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肢解史料是曲解军史的重要手段

肢解史料是曲解军史的重要手段

——兼谈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高戈里

在军史研究、著述中，一些颠覆历史的作品也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表面看，似乎有根有据而非空谈，但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所引用的历史文献是通过片面选择被肢解出来的，其结果，必然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歧路。

正确的史学研究是要下苦功的。

双石（本名周军）下苦功夫研究西路军史，拨云见日，是我们的榜样。

一、厘清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双石研究西路军史，先下苦功做了两项“功课”：其一，在收集上千份史料的基础上，编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其二，在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电文的基础上，绘制了二三十张敌我态势图、西路军行军路线图和作战经过图。

在此基础上，双石通过对历史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思索，在著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大风出版社2013年版）中，厘清了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其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违背中革军委的作战意图。

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关于“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的指示，中革军委作战意图是：要“打通国际”，必须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物资。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当务之急是“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

1936年10月24日至25日，红三十军西渡黄河。虽然，红三十军渡河符合中革军委意图，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同意，但随后红四方面军首长先斩后奏，率红五军、红九军及总部机关直属队跟进渡河，就违背了中央“先南后北”的作战意图，破坏了中央先“打击南敌”的兵力部署，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红军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

其二，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的核心意图，并非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获取国际援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后，虽然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却在11月2日致电中央（即“11·2”电报），提出了与北上定远营背道而驰的西进方向——“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是“11·2”电报的次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交货地点由北面的定远营改为西面的新疆哈密，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的西进理由。

其三，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之后组建西路军，以及“打通国际”的同时建立河西根据地等任务，是其自请的。

共产国际将交货地点改到哈密后，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回复共产国际并未完全同意：“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在11月6日拟定了与中革军委部署的作战方向相悖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不仅提出“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还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以获得“独立行动”的名份。11月12日，“徐陈”致电中央，对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接受共产国际援助物资两项任务又打了包票：“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其四，中共中央批准西路军西进是迫于既成事实。

鉴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已是既成事实，以及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11月6日来电所请，中央于11月11日回电，批准西路军的命名和军政委员会的组成。

又鉴于西路军首长来电对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接受共产国际援助物资两项任务打了包票，以及经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已同意将交货地点由新疆哈密东移至甘肃安西，中央11月15日致电西路军首长，“同意你们向凉州进”，并通报“新疆接济正准备中”，正式赋予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接受国际援助物资的任务。

先既成事实，后追认批准，先请后批，批示所请，前后顺序、因果关系都有完整的历史文献记载，一旦史料被颠倒、被肢解，必然导致对历史结论的颠覆。

二、通过肢解史料曲解西路军史的典型实例

当下一些“军史家”曲解西路军史，其立论逻辑的起点，是他们对史料的肢解：

其始作俑者，是《历史的回顾》执笔人朱玉——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送中央各位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份电报，是朱玉屏蔽了同时期大量文献文电后，有选择呈送的，在此基础上作了违反史实、断章取义、向中央推卸责任的曲解——比如，共产国际3封明确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和1封改变交货地点的电报被朱玉等“选择”掉后，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11·2”电报执意西进违背中革军委作战意图的真相，也就被悄然掩盖过去了，由此误导了耄耋之年的徐向前，还有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需要说明的是，既或是这52份经过选择的文电，也不应导出朱玉等臆测的结果。

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等“军史专家”，将西路军失败责任嫁祸中央的核心论点是：“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显然，夏宇立等“军史专家”片面强调中央基于团结愿望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的有关电文的同时，又悄悄地肢解屏蔽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行动违反中央作战意图的一系列电文，以及“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中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中央不得不同意的一系列电文。

又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陈铁健、张棻等，借党报等主流媒体多次著文指责“最高统帅部六误西路军”，其中最离谱的结论是“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这些“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对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交货地点的相关电文完全视而不见，更谈不上“研究”，否则，他们无法解释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如果“迅速西进”，还要不要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了？其“六误西路军”之说，自然也就说不通了。

将西路军失败责任嫁祸中央后，夏宇立等公开鼓吹“毛泽东是西路军悲剧和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阴谋论”，甚至恶语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夏宇立：《毛洛新步骤：在西路军失败悲剧之上再造冤案》）。

而这，又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如张戎等）所利用。

著史者戒！

读史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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