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岂能以历史“碎片”颠覆历史逻辑

岂能以历史“碎片”颠覆历史逻辑

宋月红

随着社会物质技术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历史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手段与途径越来越丰富，并呈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其中蕴涵着在什么是历史、怎样对待历史这一基本问题上的争鸣甚或对立。当前，在我国史学领域乃至历史问题上的社会思潮中，“碎片化”现象颇为流行，也引发了历史研究为什么和向何处去的讨论。

“碎片化”孤立、静止地对待历史，轻视历史理论阐释

在历史观问题上，“碎片化”将本为内在有机统一的历史理解为某些“细微”历史个案或尘埃的分布、组合与拼凑，以至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可以撇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割裂一定的历史联系，可以脱离或转移历史的主体，甚至颠倒、抹杀历史中的社会矛盾关系，也可以不通过占有翔实资料，而从个别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对相应历史的一般性认识。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难以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客观历史、侵蚀历史认知以可乘之机，并有助长之效。

“碎片化”使“活的历史”失去应有活力，只见历史之细枝末节，而不见历史之树、之森林。所谓历史的“碎片”，是从历史的有机体中脱落下来或剥离出来的。一方面，历史的“碎片”孤立地存在，这一“碎片”的历史主体在一定条件下与其所属历史的主体不相一致或统一，发生缩小或变异，有时甚至截然对立;另一方面，历史的“碎片”静止地存在，不再参与其所属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再随所属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动。因此，以这样的历史“碎片”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或单元，如果不把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不研究其与所属历史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碎片”状态，而不能以此由点及面地反映历史的整个过程与全貌，更触及不到历史的深处，阐释历史理论就会缺乏历史依据。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具体表现的多样性。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与将来、传统与现代、新生与衰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表现在历史事物上的结构关系与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即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例，如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酝酿与探索情况，反映不了历史主体不同的城市改革史。如若拘泥于一隅或个案，而不在更大范围内研究各地农村、城市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不可能总结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经验的，更遑论同一时期滞后的、偏远的乡村社会。认识和研究历史，应在同一历史主体的基础上，根据所求知的历史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对象或素材。

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上，有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基层、民间和个体化，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偏离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趋向边沿化，有的则出于“猎奇”或“标新立异”，因而疏于宏大叙事，重心偏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与发展史的系统研究和阐释。这既不利于改革开放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无从、无助于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

“碎片化”催生所谓“历史揭密”，以颠覆历史常识混淆历史逻辑

在“碎片化”历史观看来，历史可以支离破碎，也可以由“碎片”串结起来。按照这一逻辑，从历史中任意捡拾一片或几片，无论与历史直接还是间接相关，抑或不相关；也无论与历史发展趋势同向还是偏向，抑或逆向，都可以用来“填补”历史的某一“漏洞”或“堆砌”在历史本体之上，所谓“历史揭密”也就有了“生存”空间。

所谓“历史揭密”，即以所谓未知的“历史真相”歪曲已知的历史事实，重新“打扮”历史，并通过颠覆基本历史价值判断，模糊、混淆历史发展的实然逻辑。“碎片化”下，“历史揭密”在对待中国历史问题上有两种比较突出的表现，

一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过度解读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如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以及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家庭财务和“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迷团与真相等，企图颠覆人们历史认知中的毛泽东简朴、为民的形象。

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问题上，以歪曲阶级中的“个体”颠倒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特征与形象，企图否定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翻案”文章。如有观点认为，周扒皮的原型“为人厚道勤俭，对待长工比对待家人还要慷慨大方”，杨白劳则“好逸恶劳，嗜赌成性，终至家破人亡”，黄世仁“倒是收养喜儿的慈善之人”。对此，一些附和的观点说，这“比起原先的说法，它们显得更加合乎逻辑，接近常识，因而也较为可信”，并且否定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历史，认为是为了阐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而创作的，提出其所阐述的目的是为了唱衰旧社会，推翻旧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新社会”。如此，“旧社会”变革为“新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也就立不住、站不稳了。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逻辑和新社会、新中国的历史逻辑被颠覆性地“重塑”和“再造”。

“历史揭密”的实质在于，通过“碎片”历史，“撬动”历史发展的秩序与逻辑，“虚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意识形态与价值。

“碎片化”为其所用地切换历史场景，使编造、篡改历史情节成为可能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也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历史问题置于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场景之中。然而，“碎片化”则为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普遍存在的“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的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从历史材料中剪裁所需要的内容，断章取义，并植入与其似是而非的历史场景中，形成“新”的历史情节，以强化某种历史认知的证据，或“制造”出“新”的历史主题及其内容，从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结论来。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大饥荒》的作者冯克通过比较一些地方县城的数据，发现“县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便以此为主要依据臆测出所谓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的总人数。不仅如此，为了归罪于毛泽东，该作者竟将上海会议上毛泽东1959年3月26日关于安排第二季度工业计划、3月28日关于粮食购销问题，与3月25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这三个谈话相混合，将针对削减基建项目的内容“移花接木”为吃饭问题，从而炮制出毛泽东曾说过“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的谎言，作为毛泽东“手枪冒烟”的证据。正如孙万国质疑冯克的这种学术造假时所指出的：冯克“硬把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主题的发言混淆起来一锅煮”，这“已不是出于无知的误解，也非仅是写作上的瑕疵，而是恶意的曲解，学术的诈骗”。

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掌握这一历史事实。列宁曾指出，这样做，历史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否则，如果历史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以上表明，对于“碎片化”历史研究的危害，需要予以警惕。同时，还应将研究历史细节与“碎片化”历史研究区别开来，因为历史细节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细节不是偏离、而是围绕历史的主体与整体、主题与主线、主流与趋势进行的。也只有这样，历史细节研究才能避免“发于细节、止于细节”，而与宏观、中观研究相辅相成，丰富和深化历史研究，并为阐释和建构历史理论，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和思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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