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丁国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总共谈了5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4部分专门讨论文艺批评问题。显然，文艺批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当然，关于文艺批评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是“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第二是“一些不正确的”文艺观点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学界研究得相对较多，加上历史原因，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几乎成为人们对于延安文艺的标识性认识。然而，对这个基本的批评标准的合理阐释，建国后理论界并没有真正完成，而只是落在一种表面的理解之上，并将这种浅层的理解运用到了文艺批评的认知与实践中，造成了许多意料不到的损失；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谈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学界更是很少关注，仅仅将其作为所举例子去看，忽视了其在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大大降低了它的理论价值与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期待学界的批评指正。

一、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辩证阐述

毛泽东在第4部分的开篇即指出:“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868这一论断是非常重要的，起着给文艺批评定性的作用。强调文艺批评的斗争作用，无疑成为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作用和功用的基本认识。接着毛泽东继续谈到，“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这就指出了文艺批评必须发展的问题，其中也隐含着要通过文艺批评的斗争作用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意思。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不同标准之间的关系呢?毛泽东富有逻辑并以唯物辩证的态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一）两个标准的提出与判定其好坏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提到“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认为要从“好的”和“坏的”两个维度来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提出了判断这种好坏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即“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那么，什么是好的政治标准?什么是好的艺术标准呢?他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当然这只是从动机上来看，判定好坏还要结合社会效果，从政治上说，“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这也就是说，实践而不是理论才是检验动机的可靠保证。而从艺术上看，“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站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立场之上，毛泽东在强调“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还提出了“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观点。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才能掌握对各种文艺创作进行恰当确切的评价和判断的理论武器，仅看动机或者仅看效果，都是不够的。在这里，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的好坏问题给出了具体而合理的理论指导。

（二）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阐述

学界一直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批评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是不科学、不准确、不完整的。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到毛泽东的具体论述之中。在讨论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时候，毛泽东先提出了这样几个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原则：一是，“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二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三是，“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四是，“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而紧接着以上4点普遍性看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显然，在处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所要求的并不是先行罗列出来的4点普遍的原则，而是紧随其后所提到的“三统一”。这是“我们的要求”，这里只有统一，而没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毛泽东所说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说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讲话中接下来专门提出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即有学者将此称为两个“反对”的说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认为，“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别林斯基也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由此看来，在实际操作中做出内容与形式抑或政治与艺术的区分，并进而做出谁为第一、谁为第二的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所讲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看法，显然只是从理论论述的角度提出的，他从思想的基本认识出发概括了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必将坚持的判定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处理文艺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时提供一种孰轻孰重的价值或认识上的判断，而绝非提供一种可供现实运用的实际操作的方法和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也就是说，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点，实际上旨在强调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于强调“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的前提下“政治标准”对于“任何阶级”的意义，而不是真正阐述文艺批评“两个标准”之间的应然关系。何况，从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观点来看，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一定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很难彼此剥离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三统一”的原则才应该是对于延安讲话文艺批评标准最合理的界定。这一认识，能够避免批评者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人为割裂政治与艺术，把政治标准第一变为政治标准唯一，只谈其政治意识或只凭其政治表现而对作品做出好或坏的评价的情况；同时就实际操作而言，我们也不可能在评价作品时，机械地先说政治再说艺术，非要区分出第一第二不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对毛泽东相关论述的误解和曲解。恩格斯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一个成功的艺术品，也一定是政治和艺术有机结合或统一的作品，这里并没有也不会真正存在第一第二的问题，而只有要不要结合或统一，抑或结合或统一得好与不好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在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这就是首先承认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然后是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问题，第三就是要完整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毛泽东提出的“三统一”问题；而且这里还必须看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只是“三统一”中的一个“统一”。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内容和形式”“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问题。只有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具体论述，理解文艺批评标准的具体内涵，准确把握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三统一”原则，即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的最高原则。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希望他“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即“三融合”。“三统一”的相关表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论述是一致的，而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1940年5月延安就出版发行了第一本由曹葆华、天蓝合译的马列文论译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毛泽东当时是否已看到了这本译著，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并在自己的讲话中融入了他们的思想，目前笔者尚未找到确切依据，但他们看法的不谋而合却是显而易见的。

单纯地强调政治标准是不对的，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第一理解为政治唯一，艺术第二理解为艺术老二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文革”时期极“左”文艺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曾提出了区分科学艺术的“香花”与“毒草”的6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6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并且着重指出:“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显然，在这里毛泽东仍然强调了评价艺术还要有艺术自身的独立的标准的问题。同时，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能是狭隘的，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讲话中讲到，“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延安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而不是别的，这就是当时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政治”。

当然，如果借助于“三统一”的原则而单纯地强调艺术也是不对的，其危害也是不能小觑的。恰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思想曾导致人们长期忽视文艺的艺术审美维度一样，新时期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客观上又造成了一些人对于文艺的政治维度的疏离，尤其是随着大量当代西方文论的引入，对这种疏离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现象，都是忽视政治标准而过分张扬艺术标准所致。为此，今天重申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三统一”原则的应有面目，能够更好地推动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三统一”原则是对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的解读，对当时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理论提升是有教育作用的，而讲话中对8种糊涂观念的论述辨析，则可以看成是对这种理论在政治方面存在问题的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诠释和注解，对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模糊认识乃至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二、对八种糊涂观念的理论辨析与批判

在着重阐述了批评标准问题之后，毛泽东又重点谈到了8种当时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并对这些错误认识或模糊观念进行深入的辨析和批评。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批评比单纯的理论阐释更有现实针对性，对当时提升文艺批评的批评功能和作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当时延安整风的大背景下，对文艺界存在的这8种糊涂观念的批评，有利于统一和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识，更好地将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使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多做贡献。

毛泽东所批评的发生在延安时期的8种糊涂观念主要是：（1）“人性论”；（2）“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3）“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4）“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5）“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6）“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7）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8）“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这8种糊涂观念虽然都是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但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些人的看法，普遍存在于延安时期的文艺现实中。当然，从以上这8种糊涂观念所呈现的内容和反映的问题看，我们又可以把它们大体归纳为以下4类。其中（1）（2）为一类，主要涉及的是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问题；（3）（4）（5）（6）为一类，主要是暴露和歌颂的问题；（7）为一类，主要是动机和效果或者说是立场的问题；（8）为一类，主要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创作的关系问题。通过对这4类8种错误观点的剖析，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和呈现。

第1类中关于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当然有”，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为此，他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性等。结合当时延安的实际，他尤其重点分析了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性观问题，认为他们所鼓吹的人性观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观一样，都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毛泽东对这种人性观在艺术中的表现进行了批评:“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显然，毛泽东把“人性论”作为第一种糊涂观念提出来，就是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性论”，在当时的延安很有市场，将之作为文艺理论基础在文艺界危害极大，对延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性论”思想的批判是文艺界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之一。

毛泽东批判的第2种糊涂观念即“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理论逻辑上讲与“人性论”有着相近、相似和一致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或者所谓圣人、贤人所提倡的“人类之爱”，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毛泽东认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当然，毛泽指出：“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他认为，“这是人们的常识”，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懂得这一道理。

通过对以上两种糊涂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抽象的人性抑或唯一的人性、爱或者人类之爱都是不存在的，人性与爱是具体的，与现实实践相关联。我们只有将它们放在具体的阶级社会的语境中，才能科学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它们。如果将它们作为抽象的或者脱离现实的东西去看，并将其视为文艺理论或文艺批评的基础和出发点，就必然是错误的，值得格外小心和警惕。

第2类糊涂观念中主要包括4种具体观点，但总体来说就是如何看待写光明和写黑暗、暴露与歌颂的问题。针对“写光明和黑暗并重”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是暴露黑暗，有些甚至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而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则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自己写成神圣，他们所谓的光明和黑暗则是颠倒的。与以上两种现象不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的，当然，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写反面人物，但这种描写只能是整个光明的陪衬。其实“写什么”的问题，就是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当然，毛泽东也指出，这并不是说人民大众没有缺点，只能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等看法的错误所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暴露、歌颂、教育和提高3种不同的方式，并对这种3种方式的适用对象作了详细分析和理论阐释，厘清了造成这种糊涂观念的原因所在，从思想深处解决了暴露谁和歌颂谁的问题。

关于是不是“杂文时代”，要不要“鲁迅笔法”的问题，毛泽东也做了非常中肯而符合实际的分析，他重点谈了鲁迅所处的时代和边区、根据地所处的历史语境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具体来说，在边区、根据地，“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另外，“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当然，毛泽东同时指出，“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显然，针对什么样的对象，运用什么样的讽刺，审视所处的时代，选择所用的笔法，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象区别对待，毛泽东立足于边区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对杂文时代和鲁迅笔法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这一分析对廓清当时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较为盛行的“还是杂文时代”的糊涂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极强的时代针对性，与歌颂和暴露问题息息相关，一脉相连。

第3类也就是第7种观点，从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表现”不好的问题，与立场、思想动机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前面已经讲过的关于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观点，即判断一个问题的好坏，既要看动机也要看效果，二者缺一不可。而在这里，他更是直截了当地以反问的方式，再次明确这一点，认为效果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他说，“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显然，认为只是“表现”不好，而不是立场出了问题的观点，同样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是替自己开脱责任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了这种立场的错误，批判了这种“好”心的片面和虚假。他指出:“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毛泽东认为，“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无疑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不仅更加清楚地论述了“效果”也是“立场”的道理，同时还详细阐明了懂得正确立场、掌握正确立场的方法和过程，强调了实践对于正确立场的重要作用。这也就提醒我们，从事文艺工作，不能仅仅关注“表现”这些艺术方面的问题，而要从更深层的政治立场和创作实践上去寻找原因。

第4类也就是第8种观点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会妨害创作情绪。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是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的，并于1930年11月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这种方法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对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显然，这种拿艺术图解政治世界观的作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是一定会妨害创作情绪的，但这不能成为人们放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毛泽东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在他看来，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作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作用由此可见。

毛泽东所谈到的以上8种错误观念，既是最基本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际上从今天来看这些问题，有些也还远远没有解决，比如人性论的问题、不变的人类之爱的问题、写谁的问题、怎样写的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写作立场的问题等等。毛泽东对8种错误观念的分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在最后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指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足见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视程度，他是将它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来看的，他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具体阐述，在今天也有极强的针对性。他所谈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观点，体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践悟和认识。

毛泽东对8种观念的分析，构成其文艺批评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出其文艺批评的鲜明特色；对8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体现了毛泽东的批评实践观，是其动机和效果相统一思想的又一呈现，是对其文艺批评“三统一”标准的补充和具体化。如果说延安文艺讲话中许多地方都是从正面提出了一些理论原则，解决了许多理论问题，那么对8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则是从反面提醒人们，应该警惕那些错误思想、错误观念、错误理论。通过对8种错误观念的批评，从理论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他都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出了答案。可以说，延安文艺讲话之所以影响深远，与毛泽东提出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密切相关，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中的文艺批评思想在毛泽东整个文艺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重点指出了在政治方面存在的8种糊涂观念并做了批判性分析，但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仍在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点。实际上，他之所以重点批评这8种糊涂观念，是因为这些观念已成为当时文艺界反映出来的必须高度重视的思想观念，严重影响了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就是:“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这就是说，虽然他看到了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但“更成问题”的则主要在“政治方面”。他谈政治方面的这些错误观念，与重视政治抑或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并无必然的联系。

三、结语

以上对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文艺批评观的相关论述，旨在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及其历史出场的语境之中，从而探求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的本来之义，为完整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批评观，尤其是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文艺批评标准的重新认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然，认为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并不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并非笔者首创，实际上此前已有多位学者谈到了类似观点，如嵇山就提出了延安文艺批评观是“两个标准”与“三个统一”的观点。在他看来，仅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两个批评标准，是很不确切的。实际上，它不但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与批评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在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审美统一中进行考察的批评标准与批评原则。他认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两个标准”与“三个统一”的观点是一套完整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系统，两者是分析与综合的彼此转化、往返流动的辩证关系，其中前者一般应受制于后者。如将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无条件地重前轻后或是此非彼，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与文艺批评中应有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势必在理论与实践上给文艺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三个统一”既是无产阶级对较好或最好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无产阶级进行文艺批评的较高或最高的标准与原则，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尚延龄则强调三个“统一”与两个“反对”才是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基本内容。他认为，毛泽东“明确指出的三个‘统一’、两个‘反对’是他对无产阶级文艺批评标准的科学、准确、全面的表述和概括”，而“‘第一’、‘第二’之说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体系，又不利于革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刘文斌也认为，“所谓的三个‘统一’和两个‘反对’，才真正是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标准观。将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标准观说成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则是对《讲话》的误解”。显然，从这些学者的相关论述当中可以看出，对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片面认识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引发了一些研究与讨论，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也没有改变人们对于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原有看法。

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不能完整把握延安文艺讲话文艺批评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一目的的原因，也有文艺讲话本身即为一个政治事件的原因，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1942年5月28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3部分曾经讲到:“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就是说，延安文艺讲话，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次思想改造活动，而不是文艺改造运动。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文艺批评，实际上也在于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它与延安文艺讲话的思想改造作用是一致的。正如刘文斌所指出的，“文艺批评这一武器，既可用来批评错误乃至反动的文艺思想，还可用来批评错误乃至反动的社会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者往往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在当时的延安，对于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思潮的批评无疑是居于主要位置的，这也是一直以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从政治而不是从艺术角度来理解延安讲话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就导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愿意坚守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而不愿也不想回到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文本中去客观完整地进行分析与理解的原因所在。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讲话第4部分第一段中所指出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本文对于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观的理解可能仍不完善，同时由于材料的局限，很多问题也无法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而只想借此说明，理解讲话既要基于对文本的解读，也要基于对历史现场的了解，同时还要了解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误读与流变，以及重视今天重新阅读“延安讲话”的当下立场。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吃透这个今天看来仍然“复杂的问题”，多做些研究，使“延安讲话”的文艺思想能够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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