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

作者:余 薇 来源:上海唯实研究 2019-01-26 1306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的背景

1、新时代少数党员干部价值观扭曲

步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从内部来说,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国家大力发展经济,但教育组织活动进行得少,使得少数党员干部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从外部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弱化侵蚀个别党员的思想意识,使得他们抛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具体表现如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个别党员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虽然封建制度被废除,但是封建的遗毒仍然左右着部分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阻碍了党性觉悟的提高。这反映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个别人对官位过分崇拜,并期望通过当官捞取名利富贵。个别党员满脑子想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如何能快速地往上升、如何能捞到更多的钱。一些极端的人甚至说:“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陈云在分析新时期的党风问题时对此总结到: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理想和宗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把个人主义奉若神明,罔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为此铤而走险干出些违法乱纪的勾当。他们丧失国格、人格,满脑子奴才思想,是危害社会主 义事业的毒苗。同时,由于执政前后,身份地位的变化,再加上刚改革开放,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资本主义腐化思想(如个人主义、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的诱惑,使得坚持的信仰逐渐遗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缺乏信心,造成了党性觉悟下降、党性意识不强等状况。

2、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影响

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干多干少都没有区别,这就助长了一部分人的懒惰习性。而商品经济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合时宜的经济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货币交换经济,所有的产品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得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货币主导生活。这种破天荒的变革,不仅打破了分配供给制,而且也是金钱的作用凸显,其带来的效果有两方面:一方面,一些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党员干部由于适应了分配供给制所带来的不劳而获的利益,因而千方百计地抵制商品经济制度,背离共产党的宗旨;一方面,以货币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制度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树立了金钱至上的观念,从而丢掉自己共产党员的本色,丧失党性。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思想新潮流纷至沓来,冲击了人的大脑,也使得一些共产党员一时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有部分党员干部把经济制度与党性修养对立起来,以为党中央搞经济改革就是全力发展经济,所以把 GDP 当做政绩的唯一指标,而忽视党纪党规。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或冲击或助长了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里的阴暗面,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党性意识。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的重要论述

党性教育旨在帮助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培养优良作风,不断强化对党的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和信心。自改革开放以来,陈云既是中纪委第一书记,又做过国务院财经经济委员会主任;既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又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既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又做过中顾委主任。在这些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陈云提出了更富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党性教育思想。

1、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1983年11月14日至29日,在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准则》实施以来的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的现象、部分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党风的重要性的问题,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的思想,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曾在《准则》开篇中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是坚持了党的优良作风的。但是由于部分同志产生了居功自傲情绪,由于民主集中制还不够健全,由于封建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党内滋生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使党遭受了重大灾难。粉碎‘四人帮’以来,党风党纪虽有所好转,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遗毒还仍然存在。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凝聚党的 力量,维护党内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特地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就凸显了党风问题与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的 9 年时间里,陈云一直在中纪委第一书记任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整顿党风党纪。他指出:“党在执政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共产党员,在执政以前,或食不果腹,或性命堪忧,根本无暇顾及物质享受;在执政以后,或资源充足,或权力加身,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能够以权谋私、为所欲为。许多党员因此便沦为了贪污犯,即使有些不是党员的贪污犯,也是靠着个别共产党员的庇 佑才贪污的。” 如果对于以权谋私的人听之任之,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丧失民心。因此,他 特别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大办严办,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公之于众。为此,他带领中纪委严肃查处了航天部广宇公司走私案、海南走私汽车案、晋江假药案等,并引起了全国震动,尤以晋江假药案最为著名。晋江假药案性质极为恶劣,中纪委发文要求:对于违法犯法人员,特别是党政部门单位的党员绝不姑息养奸,必须要严厉解决。各级党委也要坚决支持卫生部门的工作,认真清理检查本地区。福建省委在中纪委的支持下,基本查清了制假售假的情况,或处理或判刑了 40 多名党政干部。1987 年 10 月 30 日,中纪委向十三大作报告提到,严打取得重大胜利,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改革积极性,增强了党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抵制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挽救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2、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1984 年 10 月 17 日,在《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陈云针对部分党员干部把党性原则、纪律与改革开放对立的不正确做法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良好的党风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行。共产 党不管任何时期都要把党的纪律放在第一位。[7]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一股歪风邪气,诸如官商勾结、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等乱象层出不穷。这股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败坏了党的组织和声誉,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时,一些错误思想也浮出水面。有人提出“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有人认为“防火防盗防纪委”;有人甚至提出“不允许不改革的整改革的”的口号。陈云注意到此类问题,并严肃指出:纪检部门要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严肃查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而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绝不姑息纵容。陈云还曾在 1985 年 1 月 23 日的一份通知中说:从全国来看,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清理得很好,但是有的却窥测风向、行动迟缓;有的改头换面、敷衍塞责。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做法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不正之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中央应该明确发文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 否则,党的组织、党群关系必将受到巨大冲击,改革也难以继续开展。对此,中纪委协同政法机关,认真清查处理了在招生、提干、出国等不良风气,刷新了党风民风,为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大好局面。正是陈云的这一“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思想,赢得了党心民心,加强了全党统一,严肃了党内生活。

3、两个文明一起抓

1985 年 6 月 29 日,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陈云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遍存在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活动的现状,提出“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 明建设,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他钩玄提要地论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不能偏废其一。没有物质文明建设做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沦为空话;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做指引,物质文明建设要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不改变的奋斗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都要抓紧抓牢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条缰绳,使改革开放姓党姓 社,不姓资不姓钱。否则的话,后果很危险。1984 年 10 月 20 日,在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陈云列举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典型乱象:“二菜一汤, 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接着,他就指出这类现象处理不好,势必会给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灾难。他还一再强调:忽视精神文建设,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一定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狠狠抓,天天抓。不管牵涉到谁,都要依法惩处,不能心慈手软。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纪委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和政府有关各部门密切配合,大力查处了一批涉及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子弟和名人的案件,也拉回了大部分人,真正达到了治病救人、教育全党全社会的结果。比如,原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民航局局长沈图,严重违反外事纪律,损公肥私。中纪委对沈图所犯错误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免去了他民航局局长职务,给予撤销中央委员的纪律处分。再比如,上海一些高干子弟违法犯罪的案件。1981年至1984年间,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时常聚众,以娱乐、帮忙解决工作等为幌子,从事强奸、奸淫等犯法罪行。该市公安及政法部门依据犯罪事实判处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其他三名也被处以有期徒刑。案件处理后,陈云表示态度说,家长要开明,管家要严。还比如,某著名作家违反外事纪律案。该作家曾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在 1985 年访日期间,擅自参观靖国神社,丧失国家尊严和个人人格。中纪委经再三讨论后,给予该作家开除党籍并撤销其对外友协副会长职务的处分。在陈云主张的一起抓好两个文明的进程中,对纯洁党员队伍,增强党员党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党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坚持以德为先培育提拔年轻党员干部

任人唯贤,以德为先指的是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任用对象的知识和才能,又要考量他们的为人作风。陈云指出,有才无德是毒瘤,有德无才是庸人,选人要坚持才与德的统一。例如,党员干部要实现“三化”,即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思想的提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提出了让一些年轻有为的同志分担部分常委的日常小事。接着,他又在 1979 年 10 月,正式向党建议创设新的机构——中央书记处,该机构的办事人员由年轻的领导同志充任,重申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留意培养干部的政治意识,使他们坚信和拥护党开辟的道路和党的领导。同时,他还强调,干部不仅要学习党的理论思想,还要朝着专业化、年轻化的方向走。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发生在他强烈地意识到:其一,第二代领导集体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随时都可能撒手而去。他曾对此现象分析到:当时不少的部门负责人大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甚至相当一部分是七十岁以上的,这部分人身体机能下降,但是他们所在的部门又任务重、负担大。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说,他们都不适宜再继续从事党政工作。所以,必须要大力提携培育广大中青年干部,以避免出现党内领导青黄不接的情况发生。但是中青年干部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从政资历浅、涉世不深,所以对他们的教育要用传帮带的方式,以老带新。同时还特别强调要考察中青年干部的政治素质是否过硬,对于“三种人”坚决不能提拔培养。所谓“三种人”,指的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分子和打砸抢分子。如果提拔了这“三种人”,“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其二,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懂相关性技术、专业知识的人才。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了国家人才出现了断层。如果再不培养术业有专攻的人才,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重视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地位,不能再把它们划归到“臭老九”的行列。如果不是陈云对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不会提出这一具有前瞻性的决策。

2、注重从制度上解决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问题

成语“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告诉我们做决策、办事情需要通盘考虑,不能做井底之蛙,目光短浅,讲的就是战略性思维。陈云新时期的党性教育思想不仅立足当下,而且还着眼长远,注重从制度上解决党性不纯、党风不良的问题,特别富有战略性。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在处理两案和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上。他自己曾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正确处理两案和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关系到党的未来和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而必须要慎之又慎,不能马马虎虎。首先,统筹全局处理两案。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事件是开国以来出现的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事件,因而,审理起来也极为庞杂繁重。所以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以便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所以,陈云专门作出指示:必须要实事求是,讲究真凭实据,不能随便扣大帽子。第一、在如何界定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主犯的问题上,陈云提出,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不能一概而论。“四人帮”祸国殃民、不得人心,林彪集团过去有功、现在有罪,应区别对待他们。第二,杀江青,陈云不同意。江青是“四人帮”的总头目。她不仅授意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而且还诬陷党政军的大批领导干部,如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她迫害致死;更是伙同林彪集团进行了惊人的反革命活动;甚至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继续篡党夺权。她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不仅人民痛恨、全党痛恨,陈云也痛恨。经过审理后,大多数人坚持要对江青实施死刑,陈云从大局着眼认为:“不 管怎么说,同四人帮的斗争都是一场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先河,否则后代没法办。”

事实证明,陈云对江青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党和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两案的审理教育了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使他们快速地从错误的思想中走出来,远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改革开放赢得了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然后,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是对近现代我国影响和贡献最大的人物,既带领贫苦大众获得了解放,贫苦大众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又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功过皆有。然而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党内和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而又针锋相对的观点。作为当时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认为:毛泽东的声望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的战火硝烟中站立起来的,这是他的功绩,不可否认的。但他也有不足之处,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的错误,一方面在于他带头破坏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在于整个党中央的人没有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没有坚持继续斗争,一方面在于地方上的一些人没有担当。因此,对待毛泽东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否则就是否定了我们的党。他还援引苏联死后遭全盘清算的情况来说服持有反面意见的同志。正是陈云以及党内的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同志坚持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毛泽东,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没有出现大动荡。这都为正确处理党内问题和矛盾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鉴和参考。

在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的队伍里出现的一系列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等严重问题,陈云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好经济建设,又要抓好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对党的队伍出现的不良行为和作风进行严厉打击,予以惩处,这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重要作用。通过在制度上陈云对党提出的严格要求,对党的作风和党性做出了具体指示,很好解决了党的队伍中出现的党性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陈云在制度上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具有远见性,为当下更好地从严管党治党提供了参照。

3、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

陈云新时期的党性教育观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切中时弊、鞭辟入里,是有很强批判性的。这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谈到处理经济犯罪分子时,他主张要大办严办,以便达到杀一儆百、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目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犯罪案件使不少的党员干部卷入其中,这些涉案的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包庇纵容,但是量刑却比较轻。陈云发现了这种情况,亲自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 风无法整顿。”他不仅是这样指示的,而且还是亲自这样做的。比如,他亲自主抓了王仲和化工部一位副部长的案件,可谓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其次,在谈到党风中存在是非不分的问题时,他提倡党员干部要秉持是非分明的态度,不能和稀泥做老好人。为此问题,他还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是我们党风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虽然有,但是现在却尤为严重。过去是过分强调斗争,现在是不敢斗争。 我们必须要坚持原则,态度鲜明,分清是非,只有这样党内和社会上才会出现风清气正的局面。然后,在谈到对外开放带来的问题时,他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他说,对外开放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我们既要发展好的方面,又要抵制坏的方面。问题恰恰出在,坏的方面的预防工作,我们做的还不够。有些人看到别人发展的那么好,就开始怀疑党坚持的理论信仰。我们要有信心,不能怀疑自己。对于那些高唱资本主义赞歌的人,我们要批评教育,坚定他们的信心。最后,在谈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到位时,他提出各级党委纪委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有责任、有担当。他讲:有些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当地的党委和纪委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对种种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如果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任由它们发展,那就丧失了党的立场和准则。例如海南岛汽车案,我们要把个人和党委一起追究。各级党委和纪委要和衷共济,抓紧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工作。

四、陈云党性教育思想的实现意义

1、有助于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 丰富。”[15] 在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过程中,需要党员干部带好头,发挥好先进模范的作用。这就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位党员干部党性的考验,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不断提升自己,取得不断进步,突出体现其先进性。早在新时期之初,陈云特别强调:不论是在什么时期,不管是处在何种位置的领导干部,都要对这两方面的文明加以重视,通过搞好这两方面,才不会 甚导致理想信念的丢失,否则这是很严重的。对此陈云对党员干部的党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对其积极进行了多样的党性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知识上的学习教育。

一方面,陈云在针对党员干部的党性问题过程中将学习作为党员责任,明确了学习的重要性。积极进行党理论的研究和学习,这是党的建设过程中关键的环节,是提升党员党性的基本实现路径,也是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最基本要求。陈云认为党员干部对党性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接受党性教育的积极程度这都是对其党性的评判标准。在针对党的建设中关于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教育学习的问题上,陈云发表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理论学习提供了指导意见。在陈云看来,党员干部在进行关于党性的理论学习中,必须坚持从面对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理论本身,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加深对其理论知识的掌握,进而实现自我党性的增强。在当下伴随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与人民的事业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这也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落实到每一名党员干部身上,就需要其不断加强学习,发挥好先锋带头作用,这从根本上将也就是对党员干部的党性的考验。结合陈云党性教育思想中关于学习教育的思想,执政党必须以此为鉴,在开展从严治党管党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加强党性教育的学习,将对针对党员干部开展的党性理论的学习任务更加具体化,与实际现状相联系。通过这样才能筑牢群众的根基,才能更好地实现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才能积极应对时代的挑战。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与人民大众一道,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努力。在这一进程中,习近平也多次在讲话中明确谈到,要从严治党管党,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树立党内规矩,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增强党员党性等多方面。他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从辩证全面的角度,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大力倡导共产党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员人的精神家园。”在对党的建设问题上,习近平同陈云一样,坚持用强硬手段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规范,积极对党员干部开展思想层面价值观的学习教育。陈云关于党员党性教育的思想为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提供了重要指导。

另一方面,陈云在增强党员党性,进行党性教育过程中要加深学习方面明确了其学习的内容。对此,党员干部要从实际出发来进行学习,进而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增强党性。最基础的就是对党的指导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深入学习。陈云明确说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在此陈云从学习的基础内容上对党员要如何开展学习来增强党性给出了明确答案,这也是实现增强党性的基础路径。党能够很好的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成功,就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利完成的。针对当下党内队伍中出现的极少数党性不纯、信仰缺失、腐朽堕落的现象,本质就是在党员党性上出现的问题。在推进从严治党管党这一进程中以陈云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作为参照,必须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将对党的基本理论思想的学习作为工作任务来积极开展。

在对党员进行理论教育过程中,陈云多次指出,学习理论知识不只是学习书本内容,更重要是掌握书本中理论的精神实质,把握其中的观点,能联系实际来运用书本中的方法。通过加强教育学习,提升党员理论水平,坚定党性,凝聚党员队伍的意志,有助于加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这也是当下从严治党过程中党员干部在进行党性教育中必须注重到的关键点。

2、有助于党员干部防腐巨变

新时期以来,面对国际新形势与国内新变化,党经受着着国内外的诸多方面的考验。陈云审时度势,明确了新时期条件下要始终重视党性问题,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他讲到,坚持在理想信念的指导下,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是自觉应对西方腐朽思想侵蚀,提高党防腐拒变能力的万全之策。陈云曾说:我们党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和成为执政党以后处境十分不同,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的党员或是成为企业,或是成为事业单位的领导,手中拥有了可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权力,这不用于过去革命年代,那个时候党员随时可能牺牲,几乎不会有物质方面的贪欲, 大家都在忙于革命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而不断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对此,他严肃地指出:我们对于滥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败坏党内外风气的人和行为要坚决的加以打击和遏制,只有这 样,才能够防止丧失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纯洁的党性,是净化党风,凝聚众人意志的一剂良药。在针对怎么转变党的作风问题上,陈云进行了细致分析,厘清了解决问题的思绪。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执纪。陈云在明确讲到:在党规党纪面前,是没有松绑情况可以讲的。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始终贯彻如一。他还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要他们以身作则来树立增强党性的榜样。

我们党的权力源自人民群众,所以它也只能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取私 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 陈云清楚地看到这一危害,他认为对于利用因公谋私的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性教育是是维系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从制度和思想层面进行遏制。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们党中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就像著名的政治学家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因为手中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而在其生活和工作中产生了大量的惊人腐败现象,他们迷失在来自市场经济的各方面的诱惑,最终沦为阶下囚,这不仅让我们感慨陈云同志关于从严治党和从严执纪的要求具有先见性。我们必须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健全党内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党员干部的特权腐败行为,从而确保权力始终为群众谋取利益。

3、有助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人民的支持。因此,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检验党员党性的判断标志。这也是当下从严管党治党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亟待解决和处理好的关键环节。在党员队伍是否具有坚强纯洁的党性这一问题上,直接影响到党同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根本上影响着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陈云发表了其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看法,他说: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风问题是事关我们能不能够一直存活下去的大问题,所以说我们对这一问题要时时抓,时时谈,而且要持续不断地 把它抓下去。[他还认为,在我们党的建设中关于党员党性的问题是党自身必须面对,必须时刻警醒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关于党的建设中最本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加强足够的建设这一关键环节,其中最需要我们去做的是加强我们作为 执政党必须要具备有良好的党风。在党的九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中,它之所以能不断取得一系列非凡的成就,始终作为领头羊带领中国人民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不断取得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在做任何选择和决定的时候,都能够时刻密切联系群众,将它们最关心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平衡点和考虑,真正的关心他们,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军民一家亲,如水和鱼儿的关系一样,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发展至今取得如此多的成果,也正是因为此。同时,我们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执政党进行发展史方面的梳理,可以清晰的看到不论在其成立之初多么的辉煌和人数规模庞大,只要他们在其自身的成长过程里不是足够的自省自律,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管人数众多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几十年或者说近百年的统治就会最终走向衰败和没落。历史周期律告诉我们,唐太宗曾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是多么的深刻和清晰,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要忘记这个,要始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的心,切不可与人心为敌进而丧失自己的统治。我们说在这些历史上出现的惨痛教训与现实面前,我们必须要结合当下党的建设进程中国面临着众多考验和现状,不断地强化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检验和锤炼。因此想要顺利实现从严管党治党的治理,就需要高度重视党员党性问题,与广大民众一道,进行党性教育,接受人民的监督,吸纳人民提出的建议,从而实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

4、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

陈云所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十分重要的论断发展至今,可以说是为我们党中央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关于当其政党自身的建设提供了非常良多的参照,这同时又是他的党性教育思想在现实中的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现实反映。将我们的视野回到当下,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全面”伟大战略布局,其中他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就是对陈云的党性教育思想中重视抓好党的纪律的有力印证和延续。我们说重视在思想层面上来增强党员党性、巩固党的建设以及推进制度治党等措施和观点,这都对当下我们整体上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陈云认为,我们要想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目的,首先是必须要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活动,其次是我们必须对党规党纪严格遵守执行,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注重净化我们的党风和社会的整体风气。目前,我们正值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从国家层面要求我们的各级党委和纪委要切实抓好党风,切实将我们从严治党这一责任扛在肩上。因此,面对我国社会建设和党政队伍建设现状中出现的新问题,习近平高瞻远瞩,立意深远,多次要求说:“我们的各级党委要首先要从心底里明白从严治党这一总体要求的意义重大,要敢于做排头兵,主动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并且把它们落实好,要时刻把我们的党建工作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一起部署和谋划,列入考核和进行成绩效果展示,我们的每一条战线、领域和环节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动作都应该成为每一级党委要重视的,不可偏 废和不作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因此,我们说在当前这个重要进程中要抓好思想与制度两方面同步来推进我们党的建设。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我们若是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是大问题,这样子出现的结果就不只是我们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可能会出现亡党亡国的危险。”[26] 众所周知,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国家总体层面进行治党管党的一个基本方略,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对我们党自身的思想层面的建设和提升,这同时也是最大程度地代表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说军民一家亲,当前正值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期,我们依然不能忘记过去,忘记历史,要继续秉承一切为了人民,把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当成是我们党最关心的事情。只有如此,党推进的重大战略布局才能深入向前,中华民族伟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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