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共历史经验的总结报告
最早的中共历史经验的总结报告
丁晓平
《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以下简称《讨论大纲》）是一份十分罕见的中共早期历史和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原稿共5页（其中第5页为半页），手刻油印，3630多字，文末署名“社会科学研究会”，刊印于“十六年一月四日”，即1927年1月4日，保存完好。其中的时间、人物、事件的叙述和史实基本准确，真实可信，但在一些数据和史实上与现在党史研究的成果略有不同，因此值得党史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下面，结合当下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对《讨论大纲》这份珍贵文献考述如下。
《讨论大纲》把1920年至1926年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讨论大纲》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0年在上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至1927年1月以来6年多的革命历程和历史经验，客观、真实、科学、具体，具有思想性、系统性、鼓动性，是一篇斗志昂扬的总结报告，也是一份十分励志的报告。全文将这6年多的发展斗争史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20年组党到1922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为“开始进行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现国民党改组，为“进行与革命派联合及参加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24年1月到《讨论大纲》写作之时的1927年1月，为“努力工人运动参加国民革命时期”。
在第三个时期，《讨论大纲》十分理性地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说：“不过有许多缺点，如主观性太重，态度不好，不知活动方法，不注意小的问题、实际问题，这都是很大的错误。现在共产党已非昔比，已经有了政治势力，已经到了群众的行动的党了。在党员的错误行为，可以妨害全党的发展，阻碍革命的道路，我们要特别注意！”同时，《讨论大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注意许多零散的斗争”来鼓励全党继续努力奋斗。最后，还十分可贵地重点提出并总结了“联合阵线”的策略，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正如俄国当时一个样子。我们党员的责任应将工人群众拉到手中，并应努力于夺取其他群众的工作，此时应该要斟酌实际情形，决定我们的口号。注意地方政治，使活动方法适合于工农群众。同时也能得到商人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以巩固我们‘联合战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成功，俱在乎此。”
从1920年5月到1927年1月，这6年多，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讨论大纲》比较全面客观地总结了中共的成长历程和斗争经验，可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历史经验总结报告。报告字迹清楚，书写工整，油印整洁，除个别地方因为年久受污损约30个字之外，保存非常完好。从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来看，它写于1927年1月4日，也就是说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因此，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前的历史与策略的经验总结，保存至今，非常珍贵。
《讨论大纲》中四个存疑的问题
在《讨论大纲》中，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
第一，关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与人员数量问题。
《讨论大纲》认为：“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九年五月）”，“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的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最早由陈独秀于1920年6月在上海发起。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
在时间上，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6月由陈独秀组织发起的，而不是《讨论大纲》所说的“民九年五月”（1920年5月），二者表述相差了一个月。在人数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只提及了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个人，《讨论大纲》则说“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但是如果加上维经斯基和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的话，则正好是七个人。
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第二，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和人员问题。
《讨论大纲》认为：“是年九月，北京的共产党也开始组织起来，党员共有八个人，内有六个人是無政府党，只有李大钊、张国焘是共党，随后开除了三个，同时又加入了四个。”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表述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去了法国，党组织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后来，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退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至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二者表述，在时间上同样也相差了一个月，在人员上亦有差别。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参加人数问题。
《讨论大纲》说：“1921（民十年）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有代表十一人，党员三十八个。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这样表述的：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13个人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刘仁静、张国焘，来自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来自广东的陈公博，来自日本东京的周佛海，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李达、李汉俊，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在这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一起，代表全中国50多名党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第四，关于党的纲领问题。
《讨论大纲》指出：“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他提出一个简短的党纲——黨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确定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这段表述，特别应该引起党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显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就鲜明地提出了“党领导一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党员服从党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等党的根本政策和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的相关表述虽然基本相同，但似乎没有《讨论大纲》这么鲜明。
署名单位“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个什么机构
《讨论大纲》结尾处署名单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目前，没有史料确证该组织的具体情况，它是不是像陈独秀在上海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是其主持的另外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名的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内其他同志主持的组织，都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在1927年或更早的时候，中共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说明中共中央在建党早期就特别注重社会科学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根据笔者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会”名称相接近的，就是当时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当时，陈独秀除主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的确还建立了一些以学术机构、学校冠名的外围组织，比如《讨论大纲》中提到的“外国语学社”。具体举例说，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就是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1920年5月，陈望道从家乡浙江义乌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来到上海，本想在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谁知该刊却因上海当局的邮检而被迫停刊。随后，陈望道将译稿交给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其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他给予了经济资助。随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取名为“又新”。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单行本就在这里诞生了。陈望道翻译的这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56页，比小32开还略小，封面除书名外，自右向左横排印刷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在该书的版权页上，除署名著译者之外，还署名“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讨论大纲》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讨论大纲》文字简练，将中共1920年至1926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但也不尽全面，比如建立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等，都没有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初的中国政治局势，已经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党在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但由于共产国际做出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中共中央也随之采取右倾退让政策，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随即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走向失败。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机构，在1927年1月4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专门作出《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的总结，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又是谁主持起草的呢？哪些人参与了《讨论大纲》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开始总结建党6年多来的历史和策略，却没能避免遭到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这份《讨论大纲》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为中共建党初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值得党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目前，《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存世至少有两份：一份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有其复制件；一份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由民间收藏家赵景忠提供），即笔者看到的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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