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文化斗争，仁者无敌——纪念五四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三家文化斗争，仁者无敌

——纪念五四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龚忠武

超迈千古的五四文化运动

五四文化运动（1916至1921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另一页百家争鸣的华丽诗篇，华族沉潜千年之久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又一次井喷爆发；其间，不论在规模和内容上，都超迈先秦的百家争鸣。虽然这时中外各种主义学说思想，杂然纷陈，万流竞进，但引领时代风骚的主要还是马家（马克思主义）、杜家（杜威主义）和孔家（孔丘主义）三家，彼此的激烈互动交锋，精彩纷呈；但是由于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将集中论述马杜两家的文化斗争，而且限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两个领域。孔家已被边缘化，成了马杜两家攻击的靶子，被动应战，可略而不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场持续长达六七之久的三家文化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异。平常是称兄道弟的朋友，以礼相待，论战时却横眉冷对，毫不相让。当时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胡适之间亦友亦敌的关系，就是个范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的胡适、周作人与马家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树人），联手发动文学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击孔家的文学阵地、道德堡垒；末期，当战场转移至兵家必争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两家即化友为敌，成为论敌，针锋相对。

在此过渡期间，杜家在马孔两家的斗争中，充当了一个中介角色；质言之，杜家的胡适、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把当时人们的思想从根深蒂固的孔家纲常名教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然后再在严峻的内忧外患交迫下被迫让位给马家；于是马家取代杜家，成为后期独领风骚的思想流派，有识之士、有志青年，视之为进步革命思潮，趋之唯恐不及。

百年后重温往史，李大钊在这个重大转折中，无论在思想理论上，人格风范上，都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思想启蒙、社会走向，起了超过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质言之，就是他从欧俄引进、宣讲马克思主义，将之中国化，并培养了许多承其衣钵的好学生，例如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等，迎来了中国的新纪元。

三家文化斗争的两组参考系

三家的文化斗争，错综复杂，内容繁富，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述，特化约为两组参考系：一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杜家推崇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寓于其中；反之，孔家和马家则推崇集体价值，个人价值寓于其中。二是理性与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属于理性；反之，马家和孔家则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属于德性。于此可见，三家的思想体系中均含有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们在三家的思想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后位序、内在的有机组合，相异而已。

在承平时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释、道三家一样，和平共处，互融互补；但是，在五四这个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和任务，将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盘否定论敌的恶斗奇观！

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抑有进者，虽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五四文化运动的基调、主旋律和时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马、杜两家从联合走向分裂，一个基调衍生了三重变奏；杜家的胡适，高唱自由与人道，马家的李大钊则高唱正义与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溟可为代表）则依违于马杜两家之间，基本上固守藩篱，原地踏步。

在与马家联手攻击孔家时，杜家的自由与人道的变奏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但随着国难日深，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任务，压倒一切，国人的注意力遂从文学、道德的领域转向社会和政治领域，马家正义与平等的变奏遂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

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化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是政治文化，也即环绕终极文化的理想、价值、范畴，展开论战。马孔两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价值，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源于《礼运大同篇》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即“公”字当头的大同世界观、终极价值；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仁导出来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积淀深厚，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内在本能性的反应机制reflex，决定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喜恶偏好，从而制约面对引进的各种思想流派时选择的结果：合者纳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国难多么深重，挑战多么强大，例如在近现代面临欧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之下，也绝不能丢弃标志文化特征的终极理想和价值，否则中华文明势将无以自立自存自强自荣于世界文明之林，必将如德国哲人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预言的，中国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将会走向崩溃。

五四及其后的历史证明，确实如此。例如五四中后期，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正式宣告接受马家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公的世界观和终极价值，直接上承孔家卫道士康有为的《大同书》、美国化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而承袭阐扬了中国政治文化世代相传的“公天下”的大道、王道。

质言之，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改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场合使用了不同名词，如庶民、平民、劳工、无产阶级等，但均表达一个共同信念：即未来的世纪是无产阶级的新纪元；质言之，将孔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信念，改造为「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的现代信念；从此天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老百姓的公产，不是皇家的私产。因此，他的「天下为公」是为广大的现代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从而使公天下的大道，从立足于落后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转而立足于现代先进的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成为王道仁政的现代版。这是他在本质上有别于康有为、孙中山两人公天下的地方；前者服务于地主阶级的利益，后者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最后，李为公的世界观重新界定了传统「天下」的内容和范围，虽然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热烈鼓吹打破国界、族界、种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建立世界联邦，共进于自由、平等、互爱的仁者大同世界；这是何等博大的仁者心怀！

反观胡适的杜家却反其道而行，标举「天下为私」，私字当头，视“私”为其终极价值，把个人价值放到绝对的地位，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鼓吹个人价值的思想学说大量引进中国，奢望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这对中国文化是完全陌生的，加上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完全不利于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滋长。这是将自由主义整合到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和客观性的障碍。海内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些中国文史素养深厚的学者，人们眼中的硕学鸿儒，何以明知故犯？误国误民，何以自解？

根本解决论与点滴改良论

三家文化斗争的另一个主战场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成堆的社会和习俗问题，如劳工（矿工、人力车夫、雇佣）、女权（缠脚、恋爱、婚嫁）、吸毒、自杀、伤风败俗（迷信、风水、懒惰）、崇洋媚外等具有腐蚀性的社会病态现象。对于这些老大难的问题，胡适主张走美国人的路，搞老爷绅士式的「点滴改良」，稍安毋躁，一切慢慢来；李大钊则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搞壮士勇者的「根本解决」办法，时不我待，即决即行，立马见效。具体而言，1917年至1919年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针对人力车夫的问题，爆发了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次有关两家的立场、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对决。

这次对决，是胡适主动挑起的。1917年7月，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社会主义，责问李大钊「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事实上，强调改变世界的马家信徒更着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不是两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两家的思维方式。胡适的思维是形式思维，他将人力车夫这类具体的社会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不去联系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日益加剧的侵略压迫，如果连基本生存都成了问题，哪有时间让你慢慢解决；同时还有严重的内部原因，就是军阀连年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政治极端腐败，颟顸无能、法制不健全，纵令有好的对策，也难以落实，不了了之。

因此，李大钊根据他的上下唯物辩证思维，即下层的经济基础决定中层的生产关系、上层的意识形态，得出的结论是：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枝枝节节的小问题，而是农耕文明的结构、前提、价值观都落伍过时，老旧不堪；就是像座摩天大厦，问题不断，已不宜居住，已经不是修修补补的小问题，而是必须按照工业文明的套路，重新设计，整个砸烂，另起炉灶的大问题。一旦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都将一一迎刃而解。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大问题，所以必须采取根本解决的观点，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同时搞政治、社会革命，一次彻底解决。

胡适还犯了个语病，明说不谈主义学说，但杜家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主义和学说，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胡适名为讨论问题，实则借此次文化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改良。他还为此特别敦请他的老师杜威亲自来中国助阵扬威。同时，英国的思想界权威罗素，也被张东荪请到中国来从旁帮腔壮胆，鼓吹改良的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当然，俄国人也没闲着，派来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协助李大钊、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于此可见，中国的事，从此也是世界的事；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结而言，这次论战，和盘展现马家李大钊关怀民瘼的仁者心怀；子曰：博爱之为仁，此之谓也！

后继有人

由上可见，李大钊对当时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这种认识和分析富有极其深刻的预见性，他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也极富于哲理性、原创性。正是主要在他的启蒙和引导下，五四后期体现仁道的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义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一枝独秀。此后的中国社会，正是朝着他在社会的革命实践中用鲜血划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论」的大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杜家的胡适、孔家的梁漱溟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划出的方向前进。

李大钊的好学生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开国领导人，

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奇迹般地初步完成了他振兴民族的志业！

历史雄辩地证明，一心谋求人民福祉的中国化的马家，仁者无敌！

从此，神州免于陆沉之祸！从此，白首之中华，脱胎换骨，成为“青春之中华”!从此中国强势崛起，昂首屹立于东亚，傲然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值此五四百年之际，饮水思源，我们能不感戴前贤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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