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洗地文《七七事变后的胡适：我不是割地求和派》

驳洗地文《七七事变后的胡适：我不是割地求和派》

长河红阳

最近看到一篇微信文章为胡适洗地，文章名目——《七七事变后的胡适：我不是割地求和派》。这个洗地文在微信上广泛传播，好多微信公众号都转载，阅读量也非常高，可谓影响十分广泛。胡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熟悉一点中国抗战史的人都明白，此人就是为他洗地的文章中着力要洗白的那路人——主张割地求和的卖国贼。

胡适的割地求和，在“九一八”之后就有端倪，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更加的赤裸裸、无忌惮。证据就是他和陶希圣在1937年8月5日共同向蒋介石递上的一封“信”。他们割地求和的意见在这封“信”上虽没有明言，但是，随“信”的还有一“条陈”，这个“条陈”详细明白的把割地求和的内容写出来了。这个“信”和“条陈”托陈布雷代为转达送至蒋介石。因为我的文章是存心揭丑的，所以把这个“条陈”里的卖国文字内容敲出来：

【原则：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已建立冬夜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在左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和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和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起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五）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32-33页）】

这个“条陈”里主张割让给日本的土地还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知的“东三省”，还隐含包括长城线以北的内蒙古——“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那么，这一长城线以北的地区，包括内蒙古这一大片地方呢？民国是不设防的，那不就是日本的了？当然，文字里还有些堂皇语句装裱——“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枪在日寇手里，在那些被割让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的子民自然全是日寇的奴隶了。成了奴隶，哪还有着什么“自由选择”的权利？

可是呢，时过一月，这位胡适先生马上就不一样了，居然主张和日本打了。

【1937年9月8日，他离开南京，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劝陶希圣：“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合议。”（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42页））】

这一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何以成了“斗士”？

一个铁杆的割地求和者何以在短短一月时间改弦更张？胡适先生难道亲入一线战场感受到普通战士抗敌时的那般壮烈英勇了么？窃以为胡适转变还要有些烈性的刺激，才会有些转化效力。这个烈性刺激在哪？应该在在蒋介石这里。

1937年8月7日——胡适、陶希圣递上“条陈”的两天后，蒋介石在当晚的国防联席会议上敲打了“许多人”、并讽刺“某些人”：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34-35页）】

“许多人”、“有人”就指胡适、陶希圣等人。既然胡适能托陈布雷把意见送达“天听”，蒋介石对他的这些“高见”的敲打自然他也能知道，这对胡适绝对是个震慑。蒋介石这么说话不是代表他不卖国，“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恰恰说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但是，他还想着有自己能做主的一块地，为了“这一块地”他不是不肯彻底就范于日寇，而是日寇的野心已经让他觉得自己的“这一块地”保不住了。所以对于能影响他“这一块地”的既得利益的言论，他会适时、适当的敲打，这个倒与汪精卫光棍式的不管不顾有些不一样。受了这样敲打的胡适，不有所触动，是绝无可能。

这就是来自蒋介石的烈性刺激。

除了烈性刺激，还有一个外国因素胡适也必然考虑，那就是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态度。

胡适这个人是“慕洋犬”，他对中国各派势力的亲疏好恶，全看这些势力对洋人的立场。如果谁对洋人磕头作揖，那就是胡适要竭力颂扬的，如果谁对洋人横眉立目，那一定是胡适祖宗十八代般的仇人。

比如袁世凯和日寇签订“二十一条”，举国愤慨，连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也不例外。但是，唯独胡适，对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大加赞赏：

【吾国此项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胡适《藏晖室劄记》卷九，转引自《古史考•批胡适甲编•曾文经<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0页）】

对于袁世凯之死，胡适又痛惜不已：

【袁氏当是时（辛亥革命开始后），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倘彼果能善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已知吾国于治安之域，则生荣死哀，故意中事耳。（胡适《藏晖室劄记》卷十五，转引自《古史考•批胡适甲编•曾文经<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0页）】

但是，对于反帝的势力和人物，他一定大加贬损，比如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的北伐不仅仅针对中国军阀，也针对军阀幕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孙中山与苏俄联手打军阀、反帝，胡适便破口大骂：

【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胡适《这一周》，转引自《古史考•批胡适甲编•曾文经<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2页）】

但是后来他又为什么投靠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呢？更好理解，因为蒋氏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彻底投靠西方列强了，成了西方列强扶助的对象，所以，胡适也就旗随风摆做蒋介石御用文字走狗。而在这些洋人中，他特别倾慕美国。而他在中国招摇撞骗的本钱，就是他在美国混码头的经历。所以，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态度，也是他保持、或者改变政治立场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胡适就是这么个人。在抗战初起的关头，依着胡适“慕洋犬”的德性，一旦他观察到美国对民国政府有“抛弃”的迹象，那么，他也会跟着美国，对民国政府提出“割地求和”的卖国言论。而当时的情形，在美国确实有些权势人物早把中国的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了，如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学者拉铁摩尔，就提过这样的说法。他曾对蒋介石所说：

【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之间的缓冲国(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2008年版163页)】

这一部分人的“分裂”，虽然仅仅是言论上的，但是在胡适眼里也是权威的话语，所以胡适这个“慕洋犬”，这个最倾向于美国的慕洋犬就要有样学样，把这样的言论复制到中国，抛出他的“割地求和”论。然而，美国掌握终极权柄的罗斯福政府，其态度是由要紧人物的态度所决定的，只要他们对民国政府也还没有完全“抛弃”，那么胡适的“割地求和”言论最终也是必要放弃。

那么，罗斯福政府把中国彻底“抛弃”了么？这个要从蒋介石破产的币制改革说起。

1935年，蒋介石“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在美国收购白银的举动的打击下彻底破产。在英国人主持，美国人支持的背景下，蒋介石的币制改革只能走一条邪路——采取外汇本位制。以美元和英镑作为发行民国货币（法币）的准备金，所以美元、英镑的储备多少就成了民国经济，至少是“国统区”经济稳定的基石。同时这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是否能撑得住正面战场抵抗的关键。而当时民国政府获取美元外汇的主要途径就是向美国出售白银，这个过程自《中美白银协定》签订后正式实施。这样，中国的经济、金融就被牢牢的捆绑在美、英的经济车轮上了。在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美国是否还愿意履行《白银协定》，维护本已走上邪路的民国货币体系，稳定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就成了美国是否抛弃民国政府的一个硬指标、风向标。

事实上，美国根本不打算“抛弃”民国政府这么大一块肥肉。不仅不会抛弃，民国政府这块大肥肉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必争必夺的。但是，限于当时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未全面启动，短时间内还不想跨越太平洋与日本进行大规模战争。而且，在欧洲，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早已全力开动，就等一个借口发动战争。在美国还面临着在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先顾哪一个的两难选择时，它要以一种两全的方式在中国获得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要防止中国的对日战争“崩盘”，日本全面占领中国，到时候它真不好再插手染指中国。

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基本的“帮助”，就是继续履行《中美白银协定》，继续购买中国的白银换取美元，为民国的法币系统提供“压舱水”，稳定中国的经济。然而，这样的帮助完全是为它日后在中国“插一只脚”打前站的，切不可以为美国对中国有多大的善意。而这样的用心也尽人皆知，当时，1937年8月30日英国伦敦出版的《X射线报》这样评价美国的这个举动：

【以好价钱收购中国白银是美国政府既能帮助中国，又不惹起日本、与国会及最高法院的麻烦的少数办法之一。（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151页】

所以，由这个尽人皆知的信息看，美国绝不打算“抛弃”中国，而日本也无可奈何——因为美国履行的是战前的与中国的协定。而看待一切国事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胡适，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蒋介石的敲打和美国不“抛弃”中国的信息综合作用下，他改弦更张由“割地求和”转而“投身抗日”也是应有之意。所以，对于胡适一个月中的“幡然悔悟”切不可做正面的解读！这才符合历史实像。

后来呢，胡适受命去美国做大使寻求“美援”。在大使任上做得如何？可见笔者另文《长河红阳：胡适在抗战中究竟做了什么，为何被蒋介石中途“换马”？》。胡适在寻求“美援”上做的是一塌糊涂，蒋介石寄望的“千里驹”实则是一匹驽马！不过呢，为胡适洗地的文章偏偏无视史实，东拉西扯拿出一篇日本文章来证明胡适在美国作用奇大。比如本文提到的这个洗地的文章《七七事变后的胡适：我不是割地求和派》，写了这么一段话：

【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这段话看着让人失笑，因为据不少网文爆料，比如这个为胡适鼓吹的文章——《胡适成功将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 险暴打美国务卿》中所说，这个日本人的英文评论乃是从胡适的日记里摘取的，也就是说，这篇意在反衬胡适在美国成功博取美国人对中国抗战同情的，对日本侵华产生反感的日本文章竟然是胡适先生自己搜集来的。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胡适自抬身价的一种勾当，借由日本人对自己的愤怒，来反衬自己对日本的威胁很大，反衬出自己在美国为民国争取美国同情出力很大。

倘若说日本人的这些愤怒文字是由别的人搜集到的，那么，似乎可以证明胡适的作用不小，被局外的其他局外人也注意到了。问题是这样的文字是胡适自己搜集的，除此之外别无他证，未免有些故意为之自抬身价之嫌，而且保不成他自己在中间添油加醋。这样的勾当说实在的，不足一笑！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文字是胡适搜集在自己日记中才被保留下来的，倘若这个日本文章没有被胡适收在日记里，也许今天就见不到了！可见这个文章在当时影响力何等微小！虽然胡适很看重这个能“反衬”自己作用奇大的文字，但是也仅仅是胡适先生自己看重而已，在外人看来稀松平常！很快地，这个日本文章就被当时人忘记了，无视了。这个“日本人很愤怒”的日本文章很不值钱！胡适搜集这种“很不值钱”的文字说得客气“孤芳自赏”，说实话：此乃一种关起门来的自嗨！须知，这个文字在日本国内出版的，而且还是英文的，日本对内宣传的报纸为何要多此一举翻译成引文？日本国内的出版物能在抗战期间到了在美国的胡适先生的手里，这种拐了几个弯子的巧合之事，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胡适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让胡适得以洗白并且继续为日本发挥作用，故意为之，把他塑造成抗日先锋，实则是日本侵华的吹鼓手。

倘若这样只能证明一件事，蒋介石换马胡适就有防止胡适与日本人在美国勾结的考虑。那么，这个胡适是真的“幡然悔悟”，并“投身抗日”了么？这个我们要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

关于中国文人的日记，有文章《深藏心底的隐秘世界——晚清民初文人的日记写作》这样写到：

【一般而言，越是地位比较低下，影响比较微弱，不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人物，其日记的可信度反而比较高； 而挥斥方遒，一呼百应，身边发生一点小事就会引起媒体追踪报道的大人物，其日记矫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尤其在一些关键节点和个人隐私方面，尤须仔细辨析。这方面如《翁同龢日记》，既有翁自己的剪贴粉饰，也有后人出于某些顾虑而进行的增删，已经有不少人专门就此发表有论文进行考证。正如唐振常所说：“尽管作为史料说，日记较之回忆录更为可靠一些，还得鉴别，分析，并从其人一生的行事与思想加以判断，并非凡日记皆可信。”（唐振常 《论史随笔》，见唐振常《繁弦杂奏》17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5月）

    还有一种现象在历代日记中也是屡屡可见的，即有相当一部分日记是记主在世时就准备公开出版的，或至少是热衷公开传阅的，故在撰写时肯定已经考虑到公开发表或传阅可能产生的效应和后果，其中记述就难免会打折扣，甚至加以矫饰和杂以虚假成分都是可以想象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胡适先生也是在民国初年“暴得大名”的，那时候文人的习气自然也不免沾染，他的日记也不出这个俗套，那么，记录下所谓“日本对他很愤怒”的日本文章为将来打算出版的日记增色、添彩来抬高自己身价也当在情理中。

起码在我们中国，很多文人写下的私密性的日记之类的文章集，本身就有打算出版公之于众的打算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的被出版的文人日记存世。在胡适之前这样的日记就有好多。比如柳亚子先生的文集里就有“日记”一类文章。那么，胡适先生作为民国著名“大师”，岂能没有将自己的日记在日后出版的打算。而且，由胡适先生从敌视孙中山到投靠蒋介石的变色龙式的政治立场转换看，他在这些日记里加些“小料”，勾兑些“香精”，方便日后出版日记能为自己增色，为自己的身后名添彩。那么胡适先生的日记也就少不了刻意的修改与装饰，就有了现在埋钱将来挖宝的用心。用现在的时髦一点的说法，早早做戏将来“显秀”，若干年后自己必然会被show一回。毕竟那个时代的民国名仕，都好这口，比如蒋中正的日记就颇为自己的无能辩解。既然那个时代的日记被赋予这样的未来重任，那么，胡适先生的日记里有多少真话、实话难道不能怀疑一下么？胡适先生的拥趸们赖以高抬先生的私密日记还有多少史料价值呢？建立在胡适私密日记上的胡适的伟岸身躯不就成了历史长河河边沙滩上的沙雕了么？经不起风浪拍打。

简单的结论：胡适其人，在抗战期间的表现，由割地求和到“投身抗日”，其中间的转换太过于突兀、剧烈，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能证明他的这个转变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这样的转换作伪、作秀、做戏的成分极重极重！我们千万不可以被某些洗地文给蛊惑了，千万不能不加判断地盲从盲信那些洗地文！须知，蒋介石换马胡适——把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换下，是有极深的考虑的！胡适的真嘴脸，现在的不少中国人还未必有蒋介石看得明白！

一个一厢情愿的祈祷：中国千万别再有胡适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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