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

中共早期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

李成林

我们党早期虽没有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但从严治党的理念已经付诸实践，尤其是在思想教育、干部管理、改进作风、惩治腐败等方面的宝贵思想与经验，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有借鉴意义。

坚持思想建党，思想教育从严。党成立后，各种社会成分的人纷纷加入，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党员中的大多数。他们在党内接受先进思想的同时，也会遭受各种错误思想的侵害与腐蚀，严重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鉴于此，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增强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务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掌握其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全党干部加入到教育学习这个大活动中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中国化，使全党的理论化水平总体得到提升。

正是因为我们党将思想建党放在第一位，一以贯之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强化学习意识，加紧思想教育，从而使各种出身的党员成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党员，并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为有阶级觉悟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战士。

纯洁党的队伍，干部管理从严。中国共产党向来十分重视党的队伍建设，强调既面向党员整体，又凸显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培养。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新党员的发展设立了严格的制度门槛，要求发展新党员务必严格遵循党章要求，并重点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有效抑制和消除了一些投机分子的不良入党动机，在源头上为从严治党创造了良好的党内环境。

在培育优秀党员干部方面，毛泽东坚持高标准的选拔原则，主张“任人唯贤”，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德才兼备，更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充分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他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两条路线，一个是正确的“‘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错误的‘任人唯亲’的路线，这两条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对立的，是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走“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同时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这样才能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获得全新的发展。

培育优良作风，改进作风从严。我们党始终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发扬民主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全体人民群众吸纳意见和建议，改变“家长制”作风，充分落实民主要求。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之所以能够在党内产生深远影响、修正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就是因为我们认真地系统地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正是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反省中传播了民主作风，确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顺利进行，减少了决策失误。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统一奉行的行为标准。新中国成立前，为了经受党的作风建设新的考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坚持“两个务必”的要求，为预防党员干部思想失守、防范党员干部作风下滑、肃清不良作风、维护党组织内部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健全法制，惩治腐败从严。我们党十分重视惩治腐败，在严惩党内腐败问题上，突出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并领导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规章制度。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反腐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党内贪腐的扩展。

为了更进一步严惩腐败，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我们党组织构建了党内外监督机制，面向全社会鼓励人民群众加强对党员干部工作的监督。毛泽东曾多次警示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些做法，在今天对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借鉴、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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