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无小事”是什么意思？

作者：鹿野来源：察网 2019-03-17 5940

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无小事”是什么意思？

鹿野

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无小事”是什么意思？

近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批评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无小事”。他们宣称，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外交无小事”，其实是继承了旧中国把外国人看得高于中国人的那种思路，而且在现实当中无限放大，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经笔者核查相关资料，“外交无小事”并不是周恩来总理的原话，而是后人根据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新中国的外交》这一重要讲话当中，“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应该加倍谨慎”等一些言论整理出来的：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06,第466页】

一

那么，周总理的“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应该加倍谨慎”等言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强调要特别尊重推崇外国人呢？经笔者核查《新中国的外交》这一重要讲话的原文，发现其意思和今天某些人解读的正好相反。

这些言论是周总理在谈如何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工作时所说的，大体意思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好像军队打仗一样，必须加倍谨慎，否则就要打败仗。为了说得更加生动形象，在这篇文章当中还专门举了解放前和马歇尔交往的例子，强调和马歇尔那时候的交往属于“游击战”，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则近似于“正规战”：

【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八册,第592页】

因此，所谓“外交无小事”主要指的是“反帝无小事”，就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说“抗战无小事”，解放战争时期说“反蒋无小事”。显然，“抗战无小事”和“反蒋无小事”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共产党有多么推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外交无小事”也是一样的，恰恰是强调要在外交战线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应该说，周总理的这种态度的确是十分必要的。旧中国之所以在外交上一败涂地，除了统治者的腐朽以外，昏庸糊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技术性原因。像鸦片战争快结束了，清朝道光皇帝等人还搞不清楚英国到底在哪里；后来崇厚和沙俄进行边境谈判的时候，也连中俄边境在哪都搞不清。这种水平的外交不可能会有什么积极成果。

二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这个讲话当中，周恩来总理还特别强调了，在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的时候除了要仔细和谨慎，另一方面也不能被动和怯懦，而应该像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决不能像晚清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一样“跪倒在地上办外交”，也不能像旧中国给外国人治外法权那样再继续让外国人保留特权：

【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潮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八册,第591页】

结合上面这些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新中国的外交》这一重要讲话不但不像今天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通过所谓“外交无小事”给外国人在华特权开了口子，相反是非常明确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享有特权的。

事实上，清政府近代早期对外交往当中给予西方帝国主义开租界等部分特权，除了应侵略者的要求之外，也有一方面是自身粗枝大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才把租界的管理权让给了外国人。因此，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外交工作要加倍谨慎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享有特权，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

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恩来总理认为和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友好国家之间的交往就可以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在这一篇讲话的后边，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同友好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当中，在整体上保持乐观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些思想沟通上的技术问题，不要过于随便：

【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