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张灵甫岂是“英雄烈士”？

自相矛盾——张灵甫岂是“英雄烈士”？

千钧棒

多年以前，看过一部外国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我发现，其实当今中国的自由派公知也是“总是有理”。他们把战国时楚国那个卖盾和矛的人的逻辑发扬光大，无论是夸说自己所卖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东西能把它刺穿；或者是夸说自己所卖的矛十分锋利，没有东西不被它刺穿，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为了贬低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首先把它称为“国共内战”，然后以所谓“内战无义战”、“内战无英雄”为理由，贬低人民英雄；同时，他们为了弘扬张灵甫那种反共到底的精神，又称张灵甫是“英雄烈士”。在他们的忽悠下，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居然稀里糊涂地去祭奠张灵甫“烈士”。而且张灵甫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红色”的了，这让坚持反共到底的张灵甫情何以堪！不知道张灵甫九泉之下有何感想。

我曾经多次说过，自由派公知有三大绝招——歪曲历史、造谣和运用诡辩术忽悠，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可笑的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两点，一是常常用自己的话或者是自己人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二是常常自相矛盾。如果说前一项主观色彩浓一点的话，那么常常自相矛盾这一点则是自由派人士为了达到目的除了不择手段以外，还顾头不顾腚，以至于常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前些天，曾经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四野某部军人的后人回到当年他们的父辈流血牺牲的地方祭奠英雄烈士，于是又有公知在网络上酸溜溜地说什么“内战无义战”，“内战无英雄”。

一、什么叫“内战”？再看看自由派人士在“内战”问题上的多重标准

所谓的内战就是并非国与国的战争，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势力、群体之间的战争。

撇开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本质属性不说，纯粹从词语上理解，自由派把解放战争定义为内战，这一般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从政治学和逻辑学上面来说，就有问题了。

因为“内战”这个“属概念”的逻辑外延还包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个“子概念”，而出于改旗易帜的政治目的，自由派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搅混水，把两者混为一谈，并且弄出了多重标准——

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他们定义为“内战”，所以“没有义战”，表面上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一是掩盖蒋介石集团挑起战争的罪恶，二是贬低解放战争的意义。

比如朝鲜战争其实是朝鲜民族的内战。尽管公知们千方百计搅混水，但是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的是，虽然当时双方都有统一朝鲜半岛的动机，而首先是南朝鲜挑起战争，打响第一枪，然后北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大举反攻，差一点把李承晚赶下海。

同样是朝鲜民族的内战，自由派为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称是朝鲜“侵略”韩国，导致朝鲜战争爆发。

再看看美国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即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参战双方为北方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战争以南方联盟炮击萨姆特要塞为起点，最终以北方联邦胜利告终。

南北战争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参战的350万人中绝大多数为志愿兵。战争造成75万士兵死亡，40万士兵伤残，相关协会估计阵亡人数可能更多，不明数量的平民也遭到波及。领导美利坚合众国打赢作为内战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林肯被作为美国的伟人，在美国国会山上有他的雕像。

对此，中国的自由派公知没有任何异议。

如果按照他们的“内战无义战”的说法和“朝鲜侵略韩国”的说法的逻辑，那么，美国南北战争的性质应该是美利坚合众国侵略美利坚联盟国，或者是“内战无义战”，应该把林肯的雕像炸掉才对呀。

为什么同样是内战，美利坚合众国打的就是“义战”？领导打赢这场战争的林肯是伟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打赢的人民解放战争就不是“义战”，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叫“成王败寇”？怎么韩国首先打响的，朝鲜和韩国的内战就变成了“朝鲜侵略韩国”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这些自由派公知屁股决定脑袋。

二、解放战争难道不是义战吗？

解放战争是否义战并不是由一小撮人说了算，而是由最广大人民和历史说了算。而具体的判断标准是，谁挑起了内战？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共产党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即解放战争的最终结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1、挑起内战的是蒋介石集团

（1）战争之前国共两党的态度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抗战胜利以后，本来国家和人民都急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作为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国民党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悍然发动内战，把国人又带进了战争之中。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吓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但是蒋介石当时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做好了内战的准备，他扬言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有什么，我们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三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尤其是对张学良进行终身监禁的做法，让中共内部非常担心应邀前往重庆进行谈判的毛主席的安全，但是，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事实上，蒋介石也曾经有扣押毛主席的打算。就在毛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人们看到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从上述材料和相关的历史资料看，为了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中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面对张学良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谈判，中共还答应压缩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规模等。表现了中共对争取国内和平的极大诚意。

（2）战争初期的力量对比和战争态势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止蒋介石集团发动战争的步伐，在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完毕以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就此开始。到1947年3月，8个月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国民政府便做出新的战略方案：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根据地。

2、蒋介石集团把消灭共产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947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实行所谓的“‘戡乱’救国”。

对此，中共只好作出反应，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战争从这里开始。

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团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挑起战争，主动进攻在先，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进攻，共产党防御，共产党打的是自卫战争。

3、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人民作出的的选择

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要员就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

【“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随着内战的进行，军费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已经成为彼时中央财政的主要开支，黄金、外汇被大量消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率越来越高。据统计，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为75747.9亿元，其中军费开支占59.9%，赤字达46978亿元，赤字率为62. 1%；随后的1947年，财政总支出增加到433939亿元，军费开支占54.8%，赤字达293295亿元，赤字率为67.6%。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在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新钞，特别是在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由发行新钞来弥补，法币发行就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据统计，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的10倍，比1945年则增加25倍；截至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3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截至1948年8月19日，法币发行额累计为663694.6亿元，相当于1945年8月发行额的1192倍，发行指数为470705.39，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5714270.30。

经济规律表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是由国家发行的作为法定流通手段的货币符号，代替金、银货币来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当纸币的发行量相当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时，纸币就同金银货币具有同等的购买力；反之，当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时，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减少，纸币就贬值，引起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彼时，国民党政府乱发新钞的结果，直接引发了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最终导致国统区经济危机。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正式宣布改革币制，停用法币，发行金圆券。

在推进币制改革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币制改革。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下令将几个主要城市划为经济管制区，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等进行督导，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以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执行。

在如此高压之下，社会各界人士不得不忍痛拿出金银和外币兑换金圆券，商人们则被迫抛售所有货物，物价也被强行限制在1948年8月19日的固定水平上，是为“八一九限价”。

表面上，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的迹象。但是，这只是假象，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实际上，国民政府实施的物价管制，进一步刺激了黑市价格的持续猛涨。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彻底腐败、纲纪败坏，在查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时，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就无法进行下去了。1948年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理辞职，物价呈现报复性上涨态势。由此，新发行的金圆券也变得一文不值——从1948年8月19日发行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短短10个月间，金圆券发行额为679459亿元，发行指数为307124.3，同期上海物价指数达6441361.5，可谓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沦为废纸，成为中国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连扶蒋反共的美国政府也看不下去了。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地说：

【“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当时的国民党被民众称为“刮民党”，国民党为了私利悍然发动内战，不但让全国广大地区民众生灵涂炭，而且在经济上把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反观解放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给农民分田地，甚至家里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家庭同样可以分到田地。

所有这些，导致了不但解放区的民众坚决拥护共产党，淮海战役

543万民工支前，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军。而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国统区，人民奋起反抗。解放战争中，110万国民党军将士倒戈，进行起义和投诚。

在战争中，解放军优待俘虏，国民党军官兵纷纷起义、投诚，加快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又分批全部释放了在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士。

反观国民党，在逃离大陆之前，在重庆白公馆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秘密要求毛人凤列出一份详细的暗杀名单，主要目的是彻底解决心存异志、危害自己利益的危险分子，告诉毛人凤事关大计，必须短期内加以肃清。随后毛人凤炮制了国民党在大陆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共计84人，

名单如下：

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何思源、陈仪、杨杰、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贺耀祖、范朴斋、程潜、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邓汉祥、潘文华、鲜英、卢焘、顾毓权、荣德生、袁翰清、刘人爵、张严佛、唐伯球、邓介松、肖作霖、陈云章、安恩溥、龙泽汇、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

以上人员共计84人，蒋介石审核后，说这份名单尚不完善，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三人也要添上？”】

这份名单里面不仅仅有民主人士，甚至还有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很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

两蒋搞所谓的“戡乱”戒严47年，根据台湾立委的不完全的粗糙的马马虎虎的统计，至少屠杀了14万人。而实际上被两蒋屠杀的不止30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经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是通过中国大陆1949年前后的鲜明对比，通过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此消彼长的对比，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三、解放战争是义战，那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立功的就是英雄，牺牲的是烈士

面对蒋介石集团发动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打的是自卫战争，是为了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立功的就是英雄，牺牲的是烈士。

烈士就是指那些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及为争取大多数人的合法正当利益而壮烈牺牲的人员。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其实也曾经对烈士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时，相关说明中就已经指出，虽然近代以来的英雄烈士都在法案保护的范围，但重点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烈士”。

起草工作中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突出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烈士代表性人物和集体形象。近些年，一些人丑化、诋毁、贬损、质疑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英雄烈士，其实质是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行为必须在法律上明确予以禁止。二是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无论时间过去多么久远，先烈的英名和功绩都将永世长存。突出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缅怀、崇尚、学习英雄烈士的正气和浓厚氛围，弘扬传承英雄烈士精神。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的说明。

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烈士，是谁的“烈士”，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而付出生命。

一小撮公知抛出所谓的“内战无义战”的论调，否定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否定在解放战争中涌现的英雄，否认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人是烈士，是由公知们的反动立场决定的，由于他们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正义人士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评价标准，所以就没有必要跟他们废话。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一方面称“内战无义战”，“内战无英雄”，一方面又称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而在他们所说的“内战”中丧命的张灵甫是“英雄”、“烈士”。岂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

四、既然所谓的“内战无英雄烈士”，怎么死于“内战”的张灵甫却又成为了“英雄烈士”呢？

关于张灵甫为什么会被某些人当成“烈士”，自由派人士曾经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解释。

如上所述，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及为争取大多数人的合法正当利益而作出贡献和立功的人就是英雄模范，牺牲的就是烈士。

而在包括上述这个网名为“平民说说”的网民在内的自由派人士那里，他们共同的荒谬之处在于偷换概念，把烈士的定义由“为……而死”偷换成为“曾经做过什么，后来死了”。

即使是按照这位“平民说说”的逻辑，张灵甫也不是什么“民族性的烈士”，因为抗日战争的时候，张灵甫没有死，怎么就变成“民族性的烈士”了？如果他当时死了，他肯定跟张自忠他们一起载入新中国的英雄烈士榜；虽然他曾经在抗战中做过有益的工作，但他却是在所谓的“内战”中为蒋介石集团效劳的过程中死的，他恰恰是“平民说说”所说的“革命性的烈士”，只不过这个“革命性”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立场上定义的。

这有蒋介石本人为一本书的题词为证。

台湾《中时电子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更是一针见血指出要害之处。

即使是超越国共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把张灵甫说成是“英雄烈士”也不为人们所接受。有位中间派立场的网友有一段话说得好：

【“谁也没说张率部参加内战之事，因为那是他作为一名带队长官，服从统帅部军令。74师参战与否不以张灵甫的意志为转移。

这里说的是张灵甫凶狠残暴伤害平民的恶行。这些是他作为74师一师之长应负的责任。国民党军在内战中的急先锋多了，但其中一些人还是约束部下，尽量避免平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坏。比如邱清泉、黄佰稻等，攻城掠地不少，虽被歼灭，然民愤不大。国民党军残害百姓最甚莫过于张灵甫、刘堪、马步芳了”。】

张灵甫并没有死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所谓的“民族性的烈士”之说根本不成立，如果仅仅是凭张灵甫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就可以把他定义为“英雄烈士”，那么汪精卫也应该属于是“英雄烈士”，因为他曾经刺杀摄政王，为推翻大清朝做出过贡献。

同时，张灵甫恰恰是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由派所说的“内战”中，既然自由派认为“内战无义战”，“内战无英雄烈士”，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无论是中共和广大人民定义的英雄烈士，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定义的“英雄烈士”，都应该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英雄烈士”才对呀。要么他国民党反动派有他们自己的“英雄”，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有自己的英雄，要么按照自由派的逻辑，都不是英雄，怎么死于所谓的“内战”中的张灵甫又成为所谓的“英雄烈士”了呢？这不是现代版的“自相矛盾”吗？

自由派人士为了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抛出所谓的“内战无义战”的论调，但是同样是内战，朝鲜和韩国的内战他们称之为“朝鲜侵略韩国”，而美利坚合众国“侵略”美利坚联盟国的美国南北战争，领导者林肯却成为了美国的“伟人”，自由派对此没有异议。

自由派人士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本质区别，用所谓的“内战无义战”之说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不说，在被他们定义的“内战”中，他们以所谓的“内战无英雄”之说否定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而与此同时，又把死于“内战”的张灵甫说成是“英雄”、“烈士”，如此“强大”的双重标准逻辑真的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以跟墨索里尼一样，那些否定解放战争，同时为张灵甫招魂的自由派人士也是“总是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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