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国共谁是抗战中的真正中流砥柱？

南京失陷，日军屠城，我国遇难军民达30余万人。这一深重国耻，与国民党主动放弃南京也有莫大关系。而至今，仍有许多“果粉”为国民党高唱赞歌，极力鼓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重大作用，并极力污蔑共产党消极抗日、游而不击。这些谎言无非是想说：共产党赢的并不光彩，共产党的政权是窃取来的。谬论流传，颠倒黑白，误导人民，不可不驳。

一、从战争意志上看，国民党根本没有抗战的决心，更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

过去所谓“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计算的，但日本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启了侵华的罪恶行径。然而，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不但不抵抗，还严令“奢言抗日者杀无赦”。1932年6月，国民党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称：

【“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又说：

【“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

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一方面与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另一方面逼迫冯玉祥、吉鸿昌解散了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迫出国，吉鸿昌被捕杀害。蒋介石在庐山军官团讲话中说：

【“如果中国抗日，三日就会亡国。”】

可以说，蒋氏从未真正地想过抗日，他之所以还有所谓的抗日名声，不过是被共产党“逼”的。

时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负责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他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

【“假如他(蒋介石)同意（日本人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可见，没有共产党的“从来不投降”，没有共产党的“逼蒋抗日”，蒋介石是不可能进行抗战的，即使抗战也不可能坚持到底。长年致力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后才不得不转向抗日。但是，蒋正式对日宣战，却是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是在美国对日本宣战后的第二天。这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有10年之久了。

在抗战开始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军在除东北之外的正面战场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把作战重点放在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上，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企图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则相当“配合”地实行起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

【“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见《冈村宁次回忆录》）】

反观共产党，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对日宣战。1931年9月22日，当时还在蒋介石大军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在14年间，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宣言、通告、通令、决议、布告、告人民书、告白军官兵书，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抗日言论等多种形式，高举抗日御侮旗帜，义无反顾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频频掀起“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时，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防止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维护了全民族长期抗战的局面，并始终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

二、从战略策略上看，国民党既无成熟系统的战争理论指导，又无行之有效的战争组织指挥。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赢得了中国军队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不久，他进一步概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而完善了对领导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日军践踏祖国山河、民族危亡日益加剧而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全国民众普遍感到前途迷茫之时，身在西北简陋窑洞里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正夜以继日地思考和撰写着一篇篇指导全民抗战的纲领性光辉文献，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光辉著作，无疑像黑夜中一盏盏耀眼的明灯，为迷茫中的民族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为此，冯玉祥将军还自费翻印毛泽东的著作，亲手把它送给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包括蒋介石。被誉为国军“小诸葛”的白崇禧，对毛泽东的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学习研读中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

但是，国民党小胜不多，大胜没有，一心只想拖延时间以待国际调停干涉或盟国出手相助救援，故而在与日军交战时一败再败，大踏步退却，一年多之间即失地千里，失去容身之“空间”，不得不蜷缩于西南一隅。这正是其战争指导与组织指挥错失之必然结果。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计划借李宗仁的胜利余威，与日军在徐州展开决战，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徐州战场。而日军却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于是，日军也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正当日军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才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所谓的徐州会战就这样刚开始就失败了，国军部队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又疲于奔命。

几十万国军放弃徐州向豫东、豫南撤退时，日军则沿陇海线继续西犯，使郑州、武汉立即处于日军兵锋之下。当时国军在兰封地区有薛岳等部近30万人马，但由于国军一些高级军官畏死或无能，在作战中擅自撤退及私自逃走，致商丘、兰封、开封等地相继失守，兰封会战失败。为阻止仅2万日军的孤军追击，蒋介石竟然决定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历时9年之久，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30多万平方公里，仅决堤初期就使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余人死亡，酿成中国抗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

蒋介石为使其精锐部队免于被消灭并迟滞日军进攻武汉等地，却让本该由中国政府和军队保护的上百万老百姓因此而丧生，超千万人倾家荡产。但是，国军炸开黄河仅仅4个月后，武汉就被日军占领了。所以，蒋介石“以水代兵”的办法，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自戕行为。（后来，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为了防止供给和武器落入共军手中，蒋介石命令空军轰炸他自己的部队。（见[美]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由此可见，蒋对军民的生命是何等漠视，只此一点，就可确证他既无统帅之才，更无统帅之德。这样的党政军，如何堪作中流砥柱？）

在共产党方面，不仅有正确的战略指导，而且在战役战术层面，各级指挥员以至战士，甚至是民兵、老百姓，也能灵活运用兵法战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游击战的基础上，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如袭击战、袭扰战、伏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也产生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例。

为配合娘子关正面战场，刘伯承在3天内两次设伏于七亘村并大获全胜，使国民党曾万钟部得以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出来。“七亘村伏击战”看起来违反了“伏不重设”的用兵原则，实际上却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要旨。这次伏击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多见，遂成为世界经典战例之一。

三、从作战能力上看，国军既缺乏敢打善战的军心士气，又不能做到同仇敌忾的密切协同。

抗战期间，许多国军将士坚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浴血奋战，誓死抗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理应受到后人的永远崇敬和铭记！但也要看到，国军整体上的作战能力却是差强人意的。

在兰封会战中，蒋介石亲临郑州第一战区指挥部，用12万大军包围了孤军深入的2万日军，企图完全消灭它。但是，镇守兰封的蒋嫡系第27军，装备精良，甚至还有一个德式战车营，却只守了不到一天就全线溃退，致使日军跳出包围圈。战区指挥官程潜再次调兵部署围攻日军，在预计两三天就有可能全歼日军时，镇守商丘的嫡系第8军，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作战部署，使围歼日军的意图被彻底葬送。蒋称这次战役乃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最能反映国军作战能力之差的就是豫湘桂战役。该战役从1944年4月持续到12月，当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之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国军在此次战役中，却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在8个月中，被日军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国军损失兵力近60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伤亡平民约6000万。贯穿东亚大陆的日军战略交通线全部被打通。

国军的大溃败，令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瞬间崩塌，并促使美军向延安派驻观察组。经过实地考察后，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认为：

【“日本军队占领的领土越多，就使国民党越发困难，而共产党则变得更加强大。”】

他相信：共产党人定将“收复国民党丧失的每一块领土”。

日军也认为：

【“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

“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是退出了抗日战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军为目标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

为了消灭共产党武装，日军调动大批部队频频进行“扫荡”“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使共军处于极度困难之中。但是，共产党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战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兵力在抗战初期约5万人，到抗战结束时达约百万人，并建立了19个稳固的根据地，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以较少的兵力，却牵制和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

敌后根据地和抗日队伍的不断发展，正是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有力证明。这些军队、土地和人口不是国民党给的，也不是美国、苏联给的，当然更不是日本人给的，而是共产党人自己从日占区里夺取来的。连枪支弹药和药品等战场必需品都要依靠从日军手中去夺。虽然共军很少打大仗，但他们把大战变成一系列数不胜数的细小战斗，像虎口拔牙一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之中积小胜为大胜，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多年后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指出：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在敌后战场，常常是日军刚刚赶走了国军，共军就立刻进来填补了空白。国军在日军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还丢失了18座县城。而在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收复县城70余座。

仅仅用军队人数的增长来证明共产党消极抗战是毫无道理的，要抗击强敌就必须发展强大自己，不仅共产党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而以国军伤亡人数和牺牲将领之多来证明国民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更是不合逻辑。否则的话，晚清那些大踏步后退、失地辱国的将领和军队，都可称之为民族脊梁、社稷柱石了。2000多年前，赵括因盲目出击，导致自己战死、40万大军被坑杀，并最终使赵国灭于秦国，那么赵括也可以说是“抗战”有功了，应该封他为“护国大将军”！

四、从民心向背上看，国民党及其军队腐败无能、与民对立，使其既丧失了组织动员民众的能力，更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冯玉祥将军曾批评国民党有四个“极点”：

【“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国民党各级党政军官员纷纷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或倚靠各种关系，竭力为自己谋利，或从人民手中巧取豪夺，或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甚至发“国难财”。马寅初曾经在重庆发表演讲，沉痛地说：

【“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为着抗战建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

一直盘踞河南省并节制豫皖苏鲁四省、号称“中原王”的汤恩伯就是一个极为贪腐之人。汤军所过之处，民怨沸腾，遭万夫所指，当地民谚说：

【“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河南老百姓把汤恩伯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日军进攻广西时，桂林城内只留下守备部队。市民每户留壮丁一人看守私人财务，其余紧急疏散。然而

【“守城官兵纪律松弛，各打主意。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90%送回家中，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的。下级官兵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索财物，见鸡杀鸡，见狗劏狗，把居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见《张发奎口述自传》）】

国民党征兵抓壮丁则是又一件广受诟病的事。

【“在征兵过程中，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士兵被送往前线时形同押解，一路上生病死去的和逃亡而去的比例高得惊人……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见蒋梦麟著《西潮·新潮》）】

如此军民关系、官兵关系，自然离心离德、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到抗战中后期，军民关系越来越坏，老百姓对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可谓是深恶痛绝。在豫湘桂大战中，河南农民趁着汤恩伯部战败，动手报复国军。《剑桥中华民国史》如此记录：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内的腐败并非不知情。他曾猛烈批评国民党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问题，说：

【“现在从中央到各省各县各乡，都是有权利则大家争夺，有义务则互相推诿；最大多数的人，都是只知道个人的权利，再不曾顾到民生国计!”】

针对豫湘桂大战溃败的问题，蒋说：

【“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蒋介石也并非不想整治。但是腐败的根子就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上层。这也正是后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的根源所在。根据《中美租借协定》，

【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物资。但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甚至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或者“失踪”，或者“仓库失火”，极少到达目的地，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为争夺这块“肥肉”，蒋介石、宋子文之间还发生了激烈争吵，蒋一气之下将茶杯砸在宋身上。（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消极抗日，令回国慰劳考察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十分不满，使他对国内的抗战形势和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力，决心到延安去实地考察共产党的情况。

延安之行却让陈嘉庚亲眼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种种传闻和不实之词也不攻自破。他对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这个贫穷偏远的荒凉之地，已然成为抗战时期的精神圣地。一批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海外华侨，怀揣着满腔报国之心，远离生活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历经艰苦磨难，穿越道道封锁，奔赴延安——而不是重庆，寻找自己的领袖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里，有袁世凯的孙子，有冯玉祥的侄子，有国民党元老钱来苏的儿子、儿媳。

返回南洋后，陈嘉庚在吉隆坡的欢迎会上说：

【“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而在此前仰光的华侨欢迎大会上，他以极乐观的态度指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孙子》曰：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国民党在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时，虽然一度在正面战场上进行过抗击，许多国军爱国将士也曾与日本侵略者以死相搏，但在国民党最高统帅与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抗战、无能指挥、贪腐徇私和畏死怕战下，国军多数是被迫应战，很多抗战最后也都成了无谓的流血牺牲，同时也让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感到大失所望，并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有顽强的决心意志、系统的理论指导、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有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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