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发言：化腐朽为神奇的枢纽和桥梁

化腐朽为神奇的枢纽和桥梁

——从文化层面理解五四运动的战略意义

姚有志

100年前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救国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起点。然而近年来屡次听到一种是非颠倒的奇谈怪论。这种奇谈怪论以五四运动期间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由，说五四运动是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严重事件。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文化层面为五四运动正名和点赞。

文化（主要指观念文化）是民族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基因、血脉和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从迄今6000年前后踏入文明门坎之日起，就创造出战天斗地、经世自强的祖源文化。到迄今2500年前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子学文化群雄并起的昌盛局面。然而自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极权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近2000年间，不仅道、法、兵、墨等诸家文化遭到冷落、限制乃至封杀或禁锢，对封建社会起稳定器作用的儒家文化，也不断遭到截取、扭曲和缺陷部分的无限放大。其间除隋唐等朝代外，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原创型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当然不能否认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延续的支撑作用与同化力量，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现的“征服者被征服”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自15世纪始，当西方挣脱了被宗教文化主宰千余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中世纪”，陆续启动并完成了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渔主导的产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病入膏肓的危重期。

有比较才有鉴别，碰撞中方显优劣。当西方乘文化、产业和政治三大革命的劲风，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扑向中国时，被封建文化冰水浸泡已久的中国社会，立马显出不可思议的麻木、迂腐和不堪一击。自18世纪末拿破仑时代起，西方政要和学者对中国社会有数不清的贬损、挖苦和讽刺。法国人贬损中国是“东亚睡狮”。德国人形容中国是“体内血液停止循环的冬眠动物”，最早殖民侵略中国的英国人讥讽中国是“东亚病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尤为难听，竟挖苦中国人是“木讷、痴呆、未脱离蒙昧状态的非人类”。唯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同时，预言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迟早将爆发革命而开创光明的未来。例如，马、恩在1850年初的一篇时评中就预言，未来中国将建立有别于欧洲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的国家名称叫“中华共和国”。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1840年，马克思主义诞生是1848年。虽然只是前后脚的事，但是由于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进一步毒化了中国的文化环境。那些有挽救民族危亡责任感的仁人志士，只能在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联合搭建的隧道内，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从魏源、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企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康梁维新，从孙中山连续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无一摆脱不了惨败或夭折的命运。到五四运动前后，知识界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把中国落后与屈辱的深层原因，指向“惨祸烈毒”摧残国民精神的封建文化。文化达人梁启超，洋洋洒洒1000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多是讨伐封建文化劣根性的战斗檄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发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的号召，揭露封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压抑和摧残。后来被毛泽东誉为新文化主将的鲁迅，于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向“吃人”的封建文化猛烈开火。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则认为，近代中国之坏，根在封建文化。他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之日起，就秉持“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的观点，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调动与集合新文化力量，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开战。很显然，当时“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包含民主精华成分的原创儒学，而是要打倒被封建统治阶级阄割了儒学进取精神，又放大了儒学保守因素的封建奴性文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语）。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分赃、出卖中国而引爆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文化运动，既是此前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变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更是把新文化运动转向面貌为之一新的中国革命的枢纽和桥梁。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传入中国足足经历了70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炮声，也足足传递了一年多，但在五四运动中孕育而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吹响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大变局甚至是千年大变局的前进号角，拉开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社会大革命的帷幕。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不妨追问，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为什么能在落后的农业国组织和调动起以农民为主要成份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物质条件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年间，能在朝鲜赢得打败相当于两个八国联军的百年雪耻之战，为什么能呈现“六亿神州尽舜尧”，亿万军民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的举国氛围，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出跻身世界大国强国行列的人间奇迹？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所创建的先进文化，引领了民族觉醒，焕发起民族自信，极大地提升和改变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层次和精神面貌。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文化救国是破字当头，以破为主，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则是边破边立，以立为要。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攻书最多，1万余种，近10万册。尤其是对马列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反复攻读，如《共产党宣言》攻读不下百遍，《资治通鉴》阅注过十多遍。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59卷本《毛泽东读书集成》，收录了毛泽东阅注和欣赏的书刊1242种，近2亿3千万字。

毛泽东著述量最大。仅2013年香港出版的52卷本《毛泽东全集》，就收录毛泽东的公开文稿10862篇，2015万余字。

毛泽东著作贴合实践最紧密。毛泽东著作，大都是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所升华出来的指导理论。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是指导实践的经典论著。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最科学。毛泽东一向反对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一贯坚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向反对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结合实际需求的改造制作，继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等等，在马列经典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倒是能从散布在优秀传统文化的零珠散玉中，找到其折射出的原始影像。

毛泽东精神世界最崇高、最恢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培育而横空出世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在斗争实践中所展现的崇高恢弘的精神世界，如“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信念，“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英雄气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奉献精神，以及其乐无穷的奋斗品格，以德报怨的大善情怀，人民至上的崇高观念，等等，以及由此衍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是红色文化大厦的支柱和灵魂。

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的红色文化大系，贯通革命与建设两个时期，链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节点，擘画出红色文化向前延续和发展的中轴线，架设起通往未来思想文化建设方向的桥梁。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华民族步入近代以来第二个百年大变局的新时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先进文化建设上做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的统一与结合上，创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决批判那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与新时代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污毒文化，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勇于站在巨人肩上创造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文化，才是对五四运动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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