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王真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9-07-26 970

王真

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陈云也步入晚年阶段，但他仍然不懈奋斗，为改革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这一时期，他对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是他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的一个光辉亮点，是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深刻启示。

新时期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及其当代价值

一、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背景因素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素，是他总结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综合性认识的成果。陈云没有使用过“风险”这一概念，但在他相关大量论述中却充满很强的风险意识，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抵御执政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总结历史的沉思：恢复毛泽东所倡导的“六有”政治局面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概念的当属毛泽东。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里虽然没有对风险问题展开论述，但已阐明造成“六有”政治局面才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这种政治局面没有能够完全造成，甚至受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全面拨乱反正，这是“六有”政治局面得以恢复的宏观背景。陈云及时把握恢复这种局面的契机，阐明恢复这种局面的重要性，指出：

【“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

说这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因为它对贯彻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具有前提性，这是凝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

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对“六有”政治局面的破坏严重，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即使最高层的党内生活也不正常。据叶剑英回忆，当时党内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就是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远新)，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像叶剑英这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陈云在1977年12月10日曾问过华国锋在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回答是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陈云感到，连党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由此而来，党的民主集中制无法贯彻，党内的重大决策变成个人决策，失误和风险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可见，能否形成“六有”政治局面并巩固发展下去，确实关系重大。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强调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一整套作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样“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陈云在新时期伊始就提出恢复和扩大“六有”政治局面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思考。

（二）面对现实的忧患：党风和社会风气中出现的问题必须抓紧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政策逐步落实，然而有些干部却私欲膨胀起来，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甚至严重腐化堕落，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

【“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头10年，党中央严厉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生活腐化型。如原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长期与一有夫之妇通奸，并滥用职权为这一妇女提职、提薪，将其拉入党内，帮其出国“考察”，为其亲属谋取私利，包庇其弟走私、行贿受贿。中纪委于1987年1月17日作出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后被判处两年徒刑。二是经济犯罪型。如原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主任、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利用职权大量侵吞缉私物资，索贿受贿达69749元，被依法判处死刑。三是子女犯罪型。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命令，三犯随即被处决。陈小蒙、胡晓阳均系高级干部子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失职渎职型。1987年5月大兴安岭林区特大火灾案，过火面积达1.01万公顷，受灾群众56092人，其中死亡193人，经济损失也极为惨重，这主要是由于林业部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有关林业企业管理上的混乱状况造成的。林业部长杨钟被撤职，相关责任人被追究责任。与此同时，一股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风潮迅速形成。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改革措施出台的时间差，抢先获利，使自己先富起来；一些党政机关与社会合办企业，形成官商结合的企业；社会上一些人则利用高级干部的社会关系搞皮包公司，大发横财。这些“官倒”之风同样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3年至1987年，全党共有65.6万人受到各种党纪处分，其中15.3万人被开除党籍，而这中间就有一些行贿受贿、弄权渎职、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严重的领导干部。

执政党的主要风险是内源性风险。这种风险源于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陈云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任中纪委书记，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纪委的主要任务。197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自觉地以身作则，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起模范带头作用，与人民同甘共苦。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11条专门就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作出规定，提出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等“五个禁止”。从1984年至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陆续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不兼任经济实体职务的补充通知》等近十个文件，对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对严重的腐败案件，陈云支持邓小平的观点，要严厉惩办，他说：

【“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就是他面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中出现的问题而形成的，反映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三）着眼未来的发展：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开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抵御执政风险必须选好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着眼未来发展的长远之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能够胜利开创的基本保证，但这个集体主要成员的年事已高，如何保证改革大业代代相传，这是陈云的一个战略性思考。以1978年为界，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已经81岁，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也已74岁，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69岁，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73岁。除中央领导层外，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一线工作，日夜操劳，但其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繁重的领导工作，并且经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用陈云的话说，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陈云还现身说法：

【“我身体实在不行。我不是偷懒，不是假装，我实在不行，一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右眼睛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了。”】

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减轻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书记处的12位成员也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鉴于这种状况，陈云多次提出要成千上万地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指出：

【“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

他告诫不要等到老同志倒下来的时候，被迫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对党的工作很不利的。

陈云这里说的“极大危险”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文革”中“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存在，而且他们有年龄上的优势。王洪文1975年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

【“十年后再看。”】

邓小平说：

【“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对这种潜在的严重风险，陈云也有同感。这就要加快填补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真空地带，不能让王洪文一类的人有隙可乘。当时，各级党组织在干部梯队问题上还没有认真考虑并拿出具体方案，陈云感到很严重而紧迫。他在相关会议上多次讲到接班人问题，提出组织部门要设一个专门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要熟悉4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指出“三种人”中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他强调要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二、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基本点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基本点：

（一）主张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且他建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因为有党的整个历史，

【“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决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增写了这一部分内容，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党的历史，有助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陈云为《决议》起草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四次同有关人员谈话，指明起草应把握的要点，特别是他结合自身体会谈了毛泽东同志四方面历史功绩：一是毛泽东同志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责任；二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毛泽东同志提倡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哲学，对全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四是毛泽东在总结陈独秀、王明等人错误教训中得出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陈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许多老干部虽然被整得那么厉害，但仍然相信他，仍然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是党抵御执政风险要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能否对此作出科学评价，不只是其本身的历史定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认识，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向和前途命运。由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又没有能够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在评价问题上难免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如果不适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出现思想上以至政治上的混乱，不仅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而且会削弱和瓦解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当时，邓小平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

【“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

因此，在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是具有潜在风险的，需要党中央尽快拿出一个正确的意见来，并得到党内外的广泛认同，从而将潜在风险及时化解掉。陈云主张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和科学决策，对《决议》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他对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贡献。

（二）指明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够实现天下大定

陈云对人民生活一直非常关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曾致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就安排好人民生活、解决好吃饭穿衣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当前财政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其中特别讲到要搞好副食品供应，说“这件事情对人民的生活关系很大”。进入新时期，陈云对民生问题更加重视，这一方面因为民生问题有历史欠账，不能再长期拖下去；另一方面就是全党上下关注改革发展，容易出现忽视民生的问题。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说：

【“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1979年3月25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陈云再次讲到这件事，并说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以引起大家的重视。陈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国的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特别是农民的温饱问题更为严重，这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对此，陈云指出：

【“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在当时诸多民生问题中，陈云认为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1979年3月25日，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作为主任的陈云讲了五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强调注意粮食问题，指出：

【“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

他提出，粮食周转库存降到360亿斤就要发警报。他主张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依靠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手里要抓一点粮食。陈云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稳定一点即可稳定全局。

古人有言：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问题，这是党的执政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本原因。陈云对民生问题的战略思考，是党的民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思考的战略性，就在于把民生问题提到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天下大定”这四个字足以说明民生对稳定的分量。陈云当时把“定”的基点是放在粮食上的，这是具有战略性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天”即民生所依靠，也是民生问题的底线。如果这条底线守不住，势必天下大乱，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农民起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陈云提到延安时期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这件事，其性质虽然与农民起义不同，但都起因于粮食问题。我国粮食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五次波动，其中有三次超常波动，这也警示对粮食问题要高度重视。陈云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但他善于从政治高度来审视经济问题，指出：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基本观点的运用。陈云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正是从政治高度来思考问题，因而更具战略性意义。

（三）阐明执政党党风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陈云根据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而作出的精辟论断，对全党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从执政风险角度领会这一论断，其内涵主要有三层；一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可以造成最大的风险。即是说，党风要出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其他任何一种执政风险，都没有这种风险所释放出来的负面能量巨大。二是执政党的党风风险更具人为性。执政党是党风的主体，党风如何主要取决于执政党自身。国际上较早研究风险问题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

【“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这即是说，风险和人为因素是分不开的。执政党的党风酿成的风险，较之于其他风险更多地决定于人为因素，因为党风的主观性和群体性很强，它是作为党的整体和多数党员的态度和行为而存着的现象，党风的风险性如何，就要看这种态度和行为如何。三是执政党对党风的风险趋势具有选择性。生死或存亡，这是两种选择。选择的主动权在执政党手中，既可以使风险化险为夷，也可能使风险愈演愈烈。究竟如何，这就要看执政党面对风险的态度，要看执政党应对风险的能力。

陈云围绕执政党的党风有关党的生死存亡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思考。一是党风建设的紧迫性和长期性问题。陈云指出：

【“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抓紧搞，就是要有紧迫感；永远搞，就是要有持续性。所以如此，因为生死存亡的风险威胁对执政党是始终存在的。二是以党风带动社会风气好转问题。陈云指出：

【“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他认为，党风和社会风气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非不分，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这不只是党纪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高度，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党内做起。三是党风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陈云指出：

【“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好的党风可以为民主集中制营造气氛，而坚持民主集中制党才能兴旺发达。四是党风对改革的重要性问题。陈云指出：

【“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必须通过整顿党风来解决，没有好党风，改革就会走邪路上去。为此，他强调：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邦’问题。”】

陈云对党风问题的战略思考，着眼于党长期执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思想的深刻性、预防的前瞻性，对党抵御执政风险有着长远指导意义。

（四）要求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入

改革开放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陈云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反映出他强烈的风险意识。陈云指出：

【“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告诫要“严重注意”这种“渗入”】

现象，认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陈云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些人看见外国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陈云还高度关注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指出：

【“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

他建议中央应该切切实实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渗透的主要方式。对此，陈云指出：

【“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他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透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后却出现忽视精神文明的问题。陈云告诫，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的整个事业就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他还提出许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如抓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抓好党风；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要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他表示：

【“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改革开放条件下，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渗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陈云这方面富有远见而又颇具力度的战略思考，对新形势下加强这项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五）提出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党抵御执政风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因此，陈云高度重视选拔中青年干部，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陈云指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为只有这样，大批老干部退出才能接替上；才有较大选择的余地，把班交给可靠的人；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兴风作浪分子今后闹不起大乱子。陈云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青年干部。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要看到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要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挑担子，逐步成熟。陈云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关，除了“三种人”不能提拔外，还有两种人不能提拔，一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二是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提出，要注重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职务，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并使之成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陈云认为，邓小平的“台阶论”是对的。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有台阶，一级一级地上来是必要的，这样他们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陈云建议，组织部门要设立专门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技术干部局，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熟悉4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这些论述反映了陈云对选拔中青年干部全面深入的思考。

选拔中青年干部首先要看德，这是陈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组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情况的材料上批示：

【“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重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同年9月6日，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到这一问题时说：

【“德才相比，我们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9月12日，他又就这一问题作出批示：

【“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

陈云强调首先要看德，不仅出于我们党选拔干部的一贯方针，而且在于干部出问题往往都是出在德上。陈云所说的不能提拔的三类人，都是德的问题。德出问题，是党执政的严重风险，甚至可以毁掉党的整个事业。因此，从选拔中青年干部开始就把好德这一关，尤为必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党的干部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阐明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这是从中央全会层面上对“首先要看德”的制度规范，也使我们更加领悟到陈云当年这一主张的重要意义。

三、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战略思考的当代价值

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党的执政历史不断延伸，风险几率不断上升。提高党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是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战略思考的当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愈发显现出来。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我们今天居安思危、拒腐防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抵御执政风险必须有风险意识，而风险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通常是指感觉到周围世界出现了严重情势或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忧惧和警觉。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就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政治意识。陈云针对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指出，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他告诫：

【“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这给我们以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政治警醒。这种忧患意识是问题意识。陈云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和及时提出问题。如他所说的建国快30年了，吃饭问题不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但要“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要充分注意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有问题意识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察觉风险，从而防范和化解风险。这种忧患意识是危险意识。陈云在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中多次用到“危险”一词。如他在讲到“文革”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时指出：

【“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在讲到干部问题时指出：

【“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

在讲到理想问题时指出，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危险是风险的表面化，是更加直接而紧迫的问题。陈云提到这些危险，更说明他忧患意识的强烈。这种忧患意识是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的深层是责任意识。他把选拔中青年干部视为“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说“这件事情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胡锦涛同志所说“四大考验”、“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不断提高抵御风险、拒腐防变的能力。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蕴含深刻的科学理念，对我们今天把握规律、安全执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是蕴含科学理念的思考，反映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陈云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陈云回顾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学哲学时深有感慨地说：

【“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是陈云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的历史的深刻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深刻认识并自觉遵循这些规律。认识和遵循规律的自觉性越强，出现失误和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如何认识和遵循规律的思考。由此，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执政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上，也包括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和总结上，强调必须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党抵御执政风险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科学理念。陈云坚持科学统筹的思维理念，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陈云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但强调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统筹好二者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提出要正确处理民生和建设的关系，

【“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

新时期，陈云又指出：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就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曾开展过讨论，但在实践中却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好，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不协调现象。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作为一种科学理念要牢固树立起来，就要像陈云那样，始终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就是新形势下胡锦涛概括的以人为本。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能否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陈云所说的既要建设又要人民，建设才是可靠的，就反映了这种规律性，体现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建设的动力。陈云擅长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把端正党风作为一个主要着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任务繁重艰巨，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还一度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作日理万机、千头万绪，但他能够抓主要矛盾，这就是端正党风。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大命题，就是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自身建设的关键就在端正党风，这是改革开放至今都一直都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党风搞不好，社会风气就搞不好；党风、社会风气搞不好，改革和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只有端正党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大限度化解执政风险，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才能胜利推进。这既是共产党执政规律使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

陈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体现坚定的理想信念，对我们今天排除干扰、奋勇前行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陈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战略思考正是立足于这种高度，因而能够高瞻远瞩、信心满怀。陈云坚信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法则。他指出：

【“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国内改革面临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在应对挑战和抵御风险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陈云告诫要时刻牢记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他指出：

【“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指出：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这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风险，其酿成的深层因素是对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迷失，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听任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等。这种迷失归根到底还是理想信念的动摇。胡锦涛指出：

【“理想的滑波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由此而会演化出一系列危及党的事业的严重风险。这就必须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筑牢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政治防线。陈云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有坚强的党性，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改革开放后，一些党员、干部在消极腐败因素影响下淡化或丧失党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引起陈云的高度关注。他多次强调加强党性教育，指出：