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一封少女的血书

抗日烽火中一封少女的血书

张昌华

于有声处听炸雷。

电影《无问西东》犹如丁酉隆冬的一声炸雷，响彻在影迷的耳畔，闪现在观众的眼帘，澎湃在你我的心中。观影者点赞最多的莫过于沈光耀了。众口一词称他是有勇有为有思想敢担当的男子汉，真正的民族脊梁。

在祖国遭受蹂躏之时，甘于为国捐躯者甚众，本文中一位14岁的少女就是其中之一。她有着与沈光耀相似的家世背景，她的父母是文坛耀眼的作家陈西滢、凌叔华，但这个在大后方求学的小姑娘一心想要冲向前线——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

一封不让须眉的女子血书

近日，圈内的一位朋友给我传来文字图片，全文如下：

西历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农历六月十六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晚十二时半对月空宣誓：

从此日起我已与中国（中华民族以及全体人民）结褵，合而为一，永远尽忠事他，竭我最大的精力，防止一切罪恶不正，污垢他的面目，将我腕力身体灵魂交付于他，决不将心力分在任何别的人事物事上，为他生为他死，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此誓。

天地日月星辰以及亡故之诸伟大魂灵共鉴

陈铁云谨誓（印）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这是一篇效忠祖国、民族的誓言。用毛笔书在大白纸上，其纸已泛黄发脆，折印重重，蚀迹斑斑，用指血写的“我祖国万岁”几个字依稀可辨，至今已七十三年矣。从字面上看，气概凛然，文意畅达，国家情怀跃然纸上，有硝烟疆场绝笔之慨。字迹一笔一划，有铁画银钩之形，有点民国文艺范儿。尽管在遣词造句上或有可斟酌之处，仍不失为掷地有声。

读罢，我心为之震撼良久，旋问上传的朋友：“陈铁云是谁？”手机上跳出两个字：“我呀！”我，陈铁云者，陈源（陈西滢，字通伯）、凌叔华之女陈小滢也，刻下已是八十有六的耄耋老人矣。可谓沈光耀第二——陈小滢的家境与沈光耀类似，其父陈源博士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为国民政府委派到英国任中英文化协会主任，赴英宣传抗战，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其母是“家世胜过张爱玲，才情不输林徽因”的凌叔华。不同的是沈是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五尺男儿，陈是乐山武大附中初中部的小女生。巾帼不让须眉。

一颗从军救国的少女心

小滢是与我有25年过从的老朋友，她的儿时玩伴杨静远、吴令华等与我都有交往。她的这篇誓词引起我莫大的兴趣，遂作电话采访，搜罗相关资料，梳理出她童年、少年时的形象。

小滢儿时父母忙于教学、写作、编刊物，无暇管她，她便成了十分任性的野孩子，爬树摘果，下河摸鱼，在草地上打滚，“疯得很”。她聪明、勇敢、活泼、调皮，大家都宠她，她无形中成了小伙伴们的“魔头”。小学、中学同学吴令华（吴其昌女）说：“小滢爱出花点子，小学四年级时我画了一只鹰，老师说画得不错，让我把背景修改一下留作成绩。小滢非要我把背景涂成黑色，结果面目全非，我懊悔死了。”小滢说：“你画的是我，我是勇鹰，在夜里翱翔。”吴令华辩白坚说画的是自己：“我是山鹰在山顶上飞。”两人吵了起来，吵哭了。

吴令华回忆，小滢每干一件事总要鼓动大家一起干。有一次，她要我们女生每人以一种水果给自己起个新名字。有叫“樱桃”的，有叫“葡萄”的，小滢别出花样说她叫“梅苹”，梅子加苹果。高人一招。更有趣的是她胆大，敢出老师洋相。教英语的老师是四川人，走路喜欢摇摇摆摆，英语单词“美丽”beautiful，发音如同“冰铁壶（读扶）”。一次上课，那老师迟到，小滢便在教室前扭动身子学他一摇一摆地走路，嘴里念着“冰铁扶，冰铁扶”。后来“冰铁扶”便成了那老师的绰号，在学校喊开了……小滢与班上女生郭玉瑛、杨衍枝搞“桃园三结义”，还不过瘾，又与男生李勇直、方克强结拜把兄弟。抗战时，她给自己起个名字叫陈铁云，说自己是女孩身男儿心；说“铁”，意坚如铁，“云”，柔情万丈，以致小伙伴们跟在她屁股后叫“铁兄”“铁姐”“铁弟”“铁妹”。

抗战的日子，同学们在她的纪念册上的题词都很震撼：“铁哥，我不出力谁出力？”（方克强）“铁弟，我不流血，谁来流血？”（李永直）“要做大事，须立大志，要立大志，须在小时！”（方克定）这些少男少女血管里流动的爱国情怀，与西南联大的学子沈光耀们一脉相承。

陈小滢告诉我，当时日寇进攻武汉，武大便迁到乐山，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小滢在此时写下的誓言。小滢为国献身的意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据她的同学郭玉瑛（时武汉大学机械系主任郭霖女）回忆，她俩与杨衍枝（时乐山仁济医院院长女）三人于1944年12月1日，刺破手指写血书，歃血为盟，要求弃学从军，后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小滢寻死觅活，痛苦极了。这段史实，她的干姐杨静远（时武大教务长杨端六、教授袁昌英之女）在《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载：

……晚饭前郭么姑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陈小滢、郭玉瑛、杨衍枝报名从军了。真想不到这三个热烈的孩子居然这样做，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他们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单纯的热情冲动使他们有所行动。但她们都只有十四岁，够不上兵役年龄。当然小滢的事我们家非负责不可。（时小滢父亲在英国，母亲在重庆，把小滢托付给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笔者注）晚上爹妈劝她：年龄太小，去从军是白牺牲。她难过极了，恳求妈妈不要阻止她。（1944年12月1日星期五）

小滢一夜没睡好，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国家了。我惭愧，我就不能为国家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她比我起得还早，在灯下读《正气歌》。我五点多起来，我们在刺骨的风中生火，好容易才生燃，烧了水，我刚赶上上俄文。战事真是步步吃紧，今天广播说已打到六寨，是贵州边境，唯一可守的南丹险要早丢了，眼看就到贵阳了，大家心乱如麻。女同学们讨论着，觉得唯一出路是去从军……小滢这一回可怜极了。一个14岁的孩子，怀着满腔热忱要献身给国家，不料这样纯洁的行动却给她招来人间最丑恶的反应，她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都讽刺她们三个出风头。她心碎似地说：“中国人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有着美丽幻想的孩子，这该是多大的幻灭啊！我也不能安慰她。我的心像铅一般沉重。（1944年12月2日星期六）

那年她只有14岁

夜深人静，小滢决定从军后，便铺纸挥毫给时在英国的父亲写信倾诉。陈源接到信后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而自豪。当时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加编者按刊发了这封信。摘要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经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反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靡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她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堂弟）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次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乐山全城沸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武大附中的师生们举着火把自发游行，绕着乐山游了一圈又一圈。游行归来，小滢忍不住内心的狂喜，又给父亲写信。信云：

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恩钊家大嚷，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来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地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耍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边街，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了的军民，遂很严肃地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

女儿小滢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英伦喜觅良缘

1946年，小滢随母亲去英国与父亲团聚。在伦敦大学和马德里大学学习中、英、西班牙、法、俄等联合国通用五国文字后，转入美联社驻香港分社和英国BBC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以后又考入BBC国际部，先后任记者、播音员，获永久职位。1964年，小滢听说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1924—2010）在指导伦敦大学汉语班的学生排练京剧折子戏《打面缸》，便以BBC记者身份采访他，由此相识成为朋友，1970年结秦晋之好。天下何其之大又如此之小，且不说秦乃瑞与陈源20世纪50年代便认识，而秦乃瑞这个名字又是陈源的朋友萧乾为他起的。

秦乃瑞与中国渊源很深，1954年英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是翻译，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5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结识老舍。21世纪初，秦乃瑞联合英国其他文化名人，为老舍的伦敦故居获得官方命名做出很大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

国庆50周年，他与陈小滢都应邀出席天安门观礼。1989年退休后，秦乃瑞一如既往关注、研究中国文化，晚年抱病完成30万字的《鲁迅生命和创作》。逝世后，家属遵其遗愿，将一半骨灰带回中国葬于无锡陈氏墓园。因小滢关系，笔者有缘结识乃瑞先生，在苏州、北京两度访谒，留下挺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儒雅、和善、幽默的长者。我与小滢谈话，他只端茶倒水或在一侧含笑默默地听着，从不插言。在北京的那次，同往饭店的途中，我与他谈起其岳母凌叔华，问他对老人的印象。乃瑞笑着说：“好像是一位不大好说话的有个性的老太太。”

陈小滢虽常年侨居国外，但是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女性，不忘爱国初心。20世纪80年代她在北大教英语多年，也在英文版《中国时报》工作过，曾向北京现代文学馆、史家胡同凌叔华纪念馆捐赠了一批文物。秦乃瑞辞世后，她便落叶归根，移居京华，与儿子思源夫妇共同生活，颐养天年，还出版了回忆录《散落的珍珠》《乐山纪念册》等。她特别爱怀旧，70多年前写血书时，揩手止血的白手帕她还留着。我打趣地问，是“不忘历史”？她笑着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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