提袋中。吴持生刚接过提袋和饭盒，就听大门口门铃急促地响起。吴德峰立即叫阿姨去前院开门，同时交待女儿沉着应付，用左手垂提手袋贴靠身体，右手举拿饭盒靠廊壁行 走，若造反派问干什么去，从容回答去上中班就行了。并嘱咐，这包东西带出去后好好保管，他何时要何时再拿回来。 

正如吴德峰预料的那样，造反派在走廊迎面碰上吴持生，只注视检查了右手举拿的饭盒，并未在意左手垂提紧靠身体的手袋，就放行了。 

第二次抄家时，戚元德和吴持生站在屋里，注视着造反派抄查对面吴德峰的书房，突然看见吴德峰身体似站立不稳，就在“晕眩”之际，将桌边两本文件碰掉桌下。接着又乘弯腰捡文件之际，用捡起的一本将另一本绝密文件扫进了沙发底……吴持生没有经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父亲看。还是戚元德反应迅速，说了句他们抄他们的，不关我们的事，把屋门关上，掩盖了过去。 

军管小组进驻最高法院以后，吴德峰预感到要对他下手了。他对家人说：我可能很快被关押隔离，要是关押在高院，说明他们是欺瞒中央私“拘”的，你们就要尽快将情况捅上去。可行的途径有三：一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找周总理向中央反映情况，二是找你们罗表叔（罗青长）向总理报告情况，三是持我亲笔信到中南海北门对面北京图书馆门口的邮筒旁站着，等门卫来问，就将信交给来人，信封必须写明周恩来总理亲启，下面必须署明我们家的详细真实地址、电话和我的姓名，信封绝对不能封口。按以往情况该处门卫兵不会扣压，会直送总理办公室，只要送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就会看到过问的。

他还叮嘱家人，今后万一他出了意外，一定要搞清他的死因，要相信他决不会做出“叛党”、对子孙不负责任自杀的事。他嘱咐家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机密，不能胡言乱语。并约定，今后凡是他署名写的亲笔信或字条，一定要验证他加盖名章的方位（图章的“吴”字向上对角盖是真），不要轻信他人之语。 

不出吴德峰所料，第二天中午，最高院军管组就通知对他实行“专政”，隔离审查了。 

周恩来亲自过问吴德峰的问题，他多次指示，要解放吴德峰。1969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当着最高法院造反派代表的面向毛泽东汇报：据讲吴德峰同志现在身体很不好，到现在还没有解放。吴德峰同志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他对王明、张国焘等的“左”、右倾错误作过坚决的斗争，在打败胡宗南的战斗中是立过很大的功劳的。毛泽东马上说：吴德峰同志是个好同志，一定要解放。凌晨1点多钟，王震坐着周恩来的车溜出中南海，来到吴德峰的家，告知这一消息。吴德峰夫妇高兴异常，与王震谈了许久，直到天快亮时才分手。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吴德峰出席了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是他半个世纪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正式职务。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吴德峰默坐良久，心痛如绞，潸然泪下。周恩来长期是吴德峰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时期、西安事变前后，在共同的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时期，周恩来一直关心吴德峰的处境，帮助吴德峰渡过难关。 

1976年10月，吴德峰终于见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一天。然而，由于身体长期受到摧残，仅仅两个月之后，12月11日，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开拓者，带着一生求索的理想，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1岁。 

（经授权摘编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的《吴德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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