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七虎的获奖，说明了地道战、持久战思想的现代意义

钱七虎的获奖，说明了地道战、持久战思想的现代意义

李克勤

在钱学森之后，我们又熟悉了一位姓钱的解放军科学家，钱七虎同样也是深悟毛主席之道，对毛主席的持久战思想尤其熟悉。

钱七虎说：

【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敌人先打了我们，我们要保存力量进行反击，靠什么？靠防护工程。】

这体现了出他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关于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理解的十分透彻。

钱七虎搞的就是人防工程的理论研究，而且是实战型的，这正是体现“实践第一”观点的。

从地道战，到人防工程，毛主席领导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我们常说以不变应万变，那么如果掌握了这个“不变”，就相当于在这一个节骨眼上通了，则一通百通，所谓道器变通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电影《地道战》给了我们很大启示。

在高传宝和妹妹正在挖地道时，忽然听到咚咚的声音，很快隔壁家的地道就在他家的开了一个口子，乡亲们高兴地说：“通了，通了！”

地道无疑就是人民战争之道的道的器化，可是如果不通畅，就只能说有道，也有器，但是达不成——道器变通。

这两张图，是高传宝根据大家的设想画成的地道规划图。

这实际上是一套地道体系，可以防水/防毒，并且地下和地上相通。

能守，更能攻，并且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由此，我们想到地道战实际上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将地下与地上连成一片，地上虽然与地下不同，但却——相通。

这个相通，就超越了相同与相异的对立，从而实现了辩证的统一。

这难道不是道器变通吗？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1、我们不能一遇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同，就抵触，就反感，而是要想办法找到相通之处，进而找出相同之点，这是现代沟通理论里讲的跨文化沟通的起点。

顺便说一句，即使到了非要打仗不可的地步，就像地道战时的抗日战争时期，也不是为了地道战而挖地道，挖地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包括消灭地道战。

我们一定要分清目的与目标的区别，目的更多是道层面的，目标则是器层面看得见摸得着的。

地道战的目标是消灭日本鬼子，消灭日本鬼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论持久战》里有一段话，高传宝在《地道战》里带领大家学习过：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毛主席在后面还指出：

【“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2、世界上的人和事，很多初看起来都是不同的，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经过仔细琢磨，慢慢就会发现相通之处，其实我们身处同一个宇宙，我们都是人，那么自然本身是相通的，而人本身也同样也有相通之处，关键是要有所发现——发现相通之处。

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来看待我们处在的自然/社会和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约束了我们自己的思维，拘泥于狭隘的自私自利行为，那么我们就很难与人沟通，尤其是不能与陌生人，与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文化范畴的人沟通，那么我们就会错过许许多多的机会，包括商业机会。

这样当然也就很难道器变通了。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部经典《礼记 乐记》，其中指出：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这里面有个观点，也是一种方法，一种解决问题的道，就是乐，音乐的乐，这个东西不可少。

全世界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音乐语言。

正如在地道被挖通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咚咚的声音，高传宝他们听到的就如同音乐一样，那就是心灵的声音，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里面的倾听的重要性自然显现。

所以，我十分喜欢高家庄的老百姓那兴奋的声音：通了，通了！

每到此时，我似乎也通了。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有两个口号在全中国深入人心，一个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个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65年6月16日，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余秋里赶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三五”计划的设想。在座的有周总理、彭真、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等。小计委参加汇报的有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余秋里重点汇报了“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建设规模、主要指标和在编制计划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插话，对计划工作作了很多指示。

毛主席最后强调说：

【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比较明晰地提出“民心”“备战”“备荒”问题，也是余秋里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余秋里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8月23日，余秋里参加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听到了周总理关于毛主席“三句话”的阐释和概括。周恩来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周总理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关系。他说，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扛起反元大旗时，其谋士朱升给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朱元很好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高筑墙”的意思不是在四周修筑防护式的围城，而是建立好巩固的根据地，包括各种物质准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从而凝聚人心，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缓称王”，是一种策略，如称王太早，既会受到元朝军队的围攻，还会受到陈友谅等各路起义英雄的打击，俗话叫“枪打出头鸟。”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是一个好的方略。大凡好的方略都是因时顺势而定，带有历史阶段特征。

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没有失其价值。

这次钱七虎得奖，也说明了问题。

从地道战，到人防工程，在毛主席持久战思想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新型人民战争的格局。自然涌现出一批人民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深谙“备战备荒为人民”之道。军民一起道器变通，是毛泽东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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